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医学系列讲座（十二）（中）
新安医学的科学内涵（中）
作者：黄辉、王键、蒋怀周
编辑：看云楼主人
校对：卜菲菲
把握规律，创建理论新说
科学不仅要反映客观事实，更要反映客观事物的固有规律，其内涵更在于对事物规律性的认知和把握。
新安医家不仅善于发现新知，而且致力于前沿知识的拓展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科学价值的学说，营卫一气说、命门动气说、外损致虚说和卫气营血辨证说对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治规律的把握，就是典型的例证。
“营卫一气说”是明代汪机为修正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而提出的新说。汪机吸收引进《黄帝内经》“营气”这个阴阳一体的概念，并根据“营卫同源”的原理，提出“营中有卫，营兼血气”的观点，又在卫营阳阴关系基础上，阐明了阴阳有余与不足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现代研究认为，脉管内血液中的各种营养物质相当于营气，而血细胞中包括各种白细胞如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淋巴细胞等，都是非特异性免疫细胞，具有“卫气”的性质。
白细胞能够以变形运动穿透血管内皮，到达周围组织，吞噬、消灭入侵的细菌等病原微生物；其中单核细胞穿出血管后，又可演变成巨噬细胞，巨噬细胞也能做变形运动，并有趋化性，印证了卫气慓悍滑利，具有游走、穿透的特性，一旦遇到外邪侵犯，即可窜出脉管之外以御邪[17]。
可见“营中有卫”、“营卫同行经脉之中”的论断是有科学基础的。粒细胞在吞噬有害物质时能量代谢突然增加，白细胞杀死细菌需要大量能量供给，而微血管中的各种营养物质(营气)一部分转入到组织细胞内以供给营养，另一部分进入白细胞中，供给白细胞免疫防御所需的能量，印证了营卫阴阳之间互补互充的辩证关系[18]。
可见，“营卫一气论”极具实证性，“营中有气、营兼血气”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
“命门动气说”是明代孙一奎为探明生命的原始动力、探索生命的运动规律而发明的新说。
孙一奎在易理学说启发下，以豆瓣发芽（植物生长点）取喻比类，指出人体胚胎在还不能判别男女时，二肾中间“所生之根蒂，内含一点真气”即为动气，乃阴阳之根蒂，造化之枢纽，“以为生生不息之机”。
现代人体发生学认为，生命从受精卵形成胚泡着床到发育为各个器官至少3周，胚胎初具人形需6~8周。胚胎中有一“根蒂”，即连接羊膜囊与滋养层呈蒂状的“体蒂”，而动气命门就犹如孕育生命的枢纽或根蒂，在胚胎还没有形成人形之前、内脏器官还没有形成之时已经产生，它启动了五脏六腑的生成，控制着脏腑的生长发育和功能协调，形成了以脊椎为中心的生命整体。
从基因调控理论来看，动气命门作为生命的起点，犹如生殖之精所承载的基因，是生命演化的信息密码，是一挂生命信息演化图谱，生发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与现代遗传学操纵子模型十分相似，在分子遗传学中，操纵子作为基因调控的一个功能单位，是一个DNA片段，又是一个活的连环，由于操纵基因、结构基因等的连锁，加上诱导物、阻遏物等作用，产生了互相协调作用的种种变化，并朝着一定的功能方向发展，最终表现为一种活力或动力的性质。
从整体调控系统看，现代医学证实人体“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I)具有自身平衡与全身整合机制的功能，命门非脏非腑、非水非火，三焦无形而为元气之别使，与NEI网络性质十分相似，调节命门可以改善紊乱的NEI网络。
从更高层次看，人体内应有一“命门-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以完成对内环境稳态及循环、呼吸、消化、泌尿、造血、生殖等系统的调节整合。作为生命运动最高层次的概念，调控命门的阴阳即可以改善肝心脾肺肾的阴阳失调，对各系统疾病发挥治疗作用，尤其是阳气亏虚所导致的各种慢性病证[2]49~51。
此说逻辑推理环环紧扣，富有形而上意义的系统思考，探讨了人体生命的演化模式，实质上是赋予了哲学以生命科学的内涵和生命力，闪烁着古人智慧的光芒。
“外损致虚说”是清代吴澄在归纳总结前贤内伤虚损法中补充提出的新说。外界病邪侵袭人体导致虚损病证，最典型的莫如艾滋病。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是由于感染了攻击人体免疫系统、严重破坏免疫功能的艾滋病病毒（HIV）所致，以进行性CD4细胞数量减少与功能受损为特征，终晚期呈现极度恶病质，一派元气亏损、精气不足、脏器衰竭之象，即吴澄所谓“真气大伤，终成外损之症”，属温疫导致的全身慢性进行性虚损性病变。而其他外邪长期侵袭人体，也会“缠绵日久，渐及内伤”。
至于“已有一内伤虚损底子”，外加邪侵，虚损更不待言。如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在病情缓解之后如突遇外感，往往血红蛋白迅速下降，导致病情反复加重。“外损致虚说”无论在发病学还是在治疗学上，都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和意义。
“卫气营血辨证说”是清代叶天士论述温病由卫分→气分→营分→血分渐次传变的顺序、规律、辨治大法与用药的新说。
从20世纪50年代治乙脑、流脑，60年代治病毒性肺炎，80年代治甲肝合并乙肝、流行性出血热，到2003年至今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的诊治等，包括蒲辅周、周仲瑛等名家在内，均以卫气营血辨证为指导分期或分型治疗，均取得良好疗效。
现代临床研究证明，慢性乙肝肝组织病理学分级分期与中医卫气营血辨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免疫球蛋白A（IgA）肾病在病变过程中有明显的卫气营血变化；SARS发病进程呈现气分、气营两燔和血分3个阶段，基本遵循卫气营血辨证规律。
卫气营血辨证还得到动物模型实验各项客观指针的印证，如舌面湿度和酸碱度、血清钾、血清钠、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淋巴细胞转化率、溶菌酶含量、病理解剖、血液流变学、微循环、血浆内毒素、细菌培养等指标与各证之间相关性强[19]。
叶天士从实践中构建起的温病理论框架，不仅得到实践的验证，而且卫气营血4个阶段与西医将疾病过程分为前驱期、明显期、极盛期、衰竭期4个时期也是一致的，至今仍有较高的科学实用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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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会贯通，不断引申发明
科学还有一个不断深化提高、不断进步发展的过程，新学说新理论往往都是在纠正前人的错误，并在原有理论学说基础上修正、改进和升华而形成的。
一代又一代的新安医学家，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善于发现、敢于突破，不断地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推理深化、推衍完善、推导新说，譬如从营卫一气到命门动气，从培元论到火热论，从固本培元到元气划分阴阳，又从元阴进而分别推引出补脾阴养胃阴之治和养阴清润之说，全面完善了新安医学的理论体系。
元气作为生命的原始动力，是《难经》首次引入医学领域的一个概念，并认为来源于先天，化生于下焦命门（右肾）；到了金元时期，李东垣又补充了“胃气为元气”的含义。
明代汪机面对朱丹溪学说盛行过度，时医动辄滋阴降火、戕伤元气的局面，尊重客观事实，不盲从权威，不回避矛盾，通过理性思考、比较和分析，提出了“营卫一气说”，以营气为切入点“引李入朱”，临床上形成“温养气血，固本培元”的特色治法。
汪机及其弟子培元以“脾胃元气”为主，而其再传弟子孙一奎则修改了命门的概念，以非水非火的肾间动气为命门，创立了“命门动气说”，侧重阐发了下元虚寒之治，并与“营卫一气说”相结合，认为先天命门元气与宗气互相为用，宗气又推动营卫之气，形成“原气-宗气-营卫之气”的动能之链。
众所周知，临床疾病中虚证具有普遍性、多发性，“老年必虚，慢病必虚，重病必虚，多病必虚”，机体免疫力低下、内分泌机能衰退和脏器功能衰退既是疾病发生的基础，又是影响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
现代研究发现，免疫系统与脾虚证及脾肾阳虚证密切相关，细胞免疫紊乱、免疫器官和功能损害，是脾虚及脾肾阳虚证的一个重要表现。
临床与药理研究证明，运用人参、黄芪、白术、附子等固本培元，能够调节非特异性免疫、调动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促进造血、改善心脏功能和血流动力学指标，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整体抗病能力等，合理应用对慢病久病、重病虚证、老年病、多器官疾病等具有不可替代的治疗作用[20-21]。
培固脾胃元气对于任何疾病、任何阶段，无论是从营养和药物作用来看，还是从增加自愈能力来看，都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而温补脾肾固下元对慢性顽固性水肿、心脏病、肺心病、心力衰竭、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肝硬化、糖尿病等的治疗作用，也得到了现代临床运用的证明。
新安培气论是与火热论交织在一起的。火有君、相之分，李东垣以相火为“元气之贼”，继而朱丹溪倡说《相火论》，认为心君情欲之动，君火牵动相火，肝肾相火妄动扰乱下焦精室，致“阴精暗流而疏泄”，以此揭示“阳有余阴不足”的表现。
明代汪机“营卫一气说”以补气即补阴立论，沟通和解释了“阴不足”说，但其目的仍是维护滋阴说。理论上彻底纠偏滋阴降火流弊的重任，则是由孙一奎最终完全的。
孙一奎认为阴阳不能等同于水火，否定右肾属相火并指为贼火之说，强调命门非水非火，“命门不得为相火，三焦不与命门配”，并作《丹溪相火篇辨》，指其“认相火不真，前后自相矛盾”，提出“外邪火、五志之火为贼火”的观点，将火分为正邪两类，彻底否定了以相火为贼火的论调，为纠偏滋阴降火之弊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其推行温补培元之治扫清了障碍。
到了清代又有程钟龄作《火字解》，分外邪实火（贼火）和内伤虚火（子火）两类，确立了“贼至驱不可留”、“子逆养不可害”的治疗大法，分别提出了“发、清、攻、制”的驱贼火四法和“达、滋、温、引”的养子火四法，使“千古晦义，一旦昭然”。
在汪机及其弟子培元实践基础上，明代又有罗周彦进一步辨析先后天元气，吸收汪机培元之气血阴阳并补的双重意义，第一次将元气分为元阴、元阳，明确提出“元气空虚生百病论”，细分出4类具体可征的辨证概念，通过整理、归纳和提炼，系统完满地总结出了“元阴元阳说”。
现代研究认为，罗周彦阐发的元气具有物质性（功能性）、遗传性、可变性3个特征，其本质类似于细胞生命。
从受精卵细胞分裂到胚胎发育都体现出精子的激发作用，人就是由先天的精卵物质分裂增殖形成，细胞生命又依赖后天营养的供给，先天不足或后天失调均可能导致细胞生命力低下或发生退行性病变；元气包括了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造血系统、免疫系统等功能，并与物质代谢有关；而从神经系统来看，元阴、元阳体现了植物神经系统的平衡和协调[2]198。从命门元气到元气划分理论，新安医学家从抽象到具体，对哲学之“气”进行了实用理性的改造和创新，彻底摆脱了“气”无所不在却无所指定的抽象，赋予了可以实证的科学内涵，深化和提高了元气理论的实用价值。
从“固本培元”之论到“元阴元阳”之说，都强调脾胃之治，因为无论先天后天均需以脾胃为途径。
关于脾胃的调理，徐春甫和罗周彦均已认识到胃气和脾阴两方面的重要性，但明代医家仍偏于脾胃之阳。清初吴楚温补强调脾升胃降，主张脾胃分治。
从元气细分阴阳出发，到了清中期，理虚大家吴澄提出脾阴虚说和理脾阴的大法脉络，叶天士提出胃阴虚说和养胃阴、救胃阴的治法，完善了脾胃学说，填补了理论空白。
继续沿着元阴元阳划分的思路，叶天士的“养胃阴”主要体现“治疫必重养阴”，仍是针对温病火热伤阴、消耗津液之症而设；郑梅涧父子3人则针对白喉之治，提出“养阴清肺说”；余国珮重养阴润燥之治，针对时运燥火强调“伏邪宁多用救阴”，治内伤持“欲作长明灯，须识添油法”之论。可见，兼顾气血阴阳的固本培元治法，还为新安养阴清润派的形成埋下了伏笔，新安医学家触类旁通、引申发明的功夫，可谓前所未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