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东：新高考的到来与所面临的挑战

已经议论多年，一直倍受社会关注的新高考改革就要来了。2017年10月19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立起新的高考制度。今年的3月16日上午，陈宝生部长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对上海、浙江等地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给予高度肯定，并明确表示未来想进名校，纯看高考分将越来越难。这一切都表明，新高考制度的日益临近。

我国的高考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简称，于1952年实行，至1966年废止，又在1977年恢复至今。其是对考生高中三年学业水平的一次总测评，也是开启应试者新的人生与命运的重要转折点，被社会普遍誉为“龙门”“金榜”，得到每一个家庭的高度重视。以此次成绩为依据，考生们可被录取进层次不一的高等学府，经过二至五年的学习，获得毕业与学位证书，然后步入社会，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长期以来的社会发展证明，高考在我国是一种相对公正、公平、公开的人才选拔形式，较大促进了我国当代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稳定而较高的社会认可度与国际信度。
  优秀人才是社会稳定、时代发展的重要基础与保障，我国的历朝历代都极为重视对人才的甄选和使用。早在两汉时期，就有察举制实行，很多具有良好品行的人被举为孝廉，得到政府的厚遇；自魏以后，又形成九品中正制，根据不同人的德才品状，来荐举任用，对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无论察举制，还是九品中正制，都不能脱离门阀的影响，所选拔和举荐的人多为自己的亲朋故旧，如此便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较大社会痼疾。在这样的背景下，隋代

开始形成分科取士、以成绩定取舍的科举制，此后直至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本制度一直延续了1300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新进的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高兴得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西方有学者还将我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大大小小的改革实际上一直在进行。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下年，即开始普通高校招生并轨改革；2003年，教育部批准首批22所高校开展自主招生试点，出现“自主组织测试”“校长实名推荐制”“自主招生联考”等形式。

本次新高考的改革，发端较早。2008年，我国开始启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010年2月，公布公开征求意见稿，7月，发布经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全文。文件明确提出要逐步形成分类考试、多元录取、综合评价的考试招生制度，为新高考改革指明了方向。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高考改革作出了全面、系统、明确的部署 。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9月4日，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公布：规定文理不再分科，2014年在上海市和浙江省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试点，2017年将全面推进。12月16、17日，又陆续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效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等四大高考改革配套方案。截至2016年4月，全国已有19个省份出台了高考改革方案，明确了改革时间表。去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个省市已启动了高考招生制度改革。

此次新高考制度的改革主要是拟将招生录取制度与考试评价制度改革相衔接，改革的重点在两方面:一是普通高校(本科)逐步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使高校招生录取更加适应各类人才选拔培养规律，更加适合不同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较早，一些地方已在先行探索,如浙江,2011年,便已推行"三位一体"招生,将考生高中学业水平成绩、综合素质测试成绩和高考成绩三者,按一定比例折算成最终成绩。云南、浙江、天津等地也已在高考英语听力测试时,率先尝试外语一年多考。

新高考制度还规定，在实行新高考制度的省(区、市)，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的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由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学生可以在完成必修内容的学习，在对自己的兴趣和优势有一定了解后确定选考科目。也就是说，将来学生的高考成绩将会是“3+3”模式，除了统一高考的语数外三科外，还要加上自己选择的三科学业水平测试的成绩。以这样的设计，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进行竞争，“可以文理兼修、文理兼考”，使得文理不分科成为了可能。

新高考制度意在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 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据相关资料统计显示，我国每年从中高等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总量约在1700万人左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矛盾已成为短期内新增劳动力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表现。如何才能解决如此的矛盾，通过高考的杠杆来调节，以教育的途径来完成，是一个较为可行的途径。
  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坚定进行高考制度的改革，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时代进步的内在呼唤。长期以来，旧的高考制度确实存在一考定终身、不能考出学生的实际能力和水平等弊病；同时，因为高考指挥棒的巨大作用，使我们的基础教育过于注重分数与升学率，而忽视学生兴趣、文化素养、精神品格、创新能力等方面的教育，造成对学生身心的透支与教育的畸形。此外，因为模式的单一，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不清晰，不注重对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他们死记硬背了不少课本知识，而不能灵活运用与创新，缺少社会适应与独立工作能力，造成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社会问题。因此，新高考制度的实施是确有必要的。

但是，在新高考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尚存的一些问题和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在新高考制度下，如何保证最终高考成绩的真实、透明、公平、公正，是决定高考制度改革成败与最终信度的最关键环节。以前的高考成绩虽然单一，但程序严密、管理规范严格；而在新高考制度下，考生的最终成绩由高中学业水平成绩、综合素质测试成绩和高考成绩三者构成，也就是说高考成绩仅是三者之一（所占比例不清楚），那么其余两个如何来构成、有无统一而严格的尺度、如何来执行、监督，都是不能回避、且应提前考虑的问题。在我们国家目前的阶段，高考成功即能进名校、就能有个好前程，其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肯定阻挡不了部分人的铤而走险，尤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这是否会造成新的不公平、是否会带来新的腐败、新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问题呢？很难说！

其次，再来看所谓的“3+3”模式。依此模式，在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省(区、市)，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的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由学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学生可以在完成必修内容的学习，在对自己的兴趣和优势有一定了解后确定选考科目。这样的改革，表面上看是尊重了学生的自主权，给学生以大的选择空间与自由度；但是，我们知道，人在本性上普遍都是趋利避害、拈轻怕重的；如果如此进行选择，势必给考生带来投机和避险、避重的心理，那些基础性、难度大、趋冷的科目或专业就没人来选，而这些却又常是非常需要有优秀的人才来加以充实接续的。这样的问题在去年的试点省份已经显示出来，如有消息说，根据复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调查数据，2017年复旦大学在第一次统考“大学物理”时，浙江、上海生源的大一新生整体不及格率达到了30%以上，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往年。很多学生的物理水平仅仅是初中水平，和其它省份考生物理认知水平存在极大的差距。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在于2014年浙江和上海实施的新高考改革，物理由原来的必修改为了选修。去年，浙江省还出现了“物理弃考”事件，全浙江30万考生，最终选择物理的考生仅仅有1.2万人。这样的现象，不仅对我国相关学科的发展会带来很大的损失，而且对中学物理教师队伍的稳定及他们的教学行为也会带去很大的伤害，其严重后果，现在还难以估量。另外，此模式意在让学生"可以文理兼修”，可如果由必修改为选修，在当下日益降分扩招且高职高专可能会注册入学的背景下，学生的学习动力不大，他们虽选却不真学，这是否会带来更严重的文不知理、理不知文，甚至出现文化沙漠化的可怕现象。

再次，由于高考成绩构成的多元化，高中学业水平成绩和综合素质测试成绩成为学生最终是否被高校录取的重要因素，从而带来学校管理者和教师业绩观及相应评价标准的变化。以前学生的成绩是硬指标、班级或学校的升学率是金尺子；而改革以后则变得多样而灵活，难以把捉和衡量。这会给管理者带来管理的困难，也会给教师带来工作目标不清晰、工作动力不足等问题。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尽快根据改革需求与教学一线的具体工作实际，及早制定出台学校和教师的业绩考核标准及目标量化要求，以确保改革后的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不下滑。

总地来说，新高考制度的改革，主要目的在于催生拔尖创新人才、提升学生的道德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三个方面，即创新、素质、生涯教育，而这三者又都统一归结为培养社会主义新时代所需要的高质量后备人才，这是衡量新高考制度成败的唯一标准。只有既利于人自身的解放，又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这样的高考改革才会具有生命力并受到广大人民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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