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新：我的河北师大的老师们
学生时代遇到了８０多位老师，其中一半都在大学。
我的大学不算名校，我的老师也很普通。当时只有系主任冯健男先生是教授，更多的是讲师或者还未评讲师。３０多年过去，他们的朴实亲切，他们的敬业爱生，依然刻在我的心里。
中学时候，我的作文就经常得到老师表扬。上大学第一篇作文《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又被写作课贾振华老师当成范文在班上评点，说是“设计了矛盾冲突，突出了人物个性”。贾老师的话给我极大的自信，点燃了我的学习热情。大学四年，贾老师对我教导颇多，我不仅对写作，对所有课程都学得很认真。毕业３０多年也一直没有丢下手中的笔，上班写公文，闲暇时写几段散文。
“汉语”是中文专业重点课程。现代汉语有三位老师。语音部分由金慧宁老师任教。金老师来自北京，语音纯正、音色优美。普通话朗读，她认真地给每个同学校正读音，要求“人人过关”。她夸我普通话讲得好，听不出方言味儿。十多年后我给幼师专业学生讲《听话和说话》，也学金老师对学生逐一指导。词法部分是孟庆华老师。孟老师在南斯拉夫做过访问学者。课上认真分析词语结构，课下跟大伙儿聊出国观感，还拿出照片给我们看。白俊耀老师讲语法，他不拘泥书本，直言不太喜欢系里选用的胡裕树版本。白老师上课是“评介引用式”，除了个人观点，还介绍其他语言学家如黄伯荣、廖序东、孙常叙、邢福义等人的说法供我们参考，把语法界正在讨论的一些问题讲给我们。白老师血压偏高，腿脚也不太好。但他从未因此迟到，也一直站着上课。每次课前他都早早上楼，待气喘平复了才进教室，讲课站累了就走下讲台溜达着说。晚自习，白老师常来教室解答同学们的问题，周末有空还到宿舍和我们聊天。古代汉语高辉老师高高的个子，一口沧州调儿，说话笑呵呵的不紧不慢，时不时来个冷幽默让人回味。我甚至觉得古汉语就应该是高老师那个语调。高老师对常用实词虚词的用法分析得很细致，往往把多篇文章的句子对照起来讲，便于我们理解。
古典文学从先秦到明清，课时最多，换了六位老师。吴国宁老师讲先秦部分，让我们理解了中国文学、中国诗歌的源头之美。吴老师讲到大学与中学学习方法的不同，说不光要多看作品，还要多记多背，多占有资料，对照着分析思考。我听了吴老师的话，从图书馆借来《诗经原始》《诗经通论》《楚辞选注》等，还托人从北京买来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课外参阅，收益颇多。吴老师不光讲文学，还传“师道”。大四的时候带队实习，指导我们备课、讲课、评课——那是我们在课堂之外学到的实用教法。
大学四年，只有唐代文学林珂老师坐着讲课。记得第一节课，她引用了鲁迅先生一段话：“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经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手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林老师说，唐诗虽美，但却没法讲，只能靠“悟”。唐诗虽好，但并不易学。那年和朋友到西安灞桥游览感慨万千，也只憋出一句“灞桥折柳君一枝”就无下文了。这没头没脑的课让同学们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很快便由“不爽”到“爽极”，迷上了林老师的课。她上课既无板书也不翻课本，手势不多也少吟诵，描摹场景，延展意境，缓缓娓娓，自然流畅，不时插入前人对诗人诗作的评价。同学们连笔记都忘了写，静静地随林老师流连于那个诗情洋溢的年代。课下同学们直夸老师讲得好，老师却说：“这没什么，你们多读些诗词，多看看叶嘉莹先生的书，讲出来会比我还好。”叶嘉莹先生是国际知名的文化学者，古诗词研究的大家。她的著作我直到毕业２０多年后才见到，读来也并不如林老师当年讲课更为晓畅亲切。
明清文学由韩进廉老师执教。韩老师研究《红楼梦》小有名气。受他影响，我阅读了红学名家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刘梦溪、王朝闻、蒋和森等人的著述，抄录了不少资料。六七千字的毕业论文《不同时代的青年叛逆者——贾宝玉高觉慧形象之比较》，韩老师悉心指导反复批改，最终获优。
受时代局限，现当代文学课以革命文学、颂歌作品为主。现代文学主角是“鲁郭茅、巴老曹”，加上一些左翼作家和解放区作家，其他人很少涉及，这成了我们的缺憾。当代文学就更单薄，而且只讲到了“文革”之前。不过，郑富成、倪宗武、刘云涛、唐文斌等老师还是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不仅串讲文学发展，还教我们分析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记得郑老师组织我们开过一次讨论会，主题是“《雷雨》主要矛盾冲突和繁漪形象的分析”，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倪老师也指导我们写过小论文“谈《创业史》梁家父子形象的塑造”。
文学概论课不同于文学史，干巴巴的不好讲。庞安福老师研究美学，就多讲一些文艺美学的知识。梅韵老师长于古典文学，就结合唐诗宋词和《红楼梦》来讲。同学们都喜欢她那带有湖北口音的朗诵，“别有幽ｃóｕ（愁）暗恨ｓēｎｇ（生），此ｓí（时）无ｓēｎｇ（声）ｓèｎｇ（胜）有ｓēｎｇ（声）”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ｚū（珠）小ｚū（珠）落玉盘”，也爱听她分析宝、钗、黛的感情。卢玉瑾老师讲的内容不多，但她后来的“电影美学”选修课同学们都很感兴趣，是卢老师引导我们由普通的“看电影”走进了“欣赏电影”的大门。由于课时紧张，杨景祥老师的“西方文论”选修课只简单介绍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五个人，但杨老师在讲课中谈到自己对当时文学界、美学界以至思想界一些争论的看法，如“异化”和“人性”等，见解独到，给我们耳目一新之感。
外国文学严金华老师比较“个色”。黑瘦黑瘦的，个子不高还驼背。他肝胃不好，生活极简，离群索居，抽烟和上课是他两大精神支柱。黑锈的牙齿、焦黄的手指是他嗜烟的标记，沙哑的南方语调和绝少变化的微笑是他授课的音色。严老师夹着讲义走上讲台，右手一只烟左手一杯水。一边是滔滔不绝，一边是板书满满，虽不时咳嗽却毫无倦意。等到下课，讲义没有翻，水已然喝完，一支烟却往往不够。听过严老师的课不必再看原著，因为他对时代背景、人物形象和重点情节都讲的很细。古希腊神话传说、《神曲》《巨人传》《浮士德》《堂·吉诃德》这些大部头的作品，多数同学都没有读，而是听严老师“讲”出来的。象堂·吉诃德挺矛挑战大风车这样的经典情节，我至今记忆犹新。最令我们叹服的是，严老师对大小作家的生卒年月熟记于心，只要提到某人，必信手在黑板上标出，从无遗漏。我现在还记得严老师教我的“莎士比亚（１５６４－１６１６）”。严老师提议成立外国文学课外兴趣小组，我和一些同学加入其中，在老师指导下搞了几次莎士比亚戏剧研讨活动，分析哈姆雷特和奥赛罗等人的性格特点，很受启发。严老师教我们一年多，中途因病停课。我们毕业后四五年他就去世了，也只刚过５０岁。
接替严老师的是陈慧老师，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他父母、弟弟妹妹都在美国，高级知识分子、生活优裕。家里多次劝陈老师举家迁美，甚至准备好了房子，考虑了他的工作。但陈老师说“外国再好也是外国，中国再穷也是祖国。党和人民培养我多年，我的岗位在中国”，他只探亲不出国，踏踏实实从事自己的教学。陈老师反对照本宣科的讲课、死记硬背的学习，主张以弄懂弄通为目的。他讲课不重作家介绍，而是以作品评点为主。陈老师讲课激情四射、生动诱人，这也激发了我们的学习热情。大四的时候，陈老师开设“西方现代派文学”选修课，更受同学们欢迎。他给我们编印了两大本讲义，分析现代派文学的基本特征和思想基础，对盲目崇拜的思潮提出批评，对一些新奇的写作手法给以肯定。陈老师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开设这门课，有其开创性的意义。我们也有幸了解了《变形记》《百年孤独》《等待戈多》《第二十二条军规》，知道了卡夫卡、乔伊斯、波德莱尔、马尔克斯等现代派作家。
我还要深深感谢严、陈二位老师的是，他们给了我“外出讲学”的机会。那是三年级开始的时候，市里一个电大班请中文系老师去辅导外国文学。严老师有病，陈老师太忙，他们就从班里外国文学小组选了四名同学去轮流代课。在老师的指点和同学的鼓励下，我大着胆子走上讲台，给比我大得多的电大学员讲古希腊罗马文学，讲雨果狄更斯，这对我的学习和后来的实习都有很大的帮助。
说到老师，我还要感谢实习学校石家庄十二中的初中班主任马志荣老师。那时候她都快退休了，但我每节课她都坚持去听，还帮着维持课堂秩序。马老师中肯地指出我备课讲课的问题，对我的认真负责逢人便夸，说我在学识上值得她学习。实习结束时她送我一个塑料皮笔记本，扉页上写着“赠给教育战线上的新战士”。
每年教师节，我都会记起自己的老师，其中很多是我的大学老师。他们不仅教给了我知识，还有学习、研究的方法，更重要的还有未来之路的引领。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他们无愧于师范院校教师的称号。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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