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五个一工程”，舍我其谁！ ——故乡的灵气、牛气和霸气
在我记事的童年时代，最大的乐趣之一是门前屋后的小河。在这座小城中，大多数人家都面临或背靠一条混浊的河流，有些更是腹背皆水。一条条涓涓小河，把古老的绍兴城编织成一张巨大的蛛网，无数座千姿百态的石桥和在桥孔下穿梭往来的乌篷船，使这张蛛网成了布满古城的血液循环系统。
被宋代绍兴诗人陆游赞美为“轻舟三尺，低篷三扇，占断萍洲烟雨”乌篷船，是故乡独有的一道风景线，绍兴的三“乌”文化之一，它和蜿蜒的小河、苍老的石桥一起，编织了越中风光的一幅典型画面。乌篷船优哉游哉，在一个个桥洞的拥戴下徐徐前行——
小小的乌篷船，
穿过了秋晨的薄雾，
要驶进古风的桥洞了。
桥洞是神秘的东西哪
经过了它，谁知道呢，
我们将看见些什么？
（现代诗人施蛰存《桥洞》）
上世纪50年代，一场填河运动的信号弹升上天空，使绍兴城内的众多小河遭遇了一场万劫不复的空前劫难，我家前后的两条小河也难逃厄运。在铁锹锄头演奏的交响乐中，家前的小河瞬间在刀下断流；在挖土打夯的大合唱中，屋后的小河也顿时蛟龙入土。从此孩提捕捉蜻蜓、追逐流萤的欢乐画面成了绝版书，夏夜全家老小坐在河边纳凉、闲聊的夜生活也化为朦胧的残梦。
随着一条条小河的消失，千百座依水而筑的石桥自然就树倒猢狲散，岸边一栋栋乌瓦粉墙的台门房屋也随之被摧毁、瓦解了。一场接一场“颜色革命”的浪潮，把家乡的古老印记冲洗得差不多了。一个缺河少桥、失去独特风采的绍兴还能称得上“东方威尼斯”吗？整整六十年过去了，而我至今依然耿耿于怀。
或许是因为“东方威尼斯”名不副实，致使旅游业陷入囧境，或许是遗老遗少们的不断呐喊，拨动了主政官员的心弦。不管什么因素，反正地方政府下大决心和化大力气，将围绕市区那条时断时续的废弃城河，重新连通并加以疏浚，修筑成一条全新的城河。在扩展市区的同时，又将新城河的两岸改造成了逶迤数十里的清丽、秀美、幽邃的园林。新城河颇有古诗中描写的若耶溪风光，尽管河两岸的作品并不是原汁原味的天然雕琢。
亡羊补牢，虽然为时已晚，然而总比不予理会为好。小河、石桥、乌篷船不可或缺，但毕竟只是绍兴文明的物化表现，而穿越古城（从舜禹始）长达四千余年、以“五个一工程”为特征的越文化，蕴含着极其深沉和丰富的内涵，绝不是一事一物所能代表和阐释的。
江山如画——绍兴是一幅画
那一条被历代诗人歌咏不绝的若耶溪，迄今犹存，但似乎已为时人所淡忘。其实在汉魏以降的二千余年中，若耶溪就被认为是一幅迷人的画，一首动人的诗：
春溪缭绕出无穷，两岸桃花正好风。
恰是扁舟堪入处，鸳鸯飞起碧流中。
（唐·朱庆余《过耶溪》）
若耶溪上踏莓苔，兴罢张帆载酒回。
汀草岸花荤不见，青山无数逐人来。
（宋·王安石《若耶溪归兴》）
故乡山水中，既有以会稽、四明、天台三座名山以及浣纱、若耶、剡三大名溪为典型的自然地理风光，又有以镜湖、浙东运河以及纤道塘为代表的人为山水环境，后者分别是由东汉会稽太守马臻、西晋会稽内史贺循以及唐代浙东观察使孟简主持兴筑和开凿的。二者相辅相成，珠联璧合，在绍兴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营造了一道道奇特、神幻的风景线。面对这如诗如画的湖光山色，诗仙李白吟下了“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的名句；诗圣杜甫也唱出了“越女天下白，镜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的感受。清代诗人查慎行在《山阴道中喜雨》一诗中，描绘了一幅水墨江南的画图：
谢家双屐旧曾携，转觉清游爱会稽。
白塔红亭山向背，赤栏乌榜岸东西。
波光拂镜群鹅浴，竹气通烟一鸟啼。
野老岂知身入画，满田春雨自扶犁。
走进绍兴山水，不难发现山水之中还别有洞天，这就是绍兴独有的石景。千百年来，一代代石工凿山采石，手足胼胝，神工鬼斧，凿成了一处处险峻的峭壁石景和深邃的碧潭清泉。其中如：古称“绝胜之地”的柯岩，使人顿开眼界的“天下第一盆景”东湖，水、石共融的又一典型羊山石佛寺，位于绍兴新昌“石城古刹”的“江南第一大佛”。水、石共融，自成一体，巧夺天工，形成了其他地方难得一睹的人造山水盆景。
人们久闻水乡美，鲜知石景雄。当清代诗人查慎行进入“石乡”吼山时，真的被眼前琳琅满目的石景惊呆了。石景开阔了他的胸襟，激起了他的遐想，遂挥笔写下了一首酣畅淋漓的《吼山》诗：
天开地坼石峥嵘，一棹穿云入瓮城。
唤起清风答长啸，满山松柏尽雷鸣。
于是绍兴的石和她的山水一样，从景到诗，由形及魂，形成了独有的石文化。这种石文化不仅仅凝聚在几处景点，而且更星罗棋布地散布在大街小巷、山村水乡，其中有石路、石桥、石墙、石阶、石亭、石碑、石柱、石坊……一个“石”字，写满古城。石文化和水文化无处不在，悄然相逢，浑然天成，相映成趣。在中国乃至世界，水乡尚多，山城亦有，唯石城难遇。而绍兴却是兼具山、水、石文化，又是历史古都，亭亭玉立于现代的文明世界，可算弥足珍贵了。
如果说在山、水、石中看到的是一幅风景画，那么走进市井街肆中的酒店茶馆，映入眼帘的则是别样风味的风情画。曲尺柜台青龙匾，条凳方桌古酒坛，都别开生面地展示着古越的民俗风情。每张古朴的酒桌上，差不多都能看到鲁迅笔下的茴香豆、豆腐干等传统佐酒菜。在本地酒客的阵阵谈笑声中，不时爆出至今还残留于绍兴方言中“之乎者也”的文言词，活灵活现地续写着孔乙己的现代故事。
彪炳青史——绍兴是一部史
在绍兴古城的街头巷尾，处处沉积着厚重的文明史，每一座古桥，每一间老屋，总能使人联想到历史，领略到文化。绍兴这座江南名城，经历了太久的年代，养育了太多的名人。从纵向看，她的剖面图像一块层次分明的水层岩，一层一个世纪，每一层上都沉积着一批名士，一批文人。从横向看，她的断面图又变成了色彩斑斓的万花筒，星罗棋布地缀满了历代先贤的故址遗迹，以及蕴含在其中的讲不完的传说故事。当你漫不经心地用皮鞋叩打着不知经历过多少朝代的青石板路，走过一条狭窄而阴暗的弄堂时，你也许不曾意识到，就在你的脚下，土地爷正在期期艾艾地向你讲述一个历史典故。当你聚精会神地透过手机的方框，沿着千年河道的水流，对准远方三孔石桥的镜头时，你却错过了河龙王滔滔不绝地为你诉说的一个民间传说。
“史”街，“史”山，“史”弄，“史”桥——一座沉睡在历史书上的小城，一座站立在博物馆上的古城。在绍兴城东一条不起眼的漕河上面，有一座建于南宋的石梁式多踏步的八字桥，以其在三街三河交叉上的四向落坡设计而被誉为“最早的中国古代立交桥”。从桥北行百米是始建于南宋、重修于明代的单孔七边形石拱桥广宁桥，南走百步是书载于南宋、民国时修建的半圆形石拱桥东双桥。再从东双桥向南步行百米，即到始建于南宋、重建于清代的纺车桥。在不足五百米的方圆内，宋明清民四朝的历史文化汇聚一起，一览无遗。文山史海，窥豹一斑，足见游览绍兴，无论是走路还是坐船，都有一种人在文山行、舟在史海游的感觉。
好戏连台——绍兴是一台戏
現在的年轻人对观看戏曲的热情已经大大降温了，而从前的绍兴人则是在戏中喂大在曲中泡大的。门口屋前的小河小路曾给老绍兴们带来许多乐趣，每夜总有从河畔小路上传来夜行者唱戏的声音，尤其在冬日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墙外传来的“绍兴大班”音调显得分外高亢响亮，使静卧在床上尚未入眠者能美美地品尝一顿文化夜宵。“绍兴大班”就是形成于明末、流行于浙江绍兴、宁波一带的绍剧。萌芽于绍兴嵊县农村，继绍剧之后迅速发展并跃升为中国第二大戏曲的越剧，则代表了绍兴戏曲文化的光辉成就。而解放后枯木逢春的“新昌高腔”，与绍剧、越剧同台出演，恰好构成了一台完美的大戏。“绍兴大班”、“的笃班”、“绍兴莲花落”、“新昌高腔”等多姿多彩的剧种一起，使故乡成为著名的戏曲之乡。
然而对于绍兴来说，这几种在社戏戏台演出的小戏，在宏伟壮观的历史剧面前只能算小菜一碟了。绍兴在历史上曾举办过至少七场“群英会”的历史剧，众多大名鼎鼎的本地和外来演员登台同演。其中有：春秋越国由越王勾践、越大夫范蠡、文种、烈女西施主演“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大戏。晋永嘉之乱后，王、谢等高门世族南迁并定居会稽，于是才有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的兰亭盛会和《兰亭集序》名篇，并留下了王谢传人王献之、谢道韫、谢灵运的缭绕余音。到了唐代一股“绍兴热”在大江南北兴起，前来寻山问水的诗人人数不下四百位，一支陆绎不断的东行诗歌大军，形成了一条被今人称为“浙东唐诗之路”的山水文化旅游古道。其中孟浩然捷足先登，李白四到绍兴，宋之问和元稹更是在此为官多年，只不过这次登台的都是“外来和尚”。
接着是宋、元时期，陆游、王沂孙、王冕、杨维桢等越中诗人词客，与曾在绍兴任职的王十朋、吴文英及客游于此的辛弃疾、张炎、汪元量等一起，照亮了当时绍兴的诗词星空。到明代中期以后，在两位旷世全才王阳明、徐渭的光辉照耀下，绍兴涌现出一批在文学、艺术、哲学领域的杰出人物，如画家陈洪绶，文学家王思任、张岱、陶望龄、祁彪佳，理学家刘宗周，戏曲家王骥德，医学家张景岳等。及至清康熙年间，政治家、军事家姚启圣以其在收复台湾的历史贡献、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塾师以合编《古文观止》而一起留名后世。清末从史学家章学诚开始，又一群古越传人在中国崭露头角，其中有书画篆刻家赵子谦，画家任伯年，学者李慈铭、平步青、姚振宗以及抗英名将葛云飞。辛亥革命时期，在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鲁迅等一批志士仁人带领下，一大批在文艺、科教、出版等领域中的精英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以20世纪前出生为界就有：杜亚泉、王子余、陈半丁、经亨颐、刘大白、马寅初、周作人、许寿裳、马一浮、周建人、竺可桢、范文澜、陈建功、孙越崎、孙伏园、许钦文、朱自清、夏丐尊等。
不解之谜——绍兴是一个谜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僻居东南一隅的绍兴，从来就不是巍巍大都，但却是藏龙卧虎之地，差不多历代都有龙蟠凤逸之才出现。如果在绍兴四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溯流而上，可以看到三王（舜王虞舜、禹王夏禹、越王勾践）、四相（越大夫范蠡、文种，东晋太保谢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二女（烈女西施、侠女秋瑾）、六圣（书圣王羲之，诗圣陆游，哲圣王守仁，画圣徐渭，教圣蔡元培，文圣鲁迅）等巨星，在众星环绕下，组成了一个在中国封建时代罕见的光照千秋的星座。
会稽山下，山阴道上，先后走出的众多名士中，还包括一群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教育家。在没有大学的绍兴，却为当今中国输送了五位杰出的校长，他们为四大顶尖名校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有新文化教育奠基人、北大校长蔡元培，将清华改成“国立”并任首任校长的罗家伦，东方剑桥缔造者、浙大校长竺可桢，使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一举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也是罗家伦，在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原绍兴余姚人）蒋梦麟，还有一位跨越浙大、北大两校的校长马寅初。
而在绍兴本地，即使一所在别处或许并不起眼的中学，却也因近水楼台而有幸得以名家治校或名流云集。绍兴一中在创办之初就由蔡元培出任校长，徐锡麟和鲁迅也曾先后就任副校长、教导主任。由邵力子创办的稽山中学，周恩来曾是名誉董事长。董事会则由蔡元培、竺可桢、马寅初、何燮侯、陈建功等学界翘楚组成。而由近代著名教育家经亨颐创办的春晖中学，更云集了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李叔同、丰子恺等一大批名师硕彦。一所所普通中学竟招来众多名流大家，在外地人看来，或许会有杀鸡用牛刀之叹。
一位乡下母亲，居然以春天般的温暖，培育了如此众多的优秀儿女，一方弹丸之地，居然以大海般的胸怀，容纳了如此众多的杰出精英。这是一个未解之谜，也是一个现代的课题，一个将对我们后代优生优育、对民族强大和国家振兴有所启迪和帮助的课题。
点睛之笔——绍兴是一首诗
小时候读过一篇苏联短篇小说《俄罗斯性格》，留下了至今不忘的深刻印象。小说故事情节很简单，却揭示了一个关乎国家、民族的重大课题。这篇阿·托尔斯泰的短篇佳作，以苏联卫国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坦克手德里莫夫的故事。这位“如战神一般”可爱的军人，在一次战役中被烧伤，治愈后完全不是原来的面孔了。回家探亲，为了不惊吓母亲，他假托另一个人来给母亲捎信，以讲述别人的语气给母亲讲他自己的事，还背光无语地见了他的未婚妻。可是，就在他归队后“两个星期，母亲来了一封信”，认定他就是自己的儿子。又过了几天，母亲和未婚妻来部队看他，他这个因为战争变丑的人，同时收获了母爱和爱情。
读罢小说《俄罗斯性格》，使我不由得对俄罗斯人、俄罗斯民族产生了肃然起敬的崇拜心理。然而随着乡土知识的日积月累，桑梓先贤们的高风亮节和千秋功业，愈来愈多地汇聚眼底，一种新的认识也愈来愈占据了我的头脑。这种认识就是：我们绍兴人较之俄罗斯人来，不仅毫无逊色，而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乡梓先贤的崇高气节和情操，不禁使我从“俄罗斯性格”联想到“绍兴性格”的概念。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绍兴停留的短暂时间，以穿透历史烟云的尖锐而深刻的一瞥，迅速抓住了这座古城的根本特点，特为绍兴写下一首石破天惊、恒古未有的诗：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这首诗已经成为一位时代伟人唯一一次对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经典评价。从周恩来“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吾为越人，未忘斯义”的历史性演讲，到毛泽东“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的点睛之笔，都深刻阐述了“名士乡”的独特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