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万亡灵的叹息：朱元璋称帝后为何嗜杀成性？
中国历史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事情，不胜枚举，从春秋晚期越王勾践平吴后逼走范蠡，害死文种，到清中期乾隆作“贰臣传”清算当初清军入关时望风归降的明朝旧臣，这样残酷的政治定律，反复上演，其中，尤其以明初朱元璋的血腥屠戮为顶峰。
为什么要说朱元璋才是其中最极端者？因为勾践虽然害死文种，但是并未作扩大化处理，而乾隆呢？固然，他看不起曾经投降清军的明朝官员，但这些投清者早已作古，且多平安善终，连曾经“出尔反尔”的辽东明将祖大寿，竟也未因自己的“首鼠两端”而遭到清算，和朱元璋相比，他们这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了。
（影视剧中的朱元璋）
01朱元璋称帝后杀了多少人？
和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其他君主相比，朱元璋的血腥屠戮，不但波及面极广，而且必欲斩草除根。从洪武十三年到二十六年这段时间里，朱元璋的“秋后算账”达到了巅峰。
其中，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口胡惟庸谋反，危害社稷等罪名，将其族灭，胡惟庸死后，针对胡惟庸余党的清算，竟持续了十多年之久，直到十年后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倒台，《昭示奸党录》的颁布，才让我们大概了解到，因胡惟庸“可能谋反”而被处死的人达到了三万之多。
胡惟庸与李善长的被杀，并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在洪武二十六年，曾经率军长途奔袭捕鱼儿海，险些抓住北元国主的名将蓝玉，也因朱元璋猜忌而被处死，受其牵连致死的功臣宿将，达到了两万之多，共同列名于所谓《逆臣录》。
胡惟庸和蓝玉案加在一起，总共杀死了不下五万人。而这五万余人，绝大多数都是跟随朱元璋起兵打天下的“老革命”，西军功集团因此凋零殆尽。到了后来燕王朱棣起兵南下“清君侧”时，建文帝手中虽有兵和粮，但却仅能派出李景隆这样的庸才统军，此可见朱元璋屠戮功臣，不但没有达到巩固皇孙的地位，反而导致南京的朝廷在遭遇地方藩王叛乱时迅速陷入“无将可用”的尴尬境地。
（靖难之役）
曾经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的文武官员都无法逃过他的屠刀，那些曾经反对过朱元璋的政治势力就更逃不出他的魔爪了。
朱元璋还未称帝时候，曾在江浙地区与另一军阀张士诚作战。张士诚用兵无方，妒贤嫉能，但是江浙地区，尤其是浙江东部的地主豪强却很拥护他。朱元璋兼并张士诚和方国珍后，对这些地主集团恨不放心，先是向他们征收重税，后干脆直接举起了屠刀。
朱元璋要迫害地方豪强，需要一个借口，而发生于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给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郭桓是明朝财政部的二把手，被属下告发倒卖收上来的秋粮，以公谋私。这下朱元璋可不干了，他最恨官员贪腐，尤其这种事还发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因此，朱元璋先将郭桓处死，并把他的人皮剥下来示众，残忍至极。接下来，朱元璋还不满意，他认为郭桓贪腐绝对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涉及到许多地方官员跟大地主。因此，朱元璋任命酷吏吴庸为主刑官，追查此事，结果，中下层官僚为了向朱元璋表示忠心，同时显示自己和“腐败”绝无关联，告发政敌，严刑逼供甚至直接抄豪强地主的家，将对方的财富尽数收归官有，其中，尤以江浙地区为甚。
到最后，明廷追查出来的赃物，远远超出之前的预计，而吴庸以下的极端举措，也招致民怨沸腾，东南地区趋于动荡。朱元璋看到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将吴庸也一并处死，好显示自己的“公正”，以平抚人心。
《明史》中关于“郭桓案”死亡人数的记载较为模糊，仅以“数万人”概括。而根据明史大家吴晗先生所考证，“郭桓案”和朱元璋屠戮基层官僚的“空印案”两案的被杀人数，达到了七万之巨。
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于洪武十三年到二十六年之间的“胡惟庸、蓝玉、郭桓、空印四案”遇害人数，保守估计，已经有十二万之多，而真实数字，可能还要在这之上。仅仅是四个大型案件的死亡人数加在一起，就已经达到了“十万加”，这让人真是不寒而栗。
（影视剧中即将被朱元璋处死的元勋宿将）
02为什么没人反抗朱元璋的滥杀？
那么朱元璋为何如此嗜杀呢？难道他就不怕底下人起来造反吗？
其实，真正有能力造反的军队，已经被朱元璋以“五军都督府掌统兵权、兵部掌发兵权”的权力分离模式牢牢控制起来。除此之外，由于朱元璋对军功贵族的杀戮并非“毕其功于一役”，而是根据他们加入自己“统一天下大业”的时间先后来进行，这也导致不少功臣对皇帝存在幻想，未能及时反抗。而军功贵族内部因为地域出身等原因又矛盾重重，无法凝聚成反对皇权的统一力量，这更使得他们如一盘散沙，被朱元璋轻易各个击破，到最后都做了新政权的祭品。
明朝的正规军高级将领想造反都困难重重，地方上因朱元璋残酷压迫而发生的小规模的民变，更因为缺乏统一指挥而遭卫所的官军轻易镇压。朱元璋的血腥屠戮到底算是达到了他的初始目的。
03朱元璋为何迷信暴力？
接下来，还得解决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朱元璋如此迷信肉体消灭？其中原因也有三点，第一自然是文首提到的“过河拆桥”定律，此处不再赘言。
第二，朱元璋在与元末群雄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从元朝覆亡身上得出了一个结论——元朝的灭亡是因为过于宽纵，所以他认为“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正是这样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心理，导致朱元璋在对待功臣和其他投降者上不惜以武力来解决。为此，他甚至连曾为自己立下赫赫战功的亲侄子朱文正都不放过，仅仅出于对方礼遇儒生，朱元璋怀疑对方有异志而将其鞭打致死，以免给承袭皇位的子孙后人“留下后患”。
明太祖的凶残，真是达到了极致。
第三，朱元璋嗜杀，与他的出身和性格也有关系。别看朱元璋作《御制大诰》，似乎肚子里也有些墨水，懂得些“诗书礼易”，但细究其中主要内容，不是对犯罪案例的理性归纳整理，或者谨慎量刑定罪，而是恢复了许多残酷野蛮、甚至元朝都弃用的刑罚，同时，他还用处刑案例阐述跟“实物”（比如前面提到的郭桓的人皮被剥示众）来恫吓官民，使得他们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恐惧。简言之，就是让臣民对自己又爱又怕。爱是希望“大明的子民”牢记“君臣大义”，时刻准备为自己的政权存亡去“献身”，“怕”则是让手下人不敢打自己江山社稷的主意。
（朱元璋《御制大诰》）
由此可见，朱元璋真是机关算尽，不过，这位起于草莽的暴君怎么算都没算到，自己的儿孙之间，会在他尸骨未寒时迅速演出一场新的权力争斗。而他那他所谓四编《大诰》，也因过于严苛而在他死后流于形式。对于“后朱元璋时代”的人来说，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参考文献：
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
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
温功义《三案始末》，三联书店
吴晗《胡惟庸党案考》，商务印书馆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