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个困惑：香烟、酒精、毒品这类瘾物，何以会出现合法和非法的区分？通常人们总会不假思索的以健康标准去做解释，这其实是非常肤浅，甚至离谱的视角。今天我在嚼槟榔的时候意识到，既然槟榔和香烟、酒精都是高度致癌物质，为什么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会容许它们作为商品在市面上流通？实际上这关乎权力对于人行为的驯化，以及行为可控的条件筛选。真实的政治权力起源是基于特殊利益目标的暴力，而不会是契约论者设想的基于授权的无自主性构成。因此权力在满足一定的秩序服务功能之外，权力起源的私利本性，始终不会忘记寻求“剩余权力”。这种“剩余权力”的形成，就要求人群的行为必须符合权力设定的，合乎利润效率的行为框架，由此产生各种伦理、文化配套工程来塑造规范。我们大概对这样的影视镜头不会陌生：若无性关系的女人，在不经意间看到男性的赤身裸体，总会夸张的惊声尖叫，不仅紧闭双眼，还要画蛇添足的捂住双眼。这其实就是一个被权力驯化的典范。其实仔细想想，这挺滑稽：因为女人并不会因为看到男性裸体而降低视力也不会因此得红眼病，而且女人也不见得私下不看床上动作片，之所以装出一尘不染的样子，绝不是因为生涩害羞，而是被一种权力塑造出来的伦理规范作用。请注意，女人遇到这种事并不会遭到惩罚的后果，但她偏偏就要做出一副负罪的姿态语言，这就是一种风化伦理。在权力看来，人群只有在特定的伦理规范框架内行为，才能够使得社会大众更好的产生协作，降低社会的冲突风险。这就是政治权力的一般性统治逻辑。我们可以做个思想实验，设身处地的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幼儿园的老师。置于这种处境之下，我们最喜欢的学生是哪类学生？听话的？调皮的？具有才艺天分的？毫无疑问，在幼儿园老师看来，最好的学生就是听话的。因为调皮的学生极有可能让老师承担巨大的责任风险。而又才艺天分的学生所带给老师的价值增量是很有限的。所以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一定是听话的，这样能够保证他每个月按照预计拿到工资，政治权力也一样，需要高度的稳定预期。（这里可以引申出一个思考：同样身为老师，爱因斯坦最喜欢的学生一定是能继承发展他衣钵，甚至是挑战他体系的学生，换句话说，大学老师和幼儿园老师喜欢的学生的性格是截然相反的。因为他们的责任—收益体系完全不同，那么这两种差异，导入政治场，是否能够得出单一制政体和联邦制对于经济形式的理解的差异？当然，这还需要更为深入的观察思考。）人们知道香烟有害，高度致癌，政治权力也知道。但政治权力为什么不禁止？因为吸食香烟并不会使人的行为偏离权力所设定的行为常规框架，而毒品会，因此这两款都不健康的瘾品才分化出不同的法律境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划分仅仅是因为不符合政治权力对于人群行为条件设定的筛选，而绝不是什么健康标准——如果是以共同体人群的健康为目的，那么应该统统禁止。我甚至不怀好意的猜测，政治权力并不愿意基于寿命延长为目的来规范我们的饮食习惯，因为随意改动这种习惯，极有触发系统性的崩溃，比如社保基金池的枯竭（健康其实也是个值得展开延展的话题，哪种标准的健康？我们如何在权力作用下认识身体？我们的身体究竟属于谁？其实都是一幅政治社会的图卷）。其实这种权力驯化的筛选一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比如说斯科特所说的“集权主义作物”，如小麦、水稻等，相对应的也存在“无政府主义作物”，如番薯、土豆等（我在散步时偶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所处的空间，同样可以划分为“协商型公共空间”和“专断型公共空间”，空间差异的背后，同样是权力的作用。比如说过去一些贫困县城出现豪华衙门，那就属于后者。不过这种划分还要做细分出很多思路，比如资本权力主导的专断型公共空间）。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生长在土外还是土里——权力是否能够监管到，能否有效的进行税收，而不在于这种作物是否能够有效的提升人的物质需求。如果我们举一反三，甚至可以联想到，禁止“投机倒把”，就是因为担心这种物质条件的丰富会影响人群的行为可控性。同样，人类早期反对商业，根本原因还在于权力无法监管财富，所以会在伦理塑造上对这种游离于权力的职业进行系统性的贬低，于是就有了各种“政治贱民”（老底子人们看不起“船上人”，我猜想也是一种权力作祟的结果，因为船上人不容易被监管，于是权力发动歧视，来驯化这群“异类”）。权力塑造价值，使得人们朝着权力所期望可欲体系进行协作追求，这是权力所希望看到的。但是如果社会结构中出现各种歧变，比如信息供给失控多元化，社会上升渠道堵塞，产业革命打破阶级结构，诸如此类，打破了原有均衡，那么就会出现各种追求的“反叛”，比如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西方“68一代”以吸毒、性滥交等方式来反抗政治权力，如果将其理解为“放荡”，其实就是忽视了更深层次的权力结构的冲突。无独有偶，陈寅恪先生当年写《柳如是别传》表彰妓女，我觉得他自觉，而未曾明了的动机，就是对权力价值体系的反抗。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对于瘾物等判断的理解，要避免是非曲直正邪黑白的判断框架。我们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对立判断，取决于我们在“合法”的“暴力—垄断——分配—财富”建制网络中的参与程度，愈近思想愈“正统”，愈远思想愈“反叛”。就比如说《古惑仔》中的主角“陈浩南”，这个形象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家喻户晓，但是对他的评价却可能陷入两种极端：如果我们的收入是所谓的纯“白色”，那么概率偏向上就对这个黑道人物嗤之以鼻；反之，如果我们的收入游走于“灰色经济”乃至“黑色经济”之域，那陈浩南就是人生楷模，伦理典范。这篇思考札记，并非是针对特定政治权力去做批判，因为基于人一些无法改变的属性，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是高度具有同质普遍性的，再怎么差异，我们还是处在一个理性自利而冲突的结构铁笼之中。
在香烟和毒品这种张力之间，酒精看上去是一个突兀的反证，因为饮用酒精和吸食毒品一样，会使人产生昏沉、癫狂的行为，但为什么没有被禁止呢？事实上酒精在人类的历史过于悠久，而现代集权政治并非没有做出过禁酒的努力，美国第十八宪法修正案，就是禁酒令，只不过被第二十一条宪法修正案废止。同样，苏联也多次推行禁酒令，均最终废止。究其失败的原因，我认为酒精作为瘾品在人类的历史中过于悠久，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的理型也十分深刻，在普及程度也更为深远，甚至这种狂热的爱好者中包含了政治权力的最拥有者。从而使得禁酒令的推行往往无果而终。
一般禁酒令的目的是减少犯罪，也就是我说的对于社会的控制，因此政治权力的禁酒失败史并非是我这个解释角度的反证，而是一种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