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彝族史研究——以方国瑜、马长寿和冯汉骥三位先生为例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识别。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是民族识别的宏观指导者，而学者们则是民族识别的具体执行者。通过国家与学者的结合，使得民族识别更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彝族史研究也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进行的，方国瑜、马长寿 和冯汉骥三位先生分别从历史学、民族学和考古学出发，对彝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为以后的彝族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民族识别；彝族史；方国瑜；马长寿；冯汉骥
辜永碧（1990－），女，四川苍溪人，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民族史。
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民族识别背景下的彝族史研究，汇集了各个专业的学者。他们分别从各自的学术视角出发对彝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提出自己的见解。方国瑜、马长寿和冯汉骥三位先生的彝族史研究也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进行的，他们分别从传统的历史学、民族学和考古学三个角度对彝族的历史进行解读，完成了各自的著作和论文，其研究成果都成为该时期各自领域的代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三位先生在彝族史方面的研究进行过比较，所以笔者拟不揣浅陋，就三位先生在民族识别之下完成的彝族史方面的成就作一个简单的梳理比较，以图来探究20世纪60年代前后彝族史研究，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在传统的封建王朝统治之下，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地位相差巨大。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致力于民族平等，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许多长期受到压迫的少数民族开始公开自己的民族身份，争取自己的权益。国家成立初期为了政治的稳定，1953年“十分不得已地组织了民族识别工作”[1]。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全国自报登记下来的民族有400多种。但是国家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为了民族平等，1953年的选举法规定“全国少数民族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50人……人口特少者，应有代表1人”[2]。
因此，按照自报的民族来分配19５4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的代表名额就不具有可行性。而且20世纪５0年代中期，国家的形势较好，第一个五年计划于19５6年提前完成，并且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也即将开始，为了今后的工作更好开展，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客观社会事实对今后的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必须尽快完成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于是“党和政府组织了一批民族学者和大专学生参加了当时的民族工作队和民族访问团，深入到民族地区，广泛进行调查研究，以所搜集的资料作为领导部门决策的依据。”[3]
彝族是我国首批确认和识别的民族之一，其支系繁多，各支间发展差异较大，而且彝族是自称和他称较为复杂的民族，自称他称并不完全一一对应，所以对彝族的识别，主要是对彝族支系的识别。对彝族识别的研究有利于深化对彝族历史的认识和增加彝族自身对其整体的认同，同时也有利于国家民族政策的落实。这一时期，在社会历史大调查下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并在此情况下以调查组的名义出版了许多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资料，并编写了一批有关彝族历史的简史、简志。基于这样的契机和资料基础，国内一批学者也开始投身于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其中以方国瑜（1903－1983）、马长寿（1907－1971）、冯汉骥（1898－1977）三位先生为代表，他们分别从传统的历史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角度对彝族历史作了一些考证，具有一定的学科代表性。
方国瑜与马长寿两位先生各自完成了《彝族史稿》和《彝族古代史》，研究的中心都为古代彝族社会，几乎不涉及近现代的内容。由于马先生的社会学背景和方先生的历史学背景，虽都研究彝族古代史，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冯汉骥先生在考古学上成就斐然，他针对晋宁石寨山的考古发掘写出论文数篇，之后便不再关注彝族的研究。
方国瑜先生传统的历史学功底扎实，早在1954年的时候，就辑录了关于彝族的一些文献资料。1956年春，方先生参与了楚雄彝族自治州社
会历史调查，在此期间，方先生“参加编写《彝族史》初稿，他负责写《彝族史》的古代部分”[4]。1960年方先生又参与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社会调查。此后，方先生在云南大学开设了“彝族史专题”一门课程，因开课需要编写了关于彝族史的教材，题为《彝族史长编》（初稿），这即是《彝族史稿》的初稿。之后方国瑜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行多次修改，即现在所见的“彝族史的开创性著作”[5]——《彝族史稿》。方先生在这之前就研究过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章，例如《人与白子》和《关于乌蛮、白蛮的解释》等文章，在民族史方面已有很深的积淀，方先生对彝族历史的研究主要从历史学角度来入手的。
马长寿先生在民族学上颇有建树，早在民国时期，马先生就已经深入四川彝族地区进行过考察，并写成了《凉山罗彝考察报告》。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先生在1957年和1959年先后赴四川凉山和云南参与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由于当时云南接受了编写《彝族简史》的任务，马先生便根据自己多年对彝族史的研究，写成《彝族古代史初稿》，以供编写组参考。后修改定名为《彝族古代史》，主要叙述了彝族的起源、迁徙过程和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的演变、奴隶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凉山奴隶制度的延续。马先生以民族学见长，所以他的研究则从民族学的角度出发。
彝族是西南地区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化对彝族历史文化的认识。关于彝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向来众说纷纭，“其族源主要有马来人种和高加索人种说、僚人说、濮人说、卢人说、卢戎说、楚人说、土著说、氏羌说”[6]，而方先生和马先生对此也是意见不一：方先生主张彝族源于古代中国西北地区的氐羌，彝族是氐羌南下迁徙分化融合而成的民族；马先生提出了与方先生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彝族是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并非是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的。
两位先生在资料的使用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方先生最初主攻的是传统音韵、训诂之学，之后由于种种机缘才转攻云南史地之学，所以方先生传统的文献学功底扎实。其《彝族史稿》在汉文资料的收集利用方面几乎是无可挑剔，在说明同一个问题时，往往会引用许多史料来加以说明，并对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在文后以附“参考”的方式加以说明解释，但对于彝文资料的使用，则显得格外谨慎小心。马先生则接受了正规的社会学的熏陶，在民族学上的成就斐然。马先生在资料的使
用方面，除了传统的汉文文献资料以外，还比较注重田野调查资料，尤其是在彝文资料的使用方面比较大胆，这也与他早期到大小凉山地区考察的积累有关，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特色。
关于南诏史是否属于彝族史的问题，两位先生也是分歧颇大。方先生认为把南诏史当成彝族史是不合适的，所以在写《彝族史稿》中，方先生“只收南诏时期统治彝族地区的情况，不收录南诏其他地区的情况”[7]。马先生则认为南诏蒙氏的族属问题一时还不易确定，早年马先生曾认为南诏建国的蒙氏是傣族，之后在《彝族古代史》中，马先生认为“蒙氏的族属，现在仍在调查研究中，一时不易确定”[8]。1959年，马先生对南诏故地进行实地考察之后，认为南诏史当属于彝族史的一部分。马先生修正了他的前说，偏向南诏王室是彝族。
五六十年代彝族史的研究，是在民族识别工作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在这一时期，学者基本上都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方先生和马先生也不例外。在他们的彝族史著作中，也是始终贯彻着社会历史发展五个阶段的理论，但方先生的《彝族史稿》中，还包含有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1963年4月20日，方先生在云南大学40周年校庆上发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方先生一生的研究，基本上都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彝族史稿》在弁言中就提出“彝族……自古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成员之一”，“彝族历史发展过程绝不是孤立而是全国整体的一部分，尤其是与邻近各地各族紧密联系着发展起来的”[7]。
《彝族史稿》和《彝族古代史》这两部著作，都是在民族识别的大背景之下完成的，带着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烙印。“建构彝族历史就像建构一切历史一样，要符合苏联历史学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五个阶段的理论”[9]，所以两部著作都没有超越时代的局限，都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两部著作虽然都有时代局限性，但却是彝族建构史上不可缺少的开山之作，也为后来彝族史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冯汉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1954年云南省博物馆开始对晋宁石寨山滇王族的墓葬进行发掘，1959年，冯先生应云南省博物馆及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的邀请，对晋宁石寨山进行了研究。主要发表了《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和《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等文章。从考古学的角度阐释了古代滇族的族属、历史、风俗文化等，“不仅学术价值很高，而且研究方法上亦有新的突破”[10]。晋宁石寨山考古遗迹出土文物较多，是云南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代表，当时学术界有部分学者认为“现今彝族的先民是这批出土文物的创造者”[11]。冯先生根据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器上镌刻的大量人物的服饰、发饰等将其分为滇族及其统治下的至少七类民族，认为其中有四类与彝族有关，说明彝族先民作为当时统治民族的可能性不大。根据晋宁出土的文物上面的人物图像，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当时滇东北地区的民族的一个大概情况。从墓葬出土的文物推测墓葬的年代及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及民族成分，比起文字更加简洁和直接。
方先生的彝族史研究立足于文献资料，为之后彝族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来源。马先生的彝族史研究立足于田野调查资料，早在1940年写成的《凉山罗彝考察报考》“堪称全面、系统、完整的凉山彝族的民族志”[12]，该书“综合运用田野考察和文献资料的研究成果，堪称综合、全面运用各种学术资料的典范”[13]。新中国成立之后，又再次深入凉山及云南彝族地区进行考察，所以马先生在撰写《彝族古代史》时，田野调查资料的收集已相当完备，该书是从民族学角度研究彝族史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冯先生在研究晋宁石寨山之前，研究点并未放在彝族史上，他受云南省博物馆及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的邀请才开始关注晋宁石寨山的研究，他只是针对此次发掘发表了论文数篇，并未深入研究，也没有像方、马二位先生那样形成著作，所以从考古学角度来研究彝族史就显得有些薄弱。总体而言“方、马二位教授相继写了各自的《彝族古代史稿》，冯汉骥教授曾就晋宁石寨山文化写出论文数篇”[14]，都为《彝族简史》古代史部分的撰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新中国初期的自报民族到之后国家组织的民族识别，都是为了国家的稳定。民族国家的建立须要民族的自我认同，利用国家的权力使民族的这种认同固定化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最初的时候，国家认为民族名称应采取“'名从主人’的原则，认为确定民族名称是这些民族自己的事，不能由别人包办代替，更不能用行政命令方式强加于人”[15]。但自报民族使得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不可行，而且，彝族地区的族群情况复杂，国家对他们也缺乏科学、深入和系统的调查研究，对彝族的识别，其实也是为了进一步了解他们目前的社会发展形态，为逐步迈入新的社会而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我国贯彻的是民族平等的政策，对少数民族有各项优惠政策，为了使这些政策得以具体落实，也不得不进行民族识别。所以，国家便开始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社会科学家为具体执行者，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识别。
实现民族认同另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利用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构建起彝族共同的历史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彝族的支系旁多，识别不易，在识别过程中，国家组织了一系列的社会科学家去调查研究，搜集了许多关于彝族的资料，也为之后的彝族史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可用的实地调查材料。这推动了学者对彝族历史文化的重新构建，也使得彝族识别更具科学性。通过这种构建，使他们相信并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并且掩盖住国家在民族构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使其更具有说服力。方国瑜、马长寿、冯汉骥三位先生，都曾参与到国家层面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反过来，他们又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彝族，构建彝族共同的历史文化，他们书写的历史与得出的结论也无疑将会对彝族各支系的民族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国家的民族识别工作，推动了彝族的自我认同。
学者们通过对彝族支系的研究，利用文献或通过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的方法推演出其与彝族的各种共性与联系。这种建构使得许多有争议的支系相信他们是彝族的一支，并且通过国家制度化，使今天“涉及到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各项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实施的”[16]。他们是彝族历史的建构者，他们的成果奠定了之后彝族史研究的资料基础。通过学者与国家的“合谋”，这一时期彝族史的研究始终围绕着国家政治的需要，出版了许多彝族史著作。
建国后的民族识别汇集了各个专业的学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为国家的民族识别出谋划策，这一时期的彝族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国家的民族识别所服务的，通过国家的宏观组织和学者们的具体执行，使彝族识别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也更具权威性。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们通过社会历史调查，搜集到了许多彝族的资料，包括汉文、彝文资料还有考古学方面的资料，并且发表了许多有关彝族的论文专著。但这一时期的彝族史研究始终没有打破社会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的影响，并且政治色彩浓厚。彝族的建构既要显示出其合理性，又要掩盖其建构性，以免导致认同危机。通过国家及学者们的努力，彝族的建构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彝族”这一称谓不仅在国家政治中经常出现，而且在普通民众中也获得了认可。他们虽然居住地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一致，各支系发展状况不平衡，但并不妨碍他们是同一个民族，这已经是不容置喙的。彝族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已经成为事实，这也是现今研究彝族历史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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