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鄂君启节》里可以看出战国时期鄂州重要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有授予领地给贵族的制度，一般认为，封君源于西周的封建制度。战国时期知名的“封君”有“四君子”：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齐国的孟尝君田文。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给“四君子”作传，什么“窃符救赵”“毛遂自荐”“鸡鸣狗盗”“无妄之灾”的典故都是从他们那儿来的。这楚国的封君制度，脱胎于采邑制，但又与采邑制有所不同。楚国的先祖熊绎是周成王所封的诸侯，号子男，有方圆五十里地可以管辖，到了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封君制代替了采邑制。采邑制内所封公侯只有经济特权，而封君制下封君除了经济特权处，还享有一定的行政和司法权，但没有军事权。楚国的封君制起于何时呢？最早的记载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当时楚国有一个“棠君尚”，他是伍奢之子伍子胥的兄长。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认为伍尚为棠君，就属封君，但杜预又认为伍尚仅仅是棠县县尹。楚国大量封君的出现在伍子胥率孙武攻楚之后的楚惠王时期，惠王吸取吴师入郢、昭王逃奔的教训，要建立以王族为中心的政治制度。据何浩、刘彬徽先生统计，约先后分封了54个君。大多数专家认为，鄂君系楚怀王的儿子，是其中的封君之一。

　　关于鄂君，出土的《包山楚简》又称之为“噩君”。鄂之地望，有东鄂说、西鄂说、中鄂说等不同观点。但大多专家认为，怀王时期的鄂君启，受封时封邑应在现河南南阳市以北一带，垂沙之战鄂君家族丧失封地后，又被重新封于现鄂州一带，但张正明先生认为鄂邑即指今湖北鄂州。《说苑·善说》中提到的“鄂君之晰泛舟于新波之中”，有人说之晰即指启，也有专家说子晰是启的父亲。不管如何，鄂君启节放在那儿，鄂具体指何处，启系何人，从大的历史来看，那些都是细枝末节了。如果要各方均无异议，则需等新的考古证据出现。

　　鄂邑是长江中游通向长江下游的重要门户，又是红铜的集散地。熊渠曾封三子熊红在此为鄂王，现在又封个鄂君，可见此地之重要。

　　鄂君启何时得到这个错金的凭证呢？舟节和车节的开头即说明了铸造的时间：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怀王六年，楚国上柱国昭阳破魏于襄陵。由此推算，楚怀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为鄂君启铸造了这批金节。

　　鄂君启节的铸造与颁发，规定了楚王与封君的关系：楚国国君既赋于封君超过一般平民的特殊权力，但又通过“节”这种凭证，规范制衡封君的行为。封君是楚国的政治基础，为启颁发这种代表身份与特权的金节，当年一定是在郢都那“层台累榭”的华美宫殿中。遥想那隆重与庄严的颁发仪式，作为一个半生楚客，思之也不禁为启感到自豪。

其次，就涉及到“鄂君启节”之“节”的铸造与工艺特点。

　　鄂君启节以青铜制造，形状仿竹，故名“节”，上有错金铭文。青铜系红铜加锡、铅熔成的合金。错金即在青铜器铸造时铸出腰槽，将金银片、丝放入槽内，锤打后锉实磨平。目的是为了防奸杜伪，也增加了庄严和富贵感。这一工艺是在春秋时期产生的，其方法应用至今。《鄂君启节》用金丝镶嵌的方法将铭文铸在青铜器上，是我国错金铭文中的精品。

　　鄂君的商队在通过城邑和关戍时如何使用金节呢？有论者认为，金节要五节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圆形的竹筒才能使用；也有论者认为城邑和关戍手上也持有一只同样的金节，像调动军队的虎符一样两两相符才能辨别真假，决定是否免税。但我以为金节的铸造十分繁复精细，价值不菲，要让全国各地的税收官员都持有这种金节明显是不现实的。一般的人仿制金节不仅在工艺上很难做到，而且有法律风险。再说，鄂君启节目前仅安徽寿县一地有所发现，说明金节的保有量当时并不多。可以想像得到，当浩浩荡荡的鄂君商队来到关卡时，那气势，不是一般的商人会拥有。当气度不凡的领队拿出金碧辉煌的特许通行证时，守关的税官岂敢怀疑有假？

　　第三，从鄂君启节的铭文上可以看出 ，当时楚国也是“依法治国”的，那法律是十分的严格。

　　首先，对鄂君商队的规模，车船大小及其载运数额都作了明确规定。一支舟节，可通行五十艘船。如果是竹筒状，就有五支舟节，即可通行的舟船有二百五十艘。如果有五支车节，按五支车队合计，可通行车辆二百五十乘。车节上规定，如果以马和牛驮载货物，则每十头当一车看待。若是挑担之徒，则以二十担当一车，金节要求以上折合数须从车辆总数中扣除。

　　其次，舟节和车节分别规定了鄂君的船队和车队行经的路线和到达的地点。商船从鄂地出发，经由汉水、夏水和湘、资、沅、澧诸水，最南可到今湖南南部。车队从鄂地出发，北上又东下，最北可到今河南南部，最东可到今安徽西部和南部。

　第三，对运输货物的种类作了限制规定。如车节：“毋载金、革、黾（渑）、箭”。明确禁止运输金属、皮革、箭竹等军用物资。

　　第四，对纳税和免税作了严格规定，明确要求沿途见此节就不要征税，若不见此节，就必须征税。但如果运载马牛羊出入关卡，则不得免税，但改由大府征税，不必由关卡征税。关是地方机关，大府是中央机关。南方马牛羊比北方少，把北方的马牛羊贩卖到南方去，可当获厚利。楚怀王对鄂君启尽管照顾多多，但舍不得将马牛羊税免掉。马牛羊税由大府征收，明显是为了调节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这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国税局和地税局。

　　第五，对于接待鄂君启的商队做了详细的规定。如舟节和车节都规定关卡和地方政府不负责鄂君商队的食宿。规定舟节和车节的有效期为一年。还规定鄂君的商队每次长途贩运结束后要回到郢都去汇报一次工作。

　　第六，为明确责任，表示立法工作慎重，鄂君启节上写明了铸造的年月日和负责铸造的官员的职务和姓名。

　　这可是对待楚怀王的儿子呀！朝小里说，鄂君也是一个显赫的贵族。当时楚国除了郢都，最具影响的，就是鄂邑这样一个重要的封地。封君做点生意都这样难，足见楚国对“官二代”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