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情性神经症：治疗的基本规则

关于移情性神经症：治疗的基本规则

作者：Jacques Sédat,

翻译：徐慧

原文出处：Figure de la psychanalyse ,2013／2（ 26期）: 273-287

基本规则

因此，为了(让分析者) 通过进入能使其接受分离的过程中——而接受分离也是分析结束的条件——既能进入到移情性神经症中，又能最终摆脱移情之爱，弗洛伊德慢慢地构建起他称为“基本规则”的东西。

完全如同移情性神经症的实作一样，这个规则是弗洛伊德开展并经历的或失败或成功的各种临床经验的结果，譬如与伊丽莎白.冯 R或露西小姐的成功的分析，陷入僵局的对多拉的分析。但尤其是带着直觉或挫败的对鼠人的分析让弗洛伊德能够更好地理解到后来成为基本规则的东西。事实上，弗洛伊德于1907年10月在与鼠人的第二场分析中所发出的指令构成了后来可成为基本规则的东西：让思想浮现。

关于这个第二场分析，弗洛伊德在其《一例强迫症个案的摘录》一文中做了如下记录：

“第二天，在他承诺愿意彻底遵循我的治疗程序之后，也就是说，把进入他脑海的每件事情都告诉我，哪怕是那些他最不愿坦诚的内容，以及那些看来毫不重要或者无关宏旨的内容。我让他自己选择一个作为谈话开端的主题。”

Ernst Lanzer(鼠人的真名)由此而连接于与一个朋友、知己的复杂关系中了。

让他的思想浮现，（这因此意味着）是分析者来决定治疗的模式，并告诉分析家运转的方向。弗洛伊德因此自我剥夺了高效、把控、知道的位置，而将他自己治疗的开展及运行交给了分析者自己。因此这涉及到一个真正根本性的一步，因为这一场分析意味着在精神分析圣经中可被称为“治疗规范”的东西，即使弗洛伊德还不能真正地抓住这个提议的影响。

从写于1912年的《给从事精神分析的医生的建议》一文开始，随后在1913年《治疗的开始》一文中，弗洛伊德开始更清晰地构建他后来称作“基本规则”的东西。这两篇补充性文章是他职业生涯的小结，也是他对移情管理和治疗规则多年工作发现的总结。

这个基本的规则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涉及到分析者，另一方面明确了分析师担任的位置。

就分析者这方面来说，弗洛伊德将他与Ernst Lanzer工作中通过直觉建立起来的东西确定为规则：

“究竟是生活史、疾患史、还是病人的童年回忆呢，总体而言，何种材料作为出发点其实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让病人讲述而且任他来选择他的出发点。因此我对他说：“在给您讲一些事情之前，我应该先要了解很多关于您的情况；来，请跟我讲讲您所了解的关于您的事情吧。”

弗洛伊德很快补充道：

“就精神分析技术的基本规则来说，唯有一点需要病人毫不例外地予以遵守。从一开始就应该告知他说：在开始之前还有一个事情，您的讲述有一点是与日常对话所不同的。在日常交流中，您试图保持您的观点的连续和一致，您会尝试除去所有那些偶然产生的以及干扰性的次要思想，如同人们所说的，以免长篇大论而失掉了观点，但您应该在这里以不同的方式开展。在您的叙述中您观察到所有抵达脑海的不同思想，您希望求助于一些批判性的反对意见而对它们予以筛除。您应该会跟自己说：这样或那样的东西跟此处的主题无关，或者它们毫无意义，也因此不需要讲述出来。请永远不要屈从于这种批判而应该毫无顾忌地将所有的东西讲出来，这绝对会让您感受到心生厌恶。但这样描绘的理由——且确实是您应该遵守的——，需要在之后您才会发现和理解它。请讲出一切出现在脑海的事物。您就好比是个旅行者，在火车道的车厢靠窗的一侧，只是给坐在车厢内的另一个人来描述您眼中所见到的一切。最后，不要忘记您承诺说要完全的坦诚而绝不会放弃任何事物，即便因为这样的或者那样的原因来交流这些会让您觉得很不舒服。”

因此组织性思考活动是不可能的，而恰好是一种便于“让事情浮现并让表象摆在自我面前 ”的被动态度。

关于涉及到精神分析师的东西，弗洛伊德在《给从事精神分析的医生的建议》一文中便发展并明确了关于基本规则的东西：

“由于被分析者应该讲述他在他的内省中能捕捉到的一切，并对那些希望将它所有的逻辑和情感予以对抗乃至漠视的态度加以阻止，然后医生便可以审时度势地解释那些他所听到的东西，以便发现所有被无意识所掩盖的内容而不会随着病人他自己的审核而予以放弃、加以替换或是去加以筛选。分析家的无意识应该能容许病人展现其无意识，就好比电话接收端之于呼叫端那样。”

弗洛伊德所描绘的呼叫端-接受端的图像将分析家置于被动的位置。事实上，正是该被动化才能让他真正滴抓住病人的无意识及能指。

弗洛伊德也以一种很坚定的态度强调对于他来说构成了精神分析家位置的根本性防线：

“分析家的正确行为在于根据病人的要求留出态度上的迂回，而且他处于分析的过程中，不会加以预测和沉思，而是在分析完毕之后，再对获得的材料予以脑力劳动，形成总结”。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在每场治疗会谈中，分析师不要思考。他应该对标于病人的语言，并占据病人可被听见的位置。弗洛伊德因此定义了分析师应占据的位置：

“这种技术实际上却非常之简单。我们将看到，实际上无需运用任何的工具，甚至于包括简单地在当下就记录下谈话的内容都是不需要的。它只是简单地要求，在面对一个人所听到的东西时，不要把注意力导向任何特别的事物，而要保持对所有事物同样的‘悬浮注意 ’正如我已经讲过的）”。

在1909年关于小汉斯的文本中，弗洛伊德早已使用了一个非常相近的描述：“暂时性地悬置我们的判断并对所有能引起我们能观察到的东西给予同等的注意”。德语schwebende同时也是天秤的隐喻。但秤星会有不偏好任何一方的摇摆，而悬置则意味着竖起耳朵（听）。

因此，分析家不需要带着渔网去（作抓捕性）工作……弗洛伊德在该段的最后提请人们注意到一个关键点：“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需要去听到某些东西，而这些所听事物的意义仅在后来才被理解”。

不过，从一个心理位置到另一个（心理位置）的移位恰好与“理智主义者思考的位置”是相反的，后者所做的是我们在一个控制的位置上拥有一个对他者心理的知识及认识。这便意味着没有对精神分析师的知识与病人的知识进行区分。弗洛伊德随后在写于1938年的《精神分析摘要》一书中又谈及了这个要求，在该书的《精神分析技术》这一章中，他明确地提出了这个公式：“我们永远不要将我们所知道的与他所知道的相混淆”。

弗洛伊德在这里要求在主体与客体、分析师与分析者之间作一个根本性区分，且我们也恰好位于时间轴的登陆位置，一个涉及到表象转移，及分析家试图将分析者感受为“当下现实”的东西护送到过去的位置。

通过讨论“外部强加的知识”及“理智主义者思考的位置”——意味着在我们自己的思考及他者的思考之间存在未分化、无差别，弗洛伊德意识到在分析的会谈中，存在一个可容纳二者心理的空间。通过“从一个心理位置到另一个心理位置的摇摆”及“避开所有的思辨”，精神分析家从此再也不能表现得好像在分析者与分析家之间有一个共通的可分享的知识。在弗洛伊德的视角下，有效的精神分析的过程建立于对两个分开的心理装置、两种语言、及两个不同方言的假设之上，有效说的是可以驶向分离的过程，对于病人来说，这也是主体化的条件。

那么这便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是精神分析师？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是祖先或死亡的代表，在《疫情动力学》一文中，他得出了这点结论：

“无可争议，控制移情现象是精神分析家遇到的最大困难。但不应忘记，正是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帮助，并使患者隐藏和被遗忘的性冲动现实化并显现出来。因为无论怎么说怎么做，都不可能毁掉一个缺席或虚拟的东西”。

通过确定精神分析治疗的范式，基本规则也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精神分析，及它的位置。这个位置也被François Perrier在一篇关于精神分析家之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的文章中做了如下陈述：

“为了理解精神分裂症，应该成为癔症。为了有效地讨论精神分裂症，需要癔症性地认同他们的被动性，因此若要成为某位自愿成为消极意义上的人的主体的信使，所获的的信息只能是一条我们在离开、忘记和放弃自我的时刻所表达的信息。”

毫无疑问，这给理解分析的功能、精神分析师的位置提供了一把钥匙：“成为某个人”的才能，即在自我遗忘和自我放弃的时刻知道自我放逐，以便能够被来自病人的东西所穿透。这个关系将超越精神分裂症的关系（模式）。需要补充的是弗洛伊德一直在避免直面精神分裂症，他将其留给了荣格及苏黎世学校的布鲁勒（Bleuler）。很长时间以后，法国的精神分析家才面对该病理。

在弗洛伊德写于1938年又未能完成的《精神分析摘要》一书中，他觉得需要再次详尽地讨论基本规则的重要性，并使用了不同于1912～1913年的术语，这些术语完善了精神分析治疗的“合约”：

“对于神经症，我们总结了如下的合约：有别于生硬斟酌的诚意。这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印象：我们只对虔诚的神甫的位置充满向往。但是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不仅仅只听他知道且又向他人藏起来的东西，他还应该给我们说他不知道的东西。在这样的意图中，我们诚心地给他详细地说明我们所听到的东西。我们要求他遵守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从此将影响并决定着他针对我们的一些行为。他不能只说他乐意说的，也要说其余他自我观察到的东西，所有来到他脑海里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可能让他难以启齿，抑或他觉得不重要、甚至荒谬。如果他依照这些指令成功地立于自我批评的回路之外，他会给我们带来可观的材料、思考、意外的想法、回忆，它们受无意识的影响或属无意识的延续物，它们也让我们处于猜测他被压抑的无意识的情形中，或通过交流扩大对其无意识自我的认识的情形中。

弗洛伊德于他在机构工作期间发现“移情性神经症”的重要性的事实让我们得出下述结论：如果弗洛伊德发明了移情性神经症，恰恰是因为他在某些病人那里观察到：对某些现实场景的不同移情不能被分析，但却能一次性地通过移情性神经症而聚集和转移，这也是弗洛伊德用“禁欲规则”这个术语所涵指的意义。因此，一旦精神分析师使用“主人”的角色且同时以机构角色或精神分析理论为旨趣，对主体移情进行分析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移情只会导致再现、无限地延伸，并让能帮助我们所屈从的各种异化中获得解放的主体化的过程成为可能。我们因此处于“无限的分析”中。

借着对移情性神经症及基本规则的讨论，向精神分析师介绍Ernst Kantorowicz的东西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其《国王的两个身体（1957）》的论文中，这个历史学家总结了他对多位君主（尤其是Tudor家族及法国国王们）的分析。按照Kantorowicz的观点，国王被赋予了两个身体：一个世俗的且会死掉的身体，如同所有的人一样，但他也代表了王国所构建的社团的不朽的政治性身体。如果国王是国王，不是基于他个人的认同，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功能的符号性代表，一个他承担了民族代表的功能。因此，所涉及到的不是一个主体，而是一个功能，拉丁语的persona或希腊语的prosôpon: 在这两种语言中，这个词指在古装剧中的演员戴上面具以代表他应该表演的那个人物角色。Chateaubriand从他的角度写了如下的话：“当我们把手放在国王的肩上时，他停下成为国王”。与之相反，当分析者的话语抵达分析家的耳朵时，他停止成为“分析家”以便代表他者：分析者试图使其听见他历史的他者们。

因此，指向分析家的信息不是指向其个人，而正好是因为他是一个代表。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当精神分析师说话，他应该是作为persona来说话，并依照每个主体的独特历史而在每次代表一个不同的功能。精神分析师不能接受向他个人传递的信息。这个想法贯穿于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适》（1930）之前的许多文本中。在关于《力比多的演进》（1916-1917）的讲稿中，弗洛伊德再次讨论了该功能的多元性：

“人类个体需要致力于抛弃其父母的巨大任务中，这是允许他停止成为孩子以便成为社会社团一员的唯一方法。对于男孩来说，任务在于摆脱…每个人都需要做的任务。”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个关于成为非他者的自我放逐（中）的根本性困难要求对心理治疗与精神分析进行区分，因此在1933年的《新论》中他做了如下评述：

“有时也会使用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师没有处于一个稳固的分析性土壤中；他们没有分析所有，但却能对其稀释，或对其进行消毒”。

作为总结，我想对我们努力阐释的该项工作的性质做一个澄清，一个在Paul Ricoeur所写意义上的“清洗”的工作：“应该对话语进行清洗以便重新给予其意义”。马克思用另外的语言对此进行描述：“人类从来只提出他能解决的问题”。在理想的情况下，精神分析师同样也只提他们能够解决的问题。

对一个作者的分析与研究，如同在治疗中一样，需要永远思考这个概念从何提出，它与哪些内容呼应，为什么在某个时刻消失了，且为什么又因需要理解新的现象而被另外一个概念所代替。

对于我来说，我不将自己放在弗洛伊德派信奉者的位置上，而仅仅是弗洛伊德研究者的位置上，通过同时也了解其他作者（而实现）。从弗洛伊德信奉者到弗洛伊德学者有一个属于Ricoeur称为“清洗”词语的步骤，这一步也连接于对弗洛伊德所作出的不同改进（或倒退）的情景分析及时间分析。我认为这一步是关键且决定性的，因为它能让我们避开基要主义者的偏差，这些偏差在于将脱离了历史背景的文本当作真理来介绍。基要主义者已经蔓延了两个世纪之久。Dostoïevski在《Karamazov兄弟》一书中用他的方式做了如下的称述：“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比寻找（使其）顺从的他者更能获得持续的关注了”。

总   结

弗洛伊德对移情在整个生活及治疗工作中所扮演角色的观察让他在他的技术性写作中一点一点地构建起一个过程，他将其称作“移情性神经症”、在开展治疗过程中可要求的位于“移情之爱”的“人工性疾病”。精神分析家应该接受作为病人“历史缺席”的代表而在场，并承担“第三者”的功能，从而帮助病人逐渐地从留在“与他者共有”的意图中走出来，也从将过去感受为当下的愿望中走出来。

由此，弗洛伊德更新了“基本规则”，一个既关乎分析者（说所有来到他脑海的东西）也关乎分析家（放弃知道的位置并以病人的话语为准）。精神分析家不能以他自己的名义介入，他应该停留在“persona”的角色中，以便让病人能够通向他自己的主体性。

 译者简介：

法国巴黎七大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学博士，中国中山大学博士后，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为社区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在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中的应用等。曾主持“‘组织性心理治疗’在自闭症儿童社区融合教育中的应用”等研究课题，发表论文若干。

徐慧博士也从事精神分析的临床工作，目前已接受十多年的个人临床训练，并于2009年开始接受法国精神分析家的个人分析及督导并持续至今。在巴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徐慧博士曾在多家医院、社区医疗康复服务机构等处工作实习，参与接待过包括儿童，青少年及成年人在内的神经症及精神病患者，拥有较为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回国后曾兼任某社区精神障碍康复机构督导。

联系方式：47956694（QQ）,[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