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选择者——鲁迅
选择者——鲁迅
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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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不乏忠贞者,从比干、伯夷、叔齐,到岳飞、文天祥……但批判的声音总是稀少,以至孤独。鲁迅正是如此的孤独者,终其一生,他始终是一位批判者。批判政府的黑暗,国民的劣根,人性的丑陋,批判社会上一切的邪恶和不公。他不依附不谄媚不取悦任何人,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考。
他目光犀利,笔法老辣,文字深邃,批判的笔锋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且直指人性的本质。他不是先知,他的许多文字却似预言,仿佛是对今日社会各种现象的分析,且十分透彻。
他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撕下了许多虚伪的面具。他痛心于民众对生命的漠然,对压迫的逆来顺受。他厌恶街头那些“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的小市民的庸俗势利,厌恶他们为极小的私利,而任意损害公物。他讽刺愚昧者的荒诞,捧出个号称可预知未来的孩子,却有许多人甘愿被欺,甚至大搞“扶乩”救国的闹剧。他鄙视“绅士将一点骗人的自以为所谓恩惠,颁给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谢时,则斥之曰:‘不识抬举!’”他痛心革命者被杀,愚昧的群众却蜂涌着奔去以看他们的首级和无首的尸体为乐。痛心于“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他鄙视权贵,看透了他们得势时“凶残横恣”,失势时,满口中庸,一到全败,又以命运自慰的嘴脸。愤怒于执政者以恢复“民族精神”为幌子,其意却在“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要他们遵守“忠孝仁爱”,从而“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他也对革命阵营中的宗派及浅薄幼稚的激进,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的一句:“白用了许多牺牲,而反为巧人取得自利的机会。”如谶语至今在世界各地应验。
当全国上下齐声声讨日军的入侵时,鲁迅却发出了冷峻的声音。他悲哀于国难当头,百姓却放鞭鼓盆驱赶吞了月亮的“天狗”。当政府为避免故宫文物为侵略者掠夺而决定南运时,鲁迅抨击政府置同样处于危险之地的大学生于不顾,而政客和御用文人却躲在远离炮火的地方,指责学生在国难当头时只想自己逃难。当“国货运动”热火朝天时,鲁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国货的拙劣及“戴着假面具的买办”趁机赚钱的卑鄙。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鲁迅讽刺他们像假唐吉诃德,明知大刀不能救国,却偏要舞弄着乱嚷。
鲁迅生前死后,总有人想将他编排成汉奸,岂不知除了清醒的理性,他骨子里却有着强烈的民族情绪。他欣赏日本发达,但留日七年,除了一篇《滕野先生》,未对日本有过其它专门的记述,他关注的只是日本与中国有关的事,或可以给中国以启示,为中国所借鉴的事。他曾多次对友善和不友善的日本人说,“如果是财产同样化为乌有,那么与其让强盗抢劫而去,莫如让败家子用掉了好,如果是同样被杀,我想还是死在本国人的手里好。”晚年,他饱受病魔折磨,许多人希望他到国外疗养一段时间,他考虑的仍是如果飘泊异乡,对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将无法亲身感受,从而无法及时关注,那他生命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他要留下来战斗。
中国历代的忠贞者,往往只求忠贞,常常不问君的昏明。他们的悲剧总是悲哀大于悲壮,也就常常成了一个朝代的丧钟。鲁迅则清楚地意识到,他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正处在被列强欺辱的水深火热之中,但执政者却对外忍受屈辱,对内自相残杀。因此,他一生都在努力寻求并选择改变中国现状的方法。许多人说,鲁迅只有解构,没有建树,其实,他的建树正在于不断的解构之中。即使他未寻到拯救国家的办法,未寻到中国的出路,也要告诉人们有那些办法是无效的,不是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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