平民的节日：北京“地摊儿”往事
撰文：侯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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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地摊从大明大清到上世纪 九十年代，几百年来兴盛不衰。 从抗战胜利后遍地军装、钢盔、水壶、美国饼干、日本眼药，到八十年代知青返程不好找工作，再到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下岗大潮……都是全城摆摊的时代。 北京话管摆摊儿叫“练摊儿”，像是在锻炼，有点戏谑的味道。 从小家里大人就说： “不好好学习，将来你农贸市场练摊儿去啊？ ” 用老年间的话说，刘伯温造北京这座八背哪吒城的时候，就给预留好摆摊的地方了。
人进入到文明社会以来，商品交易就是天赋的自由。同样，统治者和读书人则逛逛地摊儿，借此了解社会：“一则可以知道吾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问题），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陶孟和《社会调查》）
手艺人、旧货商人是职业练摊儿，其他任何人都能临时练摊儿，以贴补家用、临时救急或干脆腾地方。坐商是开店的，游商就相当于是摆摊儿，可拿块哇单（北京话：包袱皮儿，这个词源于满语）找块干松地方往地上一铺，立即营业，南方话叫摆摊头。广义上的地摊儿并不非得放地上，端着盒子路边卖烟的，挑着担子卖水仙花儿的，推车摊煎饼和鸡蛋灌饼的，甚至路边上打开汽车后备厢卖衣服、卖毛绒玩具的，街头画像、代写书信对联的……只要能随时“搬家”的都算地摊。从小在地摊儿上见过，画家左手持扇面右手执毛笔，篆刻家左手持印右手执刀，作品瞬息可就，给钱拿走。
地摊儿是流动的，哪儿人多上哪，一定要蹭流量；所卖的东西不论贵贱，都没有明码标价，一律张嘴讲价，想退货要看运气了；还不会有字号，如果非要起的话，可以叫：“低头斋”。
老北京旧书摊
逛地摊儿之意不在买而在逛，光看热闹，听各种调门儿的吆喝就够了。相声里的《卖布头儿》、《卖估衣》中对吆喝的模拟，都是源于过去的生活，只是稍微有所夸张和艺术加工。卖布头儿的都是零七八碎的布块，十尺给你七尺就不错了。估衣是旧衣服，多是从当铺里来的。大凡骆驼祥子那个阶层的人，大多是从估衣摊儿买衣服穿，有的人不论四季只称一件像样的衣服，换季时穿着去估衣摊，脱下来挑一件应季的穿走，买卖都这家。现在看来不卫生，可为了生存顾不了许多。鞋子也有旧鞋摊儿，叫“一杆儿挑”。摊主坐着不动地方，您指着要哪双，他拿一根杆儿把鞋挑过来，试试觉得挺好，没准回家穿两天就开绽——十有八九都是旧鞋翻新的。
摆摊儿的地方有临时的有长期的，临时的就是庙会。京城有隆福寺、护国寺等众多明代大庙。隆福寺庙会时农历初一、初二、九日、十日，直至1930年时改为公历。每当庙会的日子，人们扶老携幼，全家出动来庙里上香，接着便是采购和娱乐，相当于乡下人赶大集。人们吃小吃看杂耍，买点旧书家什，一律尽有。从山门门口卖菜的，到寺庙里大殿之间的空场上，全是地摊儿。在瓷器摊可以给您配个茶碗托儿或茶壶盖，在电器摊搞电工的可以买零件拆装拼接。而除了庙会以外，天桥、厂甸、霞公府、东单、甚至各个城门附近，城墙根儿，都有地摊儿。
北京多有小市、晓市类的地名，这就是固定的专业地摊儿。“小市“指的摆地摊的市场，分早市、晚市和夜市——鬼市。“晓市”指鬼市，但人们在文字上混着使用，就不做区分了。早市是四五点到上午，晚市是下午到黄昏，而最能淘宝的是在凌晨三四点的鬼市。北京主要有三大鬼市：德胜门北河沿离果子市不远的鬼市，崇文门外的东晓市，宣武门外的西晓市。琉璃厂、骡马市大街等地有鬼市。有打小鼓儿的收来的古玩硬货，也有小偷小捋儿销赃的，每人提个马灯或手电，买的就是这种劲儿，便宜是便宜，很可能没好货。
最穷最破的地摊儿俗称叫穷汉市，多是午后交易。《燕京杂记》：“东小市之西，又有穷汉市，破衣烂帽，至寒士所不堪者，亦重堆垒砌。……西小市之西又有穷汉市，穷困小民，自在道上所拾烂布溷纸，于五更垂尽时，往此鬻之，天乍曙即散去矣。”得硕亭《草珠一串游览》见《清代北京竹枝词》：“西城五月城隍庙，烂贱沙罗满地堆。”那才是五方家什，什么破烂儿都有，比废品收购站强不了多少。而穷汉市上的人卖到没的可卖时，便会卖最后的资本——力气。多是卖单日的苦力或短工，主顾来了叫上就跟着走，拿到钱就奔小酒馆或澡堂子，明儿个吃什么？明儿再说。
由此看来，旧京民众摆摊和城市公共空间完全是一种融洽，不会和城市运转发生冲突，从地名就可以看出，集市的地方，摆摊的地方来相对固定，像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一样几百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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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主与客人之间的交易纠纷，以及地摊之间的商业竞争，正规一点的会有市场或商业行会来管，而更多的是民间三老四少，老少爷们自己来解决了。而人们所秉承的，是儒家文明为主的诚信，以及旧有的伦理道德。
过去在很多店铺门口的马路边上，都有人摆地摊儿。这种地摊儿不交税，由坐商来管理的。比如一家饭馆的门前有个切面摊儿、有个剃头棚，那么往往饭馆伙计煮切面或剃头不要钱，而摊主每年给饭馆送点礼物就行了，如果饭馆回礼回得很重，比如回了一只烧鸡，意思就不大欢迎摊主继续在这里摆摊儿了。这是靠着民间习俗自发地管理，并非靠什么城管和法律，也是中国自身的社会运转。清末北京有了东安市场那种最早的综合性市场，将周围各处摆摊儿的人集中到市场里来的。市场里有商业区，照样也有地摊儿区。
晚清北京集市
而鬼市上更是老一套，还有在袖口里划价的。
“咱俩拉拉手吧。我要这个整，这个零。”对方就知道了。方法是伸手指头让对方攥，从一到四都不攥大拇指，一是攥食指，二是食指和中指，由此往下。六是攥食指以外的其他手指，从七到十是袖口里打出手势，和现在单手比画数字差不多。要是张嘴说数字的话用暗语，各个行业的暗语都不一样。摊儿上的那点事，必然是低买高卖，免不了宰人或有“托儿”帮腔。这在古玩行和旧货行不能算欺骗，可以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比的就是眼力，玩儿的就是赌的成分，这也是生活的乐趣所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北京的旧货地摊从白桥挪到了什刹海荷花市场，后来又挪到了劲松，再后来有的潘家园。潘家园周末的旧货市场，凌晨四五点就有人来瘪宝——赌麻袋。论麻袋买故纸堆，能否淘到名家的手札便签，全凭运气，大凡启功、郭沫若的信札，大多是仿的。最能蒙人的是瓷器、名表，非内行不易鉴别。而过去讲究的古玩旧货摊儿，您买回家觉得不对，还能退货拿回来。
专业的“托儿”，并不形容商品的贵贱，是在不经意间递话，形容商品多么紧俏罕见，忽悠买家舍得多出点血。有的托儿甚至不说话，就跟那里围着作势。而真宰人的摊儿，俗称叫老虎摊儿，多是倚靠在古玩行业附近，是中国人说洋文卖洋古董给洋人，真可谓是虎吃羊了——专坑洋人，原汤化原食。一般都这样拽两句：“Lookhere！Wantnowant？（看这儿！要不要？）”甚至说，过去江湖行业中的“金、皮、彩、挂、评、团、调、柳”——相面的、卖药的、变戏法的、练武术的、说评书的、说相声的、卖戒鸦片药的、唱大鼓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摆地摊。在地面上圈个场子画个锅，就在里面打把式（练武术）、说相声，打钱来谋生。更有抽签卖卤鸡等等扑卖的形式，乃至套圈的、扔飞镖得奖的，都有各自的道行。
笔者从十几岁起就喜欢集邮并逛古玩铺，经常去逛米市大街路西东区邮票公司门口的地摊儿。能有人拿出整本的“文革”邮票甚至解放区野战军的家信、闽粤当地的侨批来卖，有的摊主当面给我背《兰亭集序》教我读书，还有的摊主张罗着给十几岁的我介绍对象。而有一次，有个年轻人一边抽着烟一边看邮票，临起开身走后，摊主骂骂咧咧：“这手怎么这么粘啊？（意在说来人手脚不干净，企图顺走邮票。）“那人转身，扭头把烟头照着摊主身上就拽，“我X！”俩人伸手噼里啪啦就打上了，可没打两下旁边的老太太就来劝：“别打啦，都什么岁数了，打什么打呀……“那俩人有点懵，我们岁数都不大啊。有愣神的功夫，就被人劝开了。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保安也没有警察，似乎还保持着靠年长者、资深者来评理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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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是整个市场的调节，过去大凡如果某种商品紧缺，也会组织去地摊收购，也是坐商的补充。可最苦的还是地摊者没有休息日和上下班的概念，要遭风吹日晒，很多人夏天晒得打着伞也要摆摊，生活困苦可见一斑。而猛然间一阵大风，人们又开始担心，地摊儿是雨来散，下大雨就真没嚼谷儿了。
很多地摊儿真是穷得没辙才去摆的，卖的东西惨不忍睹。经常有没牙的老太太在哇单上摆着几双鞋垫和几条创可贴，外加什么月票卡，驾驶证的夹子、扑克牌、发卡、头花儿、猴皮筋儿、耳挖勺等等，总共一兜子不过五十块，就那么一摆一整天，以换来买个烧饼馒头，比要饭能有个说辞。
摆摊和禁止摆摊，一直是关乎民生的争论。人生很难一直在舞台中间享受风光。旧京时很多明星混不上舞台了，也会摆地摊卖化妆品，名校的教授学生也会卖仪器或图书，而此时台上的官员便发令为了“整顿市容”而禁止摆摊的，民国时还有诗讽刺曰：
街头摆摆小营生，
夹道喧闹可不行。
为了市容须取缔，
不关吉普要横行。
而不少台上的人没准因为经历了日伪时期，在光复后被解职了——也摆地摊了。当年台上的台下的在小市中相遇，可能相逢一笑，顶多是种苦笑。四十年代，堂堂宣统爷的七叔贝勒载涛也骑上自行车，到德胜门外的小市摆摊。他在无意中有一次错将一个明代瓷器当作普通的给卖了，一下次传扬开，不少人摆摊儿的都认识他，恨不得先给贝勒爷请个安。
爱新觉罗·载涛
据说有不少大老板企业家，甚至老字号的传人都是摆摊儿出身，但总共发家的也没几个，因为发家了提及练摊儿是展现自己的当年之勇，没发家的还在苦海里挣扎。全聚德的老板是摆摊卖鸡鸭的，东来顺的老板是东安市场北门摆摊卖豆汁、扒糕的，现在的海底捞、周黑鸭，甚至名企业家中的柳传志、宗庆后等都摆过地摊儿。尽管过去摆摊儿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求温饱，不是长久之计；但人们愿意相信，通过摆地摊能填饱肚子，还清债务，会有个好的未来。
在过去，练摊儿对不少人来说，还真令人吃不了那个苦，也拉不下那个脸来，其实无所谓。人生和经济发展一样，本身就是波峰波谷，发家败家本是云聚云散，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有钱，也不会永远没钱。要能享受最好的，也能凑合过最穷的。
又想起八十年代的时候，北京街有倒卖电子表或大蛤蟆镜的，多是流里流气的小伙子，路边拦上一大飒蜜（飒爽英姿的大美妞），伸手一撸袖子或敞开外套：“广州来的，最新款，要么？”
都是生活的苦乐，也是细碎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