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有些“书论”可能是胡说!

学习书法应该有次序,由浅入深,由近及远,不管什么学问都是这样的。但什么是次序?什么是浅,到什么程度是提高、是深?说法就很不一样了。许多人看见古代的字是先有篆,到汉朝有隶,魏晋以后有楷、有草、有行,于是有两种误说:

一种认为凡是古代的字的风格、形体就是高的,就是雅的。后来发展的那个字就是低的、俗的,就是近的,甚至不高的、不雅的、没价值的。

有人就说学写字你必须先有根底,先学篆,篆字好看再学隶,隶学好了再学楷。我这一辈子总共才活几十年,有人一辈子篆还没写好,那是不是到临死时也没有写隶书的资格?同是篆这一种字体,又有人给它定出来差别了,说你要学篆书,得先学某一个铜器。周朝的铜器,比如毛公鼎、散氏盘。其实在铜器里头,那个散氏盘的字是最不规范、最不规则的。那个毛公鼎字数最多,是周朝铜器里头很有价值的,问题是价值并不在字的样子,而在于它记录了许多古代的历史。

小编小时候有一位老先生,他专写篆隶,写得好。他自己发愤宣布,说我要临一百遍毛公鼎、散氏盘——他认为这是基础,熟悉了毛公鼎再写其他篆书就都可以通了。可后来我看见这位老先生写秦朝的秦刻石,就不如他临毛公鼎的好。可见以为临某一个帖、某一个碑作基础,就可以提高到写一切碑、一切的字,是不正确的说法。

比如古代篆书的石刻石鼓文,很正规,也很整齐,笔道都很匀实。但是你写石鼓文,石鼓文里的字是很有限的,石鼓文之前的字,比如《说文解字》里的九千多字,那决不是石鼓文所包括得了的。并且《说文解字》是小篆,石鼓文与《说文》中的籀书很相似,所以也不能是写了石鼓文别的就都懂得了。

篆书是这样,隶书也如此。很多人说写汉碑须先写《张迁碑》,《张迁碑》写好了,再写其他的碑就行了。而在我看来,清末专临《张迁碑》的何绍基,所临众多《张迁碑》版本中,越到后来写得越不好。为什么呢?他自己也腻了,他是自己给自己交差。

我看过商务印书馆印的何绍基临的十种汉碑,那真有好的,可临的《史晨碑》、《礼器碑》为什么就那么便宜呢?没有人买,一大摞一大摞的。所以有人说你临某一个碑,把这个碑写好了,打下基础,然后再临别的碑。我想这个人临这个碑还没临好呢,他脑子里已经厌烦写字了,没有兴趣了,他还能写好别的?

比如说,何绍基后来晚年写的字,那真叫不知是什么,哆里哆嗦的全都是画圈,那个时候他已经手也胀了,肿了,也没有精力再往好里写了。所以他那些个《张迁碑》的基础究竟起了正面作用还是起了反面作用,真是令人很怀疑。可见说哪一个碑、哪一个帖作基础,你这个基础会了别的都会了,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章里我还有一点补充。就是有人对于这个字体也有说法,说是欧阳询在唐初,虞世南更早一些,颜真卿和柳公权晚一些,说你应该先学欧,再学褚,再学颜,再学柳。

这个次序是他们这几人(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生存时间的先后,我们学他们,没有法子按他们生活年代、生活年龄来学。因为我们毕竟比他们差一千多年,也不可能按这个次序去学。

从前还有人说,柳字出于欧,“出于”两个字实在可怕得很。说欧阳通出于欧阳询这我信,欧阳通是欧阳询的儿子,他儿子出于父亲那是真的,说颜真卿的字、柳公权的字就出于欧阳询,他出不来,他离欧阳询远得很哪。欧阳询想要生出柳公权来,他够不着,中间差着很多年,不能欧阳询先生一个欧阳通,过了多少百年又生出一个柳公权来,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凡是这种说法,谁在先,谁在后,谁出于谁,你要先学会谁然后你才能再学谁,这种理论我觉得都是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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