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
摘 要：我国现有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可以分为“三类十一型”模式, 在对其特征进行比较的基础上, 提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选择应考虑制度因素、经济、文化和资源条件因素、农业发展因素、技术因素和人员因素, 并按照不同经济区域、不同产业领域和不同的培训目标选择不同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
一、我国现有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与特征
模式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模式是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归纳到理论高度;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是使别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某地区社会、经济、资源、文化等特点在农民培训活动中的反映, 是培训活动过程及其制度、方法的固化和规范[1]。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还是一个系统概念, 主要包括培训目标、培训主体、培训客体、培训层次、培训内容、培训规则、培训评价、培训效果保障等要素构成, 新型农民培训模式的形成过程实际是各个构成要素优化组合的过程[2]。
(一) 模式的分类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按照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 基本可分为“三类十一型”模式。按照培训主体的不同可以将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分为政府主导类、政企配合类和市场运作类共三类模式。其中, 政府主导类包括政府工程型、院校培育型、远程教育型、创业扶持型和文化活动型共五种;政企配合类包括园区依托型、推广服务型、科研项目型和科技示范型四种;市场运作类包括合作组织型、产业促进型两种 (表1) 。
(二) 不同模式特征比较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三类模式表现为不同的特征, 主要从模式内涵、培训目标、培训主体、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培训保障、模式优点和模式缺点等方面加以比较 (表2) 。
表1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的分类
表2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的特征比较
二、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选择影响因素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的选择是一个高度综合化的系统工程, 要立足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全局, 充分考虑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的文化素质水平、当地政府财政状况和农民的收入情况, 依托当地产业发展和资源优势, 统筹考虑制度因素、经济、文化和资源条件因素、农业发展因素、技术因素和人员因素等五大影响因素, 选择与当地的发展目标、经济水平相一致, 与农民的需求相适应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
(一) 制度因素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制度因素主要受培训目的和培训主体的影响。一方面是培训目的的多重性。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既要注重农民基本文化素质的提升, 又要实现农民职业技能的提高。农民参加培训的目的也具有多重性, 既有作为一般农民的基本要求, 又有成为精英型和骨干型新型职业农民的愿望;既有农民实现自我的诉求, 又有获得尊重的要求。从根本上看, 就是把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起到挖掘人力资源要素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培训主体的复杂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培训机构、行业企业、民间协会组织出于职能要求或者利益驱动, 在特定条件下都可能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主体。这些培训主体由于培训方式的不同, 对培训的实施步骤和具体要求也有所不同, 从而造成对农民的培训形式多样复杂。
(二) 经济、文化和资源条件因素
经济条件主要是指地区或区域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和农业产业化程度, 由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财政供给、资源配置、要素支撑的能力[3]。经济条件是进行模式选择的基础, 一般来说, 不同的经济板块应选择不同的培训模式。文化条件主要指当地学校、师资、技术人员、文化设施、传媒等教育资源情况, 尽管社会的融通缩短了空间的距离, 促进了资源的共享, 但地域文化资源支撑的直接性仍是显而易见的。资源条件主要指当地的优势产业及其比较优势, 以及有产业优势衍生的园区、项目、经济组织和技术、人才优势。我国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不同, 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也各不相同。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应依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和资源状况, 搞好定位, 最大限度地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4]。
(三) 农业发展因素
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和水平影响培训模式选择。《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 (2011—2015年) 》提出:“十二五”时期, 必须珍惜、抓住、用好难得的历史机遇, 坚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 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 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 用现代经营方式推进农业, 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 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 着力突破瓶颈制约, 努力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5]。从我国农业发展看, 各地农业发展并不平衡, 因此,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的选择, 主要考虑培训模式与当地农业发展现状的吻合度和方向的一致性, 考虑模式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取向, 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效益、农业竞争力和提高农民素质为根本目标, 与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和水平相一致。
(四) 技术因素
技术因素主要指培训方式和培训内容, 培训方式对农民参加培训的意愿有一定影响, 现场实习和面对面授课的形式比较被农民认可, 因为现场培训针对性较强, 授课内容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同时面对面授课形式也可以当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易于被农民接受;而由于农村网络技术尚未普及, 人们对于网络技术和现代远程教育的优点还未完全了解, 因而农民对于远程教育培训方式的接受程度还不是很高。不同的培训模式培训的内容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农民期望的培训内容与其经营活动密切相关, 针对农民的实际需要, 紧密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季节、生产技能要求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对农民进行培训, 农民才会有学习的积极性。培训内容与农民的经营活动越密切, 农民越愿意参加。
(五) 人员因素
农民的分工、分流、分业和分化产生农民群体的多元化, 因此, 多元分化的新型职业农民群体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对象。新型职业农民发展需求影响培训模式选择, 模式的选择要考虑新型职业农民自身发展需求的满足情况, 农民的需求动机影响培训模式选择。马斯洛明确指出, 人们总是优先满足生理需求, 而自我实现的需求则是最难以满足的。从总体上看, 收入增长、享受保障、维护自身权益是农民的利益和需求, 在实现这些利益、权利和需求的措施和过程中, 必然对生产所需的土地、资本、技术、人力要素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制度、政策、教育、物质、精神等要素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需求在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强度和特点, 处于需求发展的不同层次, 此时就要选择不同的模式来满足这种需求。
三、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选择基本策略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目前以政府主导为主, 主要以社会公共产品的形式出现, 如果只强调农民培训的社会公益性质, 在目前市场竞争环境下, 最先进的农业科技就不会很快进入农村和农业领域。因此, 要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市场化运作这一薄弱环节, 按照市场化要求在投资机制、管理机制、运行机制和评价机制等方面有所创新, 创造更好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以供选择。在模式的选择过程中, 切不可搞一刀切, 应紧密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当地特色产业发展, 根据农业生产实际以及农业规模产业发展的要求选择培训模式。
(一) 不同经济区域选择不同的模式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的选择, 必须综合考虑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四个不同的经济板块的地域特征[6], 包括经济条件、人文条件和农业资源条件。
我国东部地区相比其他地区经济总量具有规模优势,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在较大程度上已经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在农业的发展方面涌现出很多农业发展的新模式, 对农民素质提出较高的要求, 为满足现代农业和企业的发展要求, 培训更应侧重于“订单培训”, 通过市场化运作来完成。因此东部地区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与定位应与农业生产基地的要求相一致。该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应选择非政府主导, 市场化运作程度较高的合作组织型或产业促进型模式。
中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普遍偏低, 已经形成了若干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群。应依托这些城市群, 形成支撑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和集聚人口的重点发展地区, 并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同时, 中部地区作为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域, 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和人才支撑, 具有发展新兴产业的基础。需要大量的科技投入, 引导农民参加各种技能的培训。因此中部地区农民培训模式的选择应该是在政府的引导下, 促使科研院所和企业合作, 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 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选择政企配合类培训模式。
西部地区总体上属于经济落后地区, 但经过西部大开发, 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整体竞争力明显提升。西部地区具有较强的资源优势, 但是, 西部地区也是生态脆弱区, 生态维护任务很重。一方面应突出生物多样性特征, 积极发展特色农业, 大力推进林果业和畜牧业发展, 拓展农业的观光休闲功能;另一方面, 应突出农业的生态环境维护功能,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着力建设环境保护型农业区域。因此, 应根据这一地区的特点, 积极争取国家支持, 选择政府主导类政府工程项目型和院校培育型模式。
东北地区属于老工业基地, 产业竞争力较弱, 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畜牧业基地和农产品加工基地,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产品供需平衡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地区的农业优势比较明显, 人均耕地面积较多, 适合于机械化作业, 通过加大对农业机械技术的培训, 扩大农业服务的覆盖范围, 促进农业特别是粮油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和区域化。因此, 东北地区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必须适应当地机械化、集约化的要求。东北地区应选择能适应规模经营与机械化特点的主导产业推进型的模式 (图1) 。
图1 我国不同经济区域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选择
(二) 不同产业领域选择不同的模式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奠定基础阶段 (2008-2015年) , 全面推进阶段 (2016-2025年) 和拓展提升阶段 (2026-2050年) [7]。目前, 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正处在奠定基础阶段, 任务是改善现代农业建设的基础条件, 奠定现代农业发展的制度和物质基础, 逐步建成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但不同的产业领域技术体系发展不均衡, 因此, 我国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要与这一发展特征相适应。
对于粮食、棉花等涉及国家安全或国家经济发展的领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 国家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 并不断完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机制, 确保中央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作用在农民身上得到充分发挥。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也应适应这一政策体系的建设, 通过国家财政支持使农民培训取得成效, 应选择政府主导类的培训模式, 通过政府实施工程项目或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途径实施远程教育型的培训模式来实现。
对于蔬菜、果品、花卉及养殖业等现代农业产业领域, 要逐步抛弃传统的以初级种养业为主导的狭隘的传统观念, 树立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大食品、休闲观光、生态等功能的大农业观念。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也应适应新的要求, 从培训内容上向现代种养殖业靠拢, 在高度专业化、社会化的基础上, 选择政企配合类为主的培训模式来实现对这一产业领域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 以利于发展多功能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对于农产品储藏加工、农机服务、信息服务、产品销售等产业领域要逐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引入市场机制, 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也要逐步引入市场机制, 加强社会化服务理念, 增加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 逐步把农村服务业培养成农村经济支柱产业, 充分发挥各类农民合作组织在技术传递、产业开发、规模经营和资源共享等方面的作用, 积极通过龙头企业吸收农民入股的形式把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加以培训, 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图2) 。
图2 我国不同产业领域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选择
(三) 不同培训目标选择不同的模式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形式多样, 不同部门组织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目标也有所不同, 主要分为两类基础性培训和技能性培训。基础性培训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为目标, 目的是提高农民自身就业本领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 增强环保、生态意识, 为培养守信用懂法律的新型职业农民打下基础。技能性培训, 以提高农民吸收和运用新技术、强化参与市场和预见市场的能力, 提高农民急需的职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技能为目标。
基础性培训包括普通基础文化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培训。普通基础文化教育是整个教育培训的基础, 职业技术教育是教育培训与社会经济的结合点, 成人教育培训属于职后教育, 是基础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继续和补充, 对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技能的作用是其他途径难以替代的。基础性培训具有公共物品属性, 模式的选择应以政府主导类为主, 通过高等院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职业高中及乡镇成人教育学校等机构实现对农民的终身教育和培训。
技能性培训主要包括工程项目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工程项目培训指各级政府部门为达到特定的目的, 提供资金支持, 通过项目管理的方式对要求就业或在职劳动者进行培训。实用技术培训指专门针对某项实用技术而开展的培训活动。技能性培训具有部分公共产品属性和部分非公共产品属性, 模式的的选择应以政企配合类为主, 以农业科技园区、龙头企业、科研院所为依托, 通过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来实现对农民的培训, 并不断进行培训投资机制和管理机制的完善, 对于一些已形成良性循环机制的龙头企业所组织的培训, 要逐步过渡到市场运作类培训模式[8] (图3) 。
总之,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的选择的基本策略可以用图4来表示。
四、主要结论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可以分为政府主导类、政企配合类、市场运作类“三类十一型”模式。充分考虑模式赖以存在的制度因素, 经济、文化和资源条件, 模式与当地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的关联度, 模式对新型职业农民发展需求的满足度, 技术和人员等几个方面的因素。目前政府主导类模式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占据主导地位,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良性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形成。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的选择应根据不同经济区域、不同产业领域、不同的培训目标选择不同的培训模式, 并实现总体趋势由政府主导类模式向政企配合类模式转变, 条件成熟的可以过渡到市场运作类模式。
图3 我国不同培训目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选择
图4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选择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