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拉古之惑：酒量的社会逻辑

叙拉估值之惑案：在第一版中，有两位读者的留言对我进行了挑战，有人指出酒量深浅只是一个生理问题，对此我认为即使只有一般的生活经验也可以得出观察结论：即长期饮酒可以提高一个人的酒量，因为在生理上，长期饮酒会提升人分解酒精的酶（我特地去问了医生），因此命题中酒量的社会性关联是可以成立的。

另一位读者则指出我没有数据支撑，并且混淆了酒量和酒风这两个概念。我的确只是对一些定性结论做了演绎，并没有调查数据来做结论支撑，其实从文章第一版到修订版的形成过程，存在作者和读者的互动，我非常希望读者的个体经验对于我观点的修正和弥补，从留言来看，并没有读者认为我的结论偏离了他们的经验观感。同时，我认为，酒量和酒风确实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基于酒量可以提升的前提，酒量和酒风基本上形成一种正相关关系，即酒风越盛的区域，酒量就大。

在修订版中，我对于具体观点作出了更肯定性的总结。

几个月前，和朋友小聚，一位温州的朋友在那侃侃而谈他来到嘉兴后，如何量压同僚，我有所思的听着：社会史学界通常对中国近世以来的社会形态的划分，会区分“士绅社会”和“宗族社会”（日本有位江南史学者滨岛敦俊，他曾提出“江南【狭义的太湖区】无宗族论”，此公论多有创见，然不长于自审，故而时尝砖耳！其实他这个观察还是很精道的，就是缺乏限定）。

一念而过，我随即向在座的另一位温州朋友询问道：“你们那里是不是宗族很强？”在得到肯定回答后，我接着又说：“酒量深浅应该和社会形态有很大的关联，处在士绅社会中的人，酒量相对较差，而处在宗法社会中的人，酒量则相对更好——这取决于两种社会形态中暴力建制对于资源垄断的程度。相较之下，狭义的江南社会对于资源垄断更为松散，社会权力具有鲜明的公共协商属性。因此，从策略上来说，人们并不需要通过酒精来表达换取垄断的生存资源。”在座皆以为然。

时隔不久，和师友聚会，酒酣之际，我又一次抛出了上述论调，并补充道：“士绅社会的公共权力形成超越于血缘属性，人身依附性相对不强。”大家依然纷纷赞同。随即我又补充道：“对于中国近世以来的社会形态划分，如果存在士绅社会、宗法社会的差异，那么其实还存在另一种形态，就是‘豪强社会’。所谓的豪强社会更多出现在北方，这主要和北方土地贫瘠，兼并加剧有关，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又会催生更强的人身依附性。比如说晁盖这样的庄园主，他只要吼一声，他手下的庄客都能跟他上梁山做强盗，这种人身依附性在士绅社会的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由此推之，处于豪强社会中的人，人身依附性最强，从策略上来说，更愿意通过酒精换取资源，因此，豪强社会里的人，应该是酒量最好的。”

后来就这个话题我又和浩哥聊了几句，他说：“喝酒是封闭经济社会中低阶层男性向高阶层男性获取资源的钥匙。”斯言一语中的。其实到了今天，虽然“士绅社会”、“宗法社会”、“豪强社会”依然存留于不同区域的社会结构中，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一般的区域间存在的酒量偏向性，但是如果作为社会分析，那是应该解析出更为普遍的逻辑：即酒量深浅更多的反映在权力—资源的结构关系之中，固然某些区域的人更善于饮酒，但是真实的酒量逻辑可能是因为那个区域内的暴力对于资源更加垄断，选择路劲缺乏的社会形态基础。正如区域总体比较上，可能会存在酒量偏向的差异，但是在权力高度垄断的官场，那哪里的公务人员都一样擅长饮酒（中央党校的副教授强舸基于与各地官员访谈而成的论文中指出各地官场的饮酒行为并无差别），而不存在区域性的偏向——这就变成了一种普遍的解释。

在今天，中国人一般的印象中，总是会认为江南人不擅长饮酒，这种现象其实并不难解释。几百甚至上千年来，江南的特殊地理环境造就的小农经济（区别于庄园经济）就有着更强的人身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又产生了开放性的公共权力协商，协商机制的公平程序使得资源垄断松散化，这种松散又会促使市场交易的发达，市场的开放性又会催生各种交换路径的丰富......最终人们在酒桌上就会产生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喝下这杯酒？你所掌握的资源是特殊的妈？如果这种资源非常丰富，那么我完全可以找其他不喝酒的人来合作——既不屑于敬酒，也不必负于罚酒（我一个朋友原本计划去北方某省投资建厂，后来听闻那里的官场文化和酒文化，打消了念头，并对我说：“伺候不起。”）。

其实我个人倒是挺喜欢喝酒的，但是我仅仅是享受于酒精带来的生理兴奋感，而很厌恶酒量的比拼。昨天和朋友聚餐，他见到我就说起前一晚量冠全场的战绩，殊不知我对此根本不以为然，但是他沾沾自喜的样子，又让我深思。

豪饮的背后，其实是一套社会声望系统，是一种社会暴力搏杀的建制化的逻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布拉德皮特版的《特洛伊》，在电影中，阿伽门农率军和另一个国王对垒，阵前双方约定各派一个勇士出来单挑，决定战争胜负，这显然大幅降低双方的战争成本。结果阿喀琉斯一刀毙命了对手。

我并不是很清楚这种单挑决定战争胜负，是否真实的发生在希腊的历史中（我想应该是有的），但是我猜想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应该是一种城邦形态兴起后，为了降低战争几率，使得暴力竞争建制化的结果。各城邦派出自己的勇士在一些有关军事项目的比赛中，竞争出优胜者，优胜者又为城邦带去了荣耀，这种荣耀归属降低了暴力竞争的几率。现代奥运的创办兴起处于一个民族国家狂飙的时代，我想顾拜旦创办的意图和古希腊世界奥运会的初衷是一致的，就是将共同体之间的暴力竞争建制可控化。

基于一些生物学研究的启发，我认为人类对于生存稀缺资源的占有所采取的竞争策略，就是一种搏杀，事实上，我们人类最擅长的策略也是使用暴力（比如拍蚊子、用手硬撕扯包装、用牙开啤酒瓶），只不过随着人类协作的提升，以及发展出了更高阶的暴力建制体系，形成了有效的惩罚机制，才压制我们的互相搏杀竞争，越来越趋向于协作机制。

其实喝酒就如同奥运会的诞生逻辑一样，就是一种暴力竞争的建制化：人们通过豪饮表现出勇气、魄力、决断、忠诚、狂妄等等各种竞争性的品质使得暴力竞争变得“文斗化”，而这种行为的代价又非常的低廉，于是这种（酒量）比拼能力就变成了一种非常盛行的，实现个体声望的社会资本。

而我之所以非常排斥这种酒量比拼，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我个人远离社会江湖，因此勇气、魄力、决断、忠诚、狂妄的社会人品质，并不能给我带来很实际的利益，那么也就被我不屑一顾了。但是，我又很难以我的处境去评价我朋友的策略，毕竟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社会网络特殊性，彼此之间行为策略也不尽相同。

其实在文章结论部分，我想得出一个大胆的推论，即判断一个区域的酒量水准：越是暴力策略盛行的地方，酒量不仅仅是一种消解暴力垄断，获取资源的表忠工具，也是一种暴力竞争的“文斗”演示，故此，酒量是有效策略；而在市场经济盛行的区域，因为交换路径更多，以及相对公正的规则生态，则高酒量策略是一种低效投资，也就此酒风不彰。同样，这也适用于职业工种的判断，封闭和开放的生态竞争差异，使得酒量策略也不同。

最后需要说明一下，虽然基于各地的社会差异，酒量策略差异可以被理解，但是酒精就是致癌物质，少喝一口是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