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何必曾相识 ——与《读者》杂志重要创办人郑元绪共事前后
上世纪80年代第一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热潮，随着由“四化建设”、设立经济特区、农村始试行包产到户政策以及第一批公开招考的公派留学生相继分赴各国等新鲜事的出现，新闻出版领域中也悄悄地绽开了两朵奇葩：
其一是由1980年由陈省身、杨振宁创办的美国《科技导报》（中文版）被准予在国内发行，该刊介绍的美国在科技、经济、教育诸领域的最新成就，令国人首次睁眼看世界，也受到中央领导十分重视。刊物风靡一时，然而销售三期后因经费拮据，刊物戛然中断出版。1984年在清华大学老校长刘达等许多中外名人大力支持和推动下，时在航空工业部628所工作的我受命并经过艰难努力，使《科技导报》终于在“无中生有”的基础上于北京高调复刊，受到中央领导、各界人士和媒体的高度评价。
其二是1981年4月，由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郑元绪与胡亚权等人联手创办的《读者文摘》（后改《读者》）粲然问世。该刊以其高品位、高质量、丰富性及多样性的独特构思和内容，赢得了各个年龄段和不同阶层读者的喜爱与拥护，一出现就引得无数人的注目。此后一路走上高坡，刷新中国期刊发行量的记录，成为兰州当之无愧的一张金牌。郑元绪担任《读者文摘》主持工作的副主编一职整10年。
当日历翻到90年代时，在北京的王府井东单三条甲33号的一幢白楼内，出现了两本杂志的重要创办人邂逅相遇、一见如故的一幕。
故事起源于1993年月1日，国内第一本中外合资的《星光月刊》轰轰烈烈在北京隆重创刊，国内外各大报刊都作为头号新闻予以报道。与此同时，作为合资港方星岛报业集团的股市顿时上涨十倍，财源滚滚而来。然而让港方受益多多的《星光月刊》，尽管受到许多知名文学艺术家和读者的大力支持，各大报刊也不断宣传介绍和转载了大量杂志文章，但在连续出版一年半之后，经济还是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个中原因是财大气粗的港方仅投资了区区98万人民币，而且号称“凡有华人就有星岛”的港方，按协议应承担海外发行的任务和要求，然而他们在海外的发行量居然没有实现“零”的突破，而按他们要求刊登的广告也无分文入账中方，不过却毫不吝啬地向大陆有关高层领导赠送钱财。港方的卑鄙目的是企图逼走合资的中方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将杂志的刊号和出版发行权窃据己有，使之成为星岛插在中国大陆国土上的一颗钉子，成为海外新闻出版界在中国大陆的唯一旗帜。
恬不知耻的港方将亏损的责任全然归咎于中方，不断指责我（主编）和常务副主编丁惠黎是外行，不懂得如何办杂志。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1994年冬，一位中年男子突然走进星光办公楼，当他被领到我面前时自我介绍说：“我叫郑元绪，希望到《星光月刊》编辑部工作，你们需要我吗？”对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编辑们都感到十分惊讶，而我却是早有所知，因为一天前我已接到新闻出版署期刊司长张伯海来电说：“老谢，《读者》创办人、主编郑元绪离开兰州来北京创业，我让他任意挑选一本杂志，并由我出面建议他作为主编。但他对我推荐的多本杂志均未看上，一眼看中了你的《星光月刊》，因此我预先和你打个招呼，请你为他的工作做适当安排。”
郑元绪的到来对《星光月刊》来说无疑是一支强心针，尽管年轻女诗人丁惠黎担任常务副主编以来，杂志办得有声有色，但她的“专业性”始终受到港方质疑。而现在“中国办刊第一人”任职为常务副主编，港方还有什么指责的理由？郑元绪对杂志的好评也是对港方的最好回答。我十分欢迎郑元绪的加入，但考虑到日渐恶化的经济状况，为不耽误他的前程，还是如实地将目前的窘境告诉了他，希望他慎重考虑和选择。然而郑元绪毫不犹豫地答应任职，他带来了《读者》的新风，从1995年第一期起，对《星光月刊》的风格作了若干调整，在继续保持高雅格调的前提下，使杂志可读性有了很大起色。
香港行内人都知道“要破产，办出版”这句话，办一本新杂志若无三年经费的准备，是难以维持下去的，郑元绪本人就曾有过带着初办的《读者文摘》来北京街头叫卖的记忆。尽管郑元绪竭尽全力和全体编辑销售人员同心协力，但当《星光月刊》出版到1995年第四期时，经济状况已几乎山穷水尽。由于体制所限，同为我领导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不能为星光公司解囊相助，而富可敌国的香港星岛集团则是幸灾乐祸地隔岸观火，对我们的求助充耳不闻，坐视不救。正当我和郑元绪、丁惠黎等人千方百计设法努力挽回颓势时，星岛集团董事长兼合资公司副董事长胡仙突然发函通知我们终止《星光月刊》的出版。对此我在请示合资公司董事长、人民日报社老社长秦川后断然宣布，接受星岛挑战，中断中港的合资关系。星光员工在听到这一消息后，深感委屈和气愤，几位年轻编辑为此写下一首泣诗：
哭《星光月刊》并致星岛领导
《星光》黯然，版史留憾。
百年良机，毁于一旦。
一手遮天，败事在人。
前车之鉴，慎防后患。
《星光月刊》编辑部全体同仁
1995年4月最后一期《星光月刊》出版之际
《星光月刊》终止后，尽管港方在中国上层有“代理人”撑腰，但鉴于违反中国新闻出版法规定，更受到中方领导部门人民日报社的强烈反对，港方妄图独家鲸吞《星光月刊》的打算也成了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而可笑且又可悲的是，我在办刊同时就向港方商借200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创办一家专为外籍及港澳人员诊治牙病的诊所，从而“以工养文”，相得益彰。牙科诊所是当时京城的紧缺项目，且星岛集团闲置着一整套牙科医疗器械。但胡仙对此建议置若罔闻，却把巨额资金投向未经批准而擅自出版的两份“中港合资”报纸并彻底失败，继而冒险投资房地产又受重挫。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偏又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使星岛集团进一步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潭之中，胡仙的个人负债已达6亿元之巨，无奈之下她只好拍卖包括虎豹别墅在内的祖传物业和所有星岛报刊及大楼。
事后毫无人情的港方拒不发给编辑人员任何解散补偿费用。对《星光月刊》充满期望前来就职的编辑们只好自谋出路，各奔前程，郑元绪也成了其中的受害者。20多年过去了，回想往事，我至今心潮难以平静，对郑元绪和其他同甘共苦两年的编辑们深怀谦仄。其后我曾与郑元绪通过几次电话，询问他的近况，获悉他已为某家文化公司聘任，并又开始了新的创业和追求。我为这位追梦人的再度启程远航感到欣慰，并衷心祝愿他取得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