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口七道圣旨街的百年往事
樊口七道圣旨街的百年往事
樊口圣旨街在什么地方呢？很多人不知道；那么，樊口大坝又在什么地方呢？知之者也甚少。其实，人们既陌生而又熟悉，就是现在的樊口老街，它的历史不过是被人们遗忘罢了。这樊口老街西边连着马房堤（粑铺大堤），东边连着樊口民信闸、樊口电排站、樊口大闸。这个大坝已经是一条商业街，有名的单位有樊口米厂、国家粮库、樊口供销社、樊口批发站，装卸公司、武昌鱼印刷厂、“过街楼”、黄瑞金诊所等。然而，这里在几百年前却是一片水湾，曾是吴王孙权的樊口败舶湾，又是武昌鱼的产地。 一百多年前，为修樊口堤闸，光绪皇帝下了七道圣旨，故今天的樊口老街又叫七道圣旨街。
樊口大坝百年梦想
它的历史还得从头说起，从大清顺治至光绪元年（1646—1875），二百三十年间，樊湖（樊口）发生过特大洪水43次。每次洪水过后，给樊湖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沉重的思考，樊湖人民萌发了“樊口筑坝”治水的梦想。三峡大坝之“梦”做了六十年，而樊口筑大坝之
“梦”却做了一百多年。
道光二十九年（1849），大水过后，樊湖人民曾10多次吁请官府在樊口筑坝，控制江水及湖水的自由泛滥,以免危害百姓。后因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湖北，才无暇顾及。
到同治元年（1862），武昌知县龙云在樊湖人民多次的吁请下，向湖北巡抚严树森禀报，严巡抚则以“此堤一筑水无分泄，大江两岸必有冲决之患，严饬不准。”至此樊口筑坝之事还是成为“梦想”。
然而这个“梦”还得做下去，同治三年（1864），樊湖士绅再次吁请筑樊口大坝，湖广总督官文却“立案不行”，置之不理，后来就没有下文。
到了同治六年（1867），湖北巡抚曾国荃（曾国藩之弟）到黄州，“调查民情”，曾巡抚勘查一番后，认为在樊口筑坝：“仅西阳畈田庐受益，内湖积水并无消路。”得到的结果是，“饬县严禁”。湖北布政使何璟发布告示：“饬将已修工段平毁，出示永禁。”这些无疑的是给樊湖人民的又一次打击。然而“樊湖人民还有梦”，为修筑樊口堤坝百折不挠。
郭瑞麟首筑樊口坝
十年之后，即光绪二年（1876），西阳畈廪生郭瑞麟，赴京为民请命，这是樊湖人民修筑樊口大坝“梦”的升华。这位郭廪生就是郭家垱人，郭氏家谱有较为详实的载录，他带着樊湖人民的希望之“梦”，毅然赴京，幸遇同乡大理寺卿王孝凤和都察院贺云甫的鼎力支持和相助，
二位京官致函湖北巡抚翁同爵，终于同意在樊口筑堤建闸。
说起来这位廪生还是一位大才子，他在京胜利归来的海路途中，写下了《踏遍长安百雉城》凌云冲天志的诗句：
踏遍长安百雉城，故人邀我订归程。
幽燕台阁黄巾布，齐鲁关津碧练陈。
帆影入云飞万丈，浪心印月写双清。
男儿阅历崎岖惯，如此风浪尚觉平。
年年江汉狎桅樯，今日绕月百谷王。
四海三分留客迹，九州一半入诗囊？
不辞跋涉来琼岛，只为呼号满故乡。
寄语春明同事者，可能大力挽穹苍。
并在诗的下首注有“为六县卫（樊口）堤闸事出都航海途中作”的眉批。 从诗文中可见这位大才子是海路从京城归来的。
郭瑞麟不枉北京之行，回乡后，当即联合同邑候选训导胡书田、大冶县武举皮周福、黄冈县生员刘玉田等人，商讨筑樊口堤坝的事宜。当年冬季在樊口附近筑起了堤坝，它是不畏工程之繁重，工期之长的勤劳、朴实、憨厚的樊湖人民，战严寒、饮冰雪、餐风宿野、节衣缩食、肩挑背扛，用血肉之躯在这一片水湾的地方筑起来的一座厚实的大坝。第二年三月竣工，历时半年。这是樊湖人民自发地筑樊口堤坝的治水工程之始。
正当郭、胡、皮、刘等几位同仁，准备下一步如何在樊口大坝上建闸，大展樊口治水宏图的时候。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湖北巡抚人事突然变动，潘蔚接替翁同爵，出任湖北巡抚。接着两湖总督李翰章（李鸿章之兄）回任，这两位湖北文武大员却对樊口筑坝建闸持反对态度，给府县下了一道命令“饬府县查明郭瑞麟藐抗重申禁令情形。”并调汉阳操防营洋枪队及炮船，由提督宋德鸿、武昌知府方大湜率领，到樊口大坝抓人，后“将该处私坝刨毁”。这大清朝的兵，打“洋人”不行，吓唬老百姓却是耀武扬威。后革去了郭瑞麟、皮周福、刘玉田的顶戴，撤了武昌知县刘笃庆、候补训导胡书田的官职。腐败的清廷官府的镇压和扼杀，给樊湖人民带来巨大的创伤和痛苦，人民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汪国源复筑樊口坝
光绪四年（1878），樊湖人民又公推胡炳卢、汪国源为领头。组织湖人复筑樊口坝，筑起长60丈，宽10余丈的堵江横坝。李翰章闻讯后大怒，称为暴民“叛逆”，这位李鸿章的兄弟立即调集炮舰，从省城浩浩荡荡顺江直下，杀奔樊口而来。“樊口湾里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樊湖人“顿作鸟散”。大坝又被清兵刨毁，胡炳卢潜逃，汪国源则被捉入黄州大狱，后以叛逆罪砍了头（汪氏家谱有载）。一时樊口、樊湖血雨腥风。
李翰章二度大动干戈，另有图谋
李翰章为什么如此两度大动干戈呢？原来有幕后“文章”，这里有一段隐情，而又难于言表。这位湖北的父母官，是安徽人。“洞庭湖之水注于江，江水至此，无樊口以泄，则安徽受淹。”深知其地理水域的同僚，则心知肚明，颇有微词。原来他是“为己私利”；再就是这位“总督”非常信迷信，他身边有一位风水大师，说他家乡“安徽龙脉必得樊水灌救，富贵才能长久，如果在樊口建闸，如塞其喉，则安徽龙脉死矣。”李翰章派兵刨毁樊口大坝，原来是为他家乡安徽的“龙脉”。这“龙”又犯了皇家大忌。如是就有小报告打到了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那里去了。为樊口堤闸，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也就心照不宣地，于公于私的下了七道圣旨，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李翰章顶不住，后来也搞了一个建樊口堤闸的计划，就是拖着不办。
彭玉麟奉旨星夜驰赴樊口
樊湖人民为了筑“樊口堤坝”前赴后继，英勇而又悲壮。西阳畈汪波臣等人继承烈士的遗志，为修樊口大坝，毅然赴京告状。光绪四年（1878），八月初一和初九，光绪帝先后下了两道圣旨，派兵部侍郎、巡阅长江大臣彭玉麟前往樊口查实。
彭玉麟接旨后，从瓜州乘民船于八月二十三日到达樊口，乘小划（船）到樊湖查访。对李翰章派兵弹压的行为极为不满，并向朝廷提出在樊口筑坝建闸的建议；又参了李翰章一本，没有想到，他的“安徽龙脉”还没有死，他的官运就开始不佳了。彭玉麟同时奏明朝廷，为遭通缉的
郭瑞麟平反。次年，这位樊口大坝的奠基人却因病谢世，时年仅37岁，英年早逝，壮志未酬。但是“郭瑞麟”的名字却永远铭记在樊湖人民心中！
彭、李之争 龙颜大怒
光绪四年十月一日，光绪帝接到御吏李廷萧的上奏后即发谕旨：“湖北樊口堤闸关系农田民命……酌度兴修即着照所请，由李翰章等饬属员赶紧办理。”
由此可见，“樊口治水”已经提到了朝廷的议事日程，眼看“梦”就要再次变为现实。然而，李翰章阴奉阳违，一面答应办理，一面却提出建樊口堤闸的“五大害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湖北“鄂中为天下咽喉，樊口乃省城后路……咸丰年间，鄂省三陷三复（太平军曾三次领占省城），军械粮糈多转运于梁湖……”李翰章这里是说樊口是通向省城的一条重要的通江达城的军港。如果在樊口这里建堤坝，势必危害军务。
《武昌县志》关于樊口筑坝建闸有较为详实的载录，樊口建坝最后弄出了个彭、李之争。彭玉麟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认为应该筑樊口堤闸；李翰章是地方封疆大吏，则说“不”。光绪帝的圣旨肯定了御史孔宪壳关于在樊口建闸筑坝的奏请，批评李翰章的“偏执”。引用孔宪壳上奏语“武昌知府方大湜居心巧滑，专事逢迎李翰章办理樊口一事案。”并御批“有无迎合妄为之处”，着湖北巡府藩蔚对方大湜的行为进行勘查。“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瞻徇，钦此。”应该说光绪帝的圣旨是严厉的，足以让
李翰章、方大湜丢官。为修樊口堤闸，连传七道圣旨，可见光绪帝是位心系天下，勤政爱民的好皇帝，十分可惜的是“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在瀛台度过了那最后幽禁的岁月。
张之洞窥透李翰章的心机
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光绪帝的侍讲张之洞在《樊口牐（闸）坝私议》文中，按理说，他应是执行圣旨，秉承皇上的旨意，然而他在私下“解读”彭、李给皇上的两疏时，却明显偏坦李翰章，他说《彭疏》有益于樊湖地方，“质实为樊口以内农民计”；《李疏》则是着眼大局，“閎通为滨江全局计”。这“滨江全局”当然是指长江下游的安徽……莫非他也洞察到了李翰章的心计。他的“解读”十二分的精彩，引经据典，不难看出他是一位饱学之士，又是一位大才子。
从历史上的史料看，赞成筑樊口大坝的不仅有彭玉麟、李廷蔚、孔宪壳等人，还有湖北官员李仙培，他于宣统三年（1911），提出《樊口建闸十可说》。然而这一切还都只是“纸上论兵”。
吴兆麟总理樊口堤闸工程
樊水悠悠，岁月悠悠！随着武昌首义的一声枪响，宣告了腐朽大清王朝的灭亡。樊口筑坝建闸也随着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然而这一天姗姗来迟，已经滞后了四十年。民国十年（1921年）陈伯勋出面招股，兴筑樊口大坝。公元1922年，吴兆麟将军在湖北省督军肖耀南的委任下，总理樊口堤闸工程，与陈伯勋一起又邀军阀多人，组织将军团。昔日武昌首义的总指挥吴兆麟将军，今日又立马樊口，召集四县六属堤绅，指挥“数万民工”，风餐露宿、不辞劳瘁，历时三载，在郭瑞麟大坝的基础上筑起了一座又厚实又宽大的樊口新坝。修建了东西民闸（民信闸、民生闸），南北两月河（长港、薛家沟港），粑铺大堤，还有樊口人心目中的民权闸。樊口大坝“梦”已是一百多年，才得以变为现实。
“夏日消融，江河横溢。”樊湖“人或为鱼鳖”；百年樊口大坝“谁人曾与评说”。樊口大坝七道圣旨街历尽曲折，几经磨难、几多艰辛，几多风雨、几多雷鸣！几多虎啸！几多龙吟！流干了母亲的眼泪，哭哑了婴儿的声音，望穿了樊湖人的眼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樊口换新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樊口治水，国家和地方已经投入了十几个亿，修建了湖北省樊口电排站、樊口大闸、三山湖节制闸、磨刀矶节制闸、东港闸、黄柏山闸、粑铺大堤，重建了民信闸、薛沟闸等水利枢钮工程。昔日的吴王败舶湾，今日的樊口七道圣旨街已经托起了鄂州（樊口）经济开发区一座巍巍工业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