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新】桑兵：不分科与科学：新文科战略构想的历史溯源及未来走向
（文章转自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会公众号）
不分科与科学：新文科战略构想的
历史溯源及未来走向
首先谈第一个方面，分科的由来及其问题
一、中国的思想学术本来不分科，分科是晚清西学和西式教育系统化普遍化的结果。中国重综合，欧美重分析。中国重通人，欧美多专家。民国时专家是贬义，而欧美也有不世出的通人。
二、分科也是科学，但是不一定科学。汉语科学本来的意涵之一，就是分科之学，所以，要使分科更加科学，从词源到能指，都没有意义。分科源于欧洲，但是为何要分以及如何分，语焉不详。而且各有各的分法。中国的分科固化，受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两国后起，都很难理解欧洲各国的分别及其争议（包括什么是科学，英国与欧陆不同；德国则人文也科学；留法的杨成志困惑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学的分歧），只能划分清楚，否则无从把握。
三、近代国人都以分科为科学，批评中国传统不分科。傅斯年出国前亦如此，留学后才知道不应该说学某科学，而是研究一套或几套问题。因为分科的系统都是后来造成的，有许多分科的讲究，脱离了原来的问题，将就后来的系统，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挖了个坑自己跳进去爬不上来。
四、无论中外，学问本来不分科。所以不能跨学科，而要不分科。在现有的分科之下，终生学一科还不能胜任，如何能够轻易跨到其他科去？除非其他科不学而能，或是做几省交界处土匪的学问。现在都是专门教育，没有不分科的知识，小师教不出大师。清华国学院教书的老师大都是通人，学生则都是专门。如今的国学院老师是专家，想教出通人，绝无可能。一般人很难回到不分科的状态，又知道分科的由来及其演变。
其次谈第二方面，文科应有的价值
一、中国文化的长处与短处。早在1919年留美期间，陈寅恪就对吴宓详细阐述中国思想文化的长处与短处，说：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界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业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吴宓日记》第2册，第102—103页。
中国人太重实际，不究虚理。重实际可以富强，但趋时则容易过时，中国传统，学以致用，通经致用，没有为学问而学问的纯学术，有用无用，成为检验标准。不断要求有用，结果无用的往往都是原来以为实用。如清初的实学，清末即被指为虚理。要增强文化辐射力，能够引领世界，则须永不过时的虚理，能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
二、唐宋新儒学大幅度提升中国文化的能力。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高尚，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之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二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02—103页。）
唐宋时期的韩愈、朱熹，天竺为体，华夏为用，一方面尽力吸收佛教，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创造出儒表佛里的新儒学即理学，文化能力大幅度提升，不仅管了后面的一千年，而且对周边产生强劲辐射力。
三、与陈寅恪的说法相应，1917年蔡元培接长并改造北京大学：五大举措之一，就是大学只办文理两科。两科均为基础学科，应用性强的工商农医应脱离北大，独立为技术性专科学校。（其余两项举措是大学老师必须有研究才能上课，以及讲课必须用汉语。）因为大学是深究学理的，理科的发现与人文的发明，至关重要。自然科学的发明是技术，发现才是真理；人文的发现是读书得间，发明是贯通。文理两科旨在解决原创力问题，也就是如何以学问、美术胜人的问题。
结合上述两方面，作为战略考量，新文科应该有两个不同取向，一是面对现实，着眼于社会市场性需求，增强实用性机能。二是面向未来，着眼于中国未来的一千年以及引领人类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要继孔子和朱熹之后，打造民族文化的崭新芯片，作为新千年中国发展的驱动器和人类新的领航机。前者落实，后者向虚，多少有些相反相成的意味。相比之下，改变不究虚理应该是重心所在。因此，作为文化发展战略，着眼点应在第二项，而成败的关键，是吸引天赋异禀的读书种子，超越分科治学的局限，做看似无用适为大用的精神探究，结合中国文化的传统与革命的传统，重建体系化的文化价值。概言之，不是各方面拯救文科，或是文科向其他学科看齐，而是要发挥人文学问的优势，提供精深博奥，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的天理人事之学，以及作为救国经世根基的精神学问。
这样的战略考量，关系中国的长治久安，以及世界影响力的强弱，需要面对和解决几大课题
其一，建构新的文化体系，确定立国之本。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是随着皇权制度解体，西方文化大举进入，纲常伦理的文化核心失范，基本情势与唐宋时期有些近似。戊戌维新康有为等人融合中西，创造新学，失之于浅。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则失之于偏（片面化和绝对化）。百余年来中国人一直想要重建价值体系，迄今为止，方向大体明确，具体仍在探索和建构之中。如何在西学已经为体的情势下，充分吸收外来文化，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借由元典建构出能够济世安民、华夏为用的新体系，使中国再获至少一千年的国运长久，至关重要。
其二，登顶之后的自我意识。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在一元化世界体系的排序下，追赶阶段主要目标是成为他者，办法主要是仿效。而一旦达到最高峰，则转而关注我为何是我。不能明确回应，必然陷入迷茫，很难保持在顶峰。近代以来，世界上昙花一现的登顶不少，长期屹立顶峰的不多，原因之一，就是不知我何以成为我，民族和国民整体迷失，缺乏动力。目前中国仍处于追赶阶段，要未雨绸缪，想到登顶之后如何能够保持强劲的内驱力，进而保持自信。
其三，增强文化辐射力。要成为世界的领航者，必须以理服人，具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中国对周边辐射最强的时期，就是唐宋两朝。正好是韩愈到朱熹新儒家的建立和完善期。
新文科作为战略思维，应该向着不实用而有大用的方向，探索至理，而非实用，追求发现与精神学问。因为追赶阶段可以模仿，登顶之后必须独创，这是中国能否长治久安，引领世界的决定性因素。关键就在于中国能否如韩愈、朱熹那样，西学为体，华夏为用，尽力吸收与不忘本来相辅相成。这既是新文科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是达成增强创新能力战略设想的必由之路。
与之相应，应该有具体制度性保障
一、改变一刀切的招生办法，吸收读书种子，不要用平庸化的标准取材，要实现铸造民族文化芯片的战略目标，必须吸引天赋异禀之人，养成具有超越意识的不世出高人。
二、变课题导向的出货为养成导向的出人，改变培养制度，不要用专家教授通人，不要用找工作和收入衡量学科和学问。人文学科并非为找工作的人所设。主持其事的大家，是在大学科里出类拔萃，与在三四级学科里冒尖，完全不能同日而语。这也是目前最为棘手的难题。
三、建构长效机制，防止短期行为。新儒学的建成，从韩愈奠定基础，到朱熹集大成，经历三四百年。近代从康有为算起，已经百余年，不过问题要复杂得多，难度也大得多，需要许多代人有意识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奏功。这方面不仅是大学和教育界的责任，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尤其是应该改变一味以市场需求和就业为指标准则的人才培养眼界。
四、提倡科际整合，慎言跨学科。融合文理，等于同时掌握两套知识，一般力所不及。即使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也有根本差异，前者见异，后者求同，很难协调。所谓跨学科，多是一厢情愿，一般很难跨过去。科际整合则是不同学科的人有共同研究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兴趣，各自运用相关学科的长项，攻克难关，解决问题。最为经典的是梅毒与三至五世纪全球气候异常的重大问题研究。
有人认为向传统经典寻求办法，是复古，乞求亡灵。经典过去解决不了救中国的问题，如何能够面向未来？其实恰好相反。唐宋诸儒是充分吸收外教，又防止用夷变夏，所以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现在讲就是要充分吸收外来文化，并与中国传统调试改造，作用一是防止数典忘祖，二是必须适合国情。这个国情，是变化中的国情（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而不是回到古代。但是变化不能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不能全盘外化。这可以说是以复古为创新的新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