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后疫情时代科学外交之路
2020年无疑会成为人类历史的重要一年。在2020年临近尾声之际，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人类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难题，国际竞争与合作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萌发新动态。科学外交（Science Diplomacy）在这一时期发挥了联结科学技术与外交事务的桥梁作用，并将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今后，如何促进科学外交在全球发展中发挥更大影响力，记者就这一话题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科学外交答卷喜忧参半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政府向科学界寻求建议的频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体现了科学和科学外交的作用。在南非科学院国际与国内联络经理斯坦利·马普萨（Stanley Maphosa）看来，由于病毒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正在共同努力，联手研发疫苗并寻找其他应对方法。科学家们一直站在最前沿，向人们推荐非药物干预措施，并驳斥伪科学和假新闻。科研机构的专业性和号召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马普萨建议，有必要完善现有的科研机构体系，并填补一些地方的科研机构空缺。同时，全球各国应当在未来将科学纳入本国国家政策和外交政策体系中。
谈及疫情给科学外交领域带来的影响，法国勒阿弗尔大学经济学教授皮埃尔-布鲁诺·鲁菲尼（Pierre-Bruno Ruffini）告诉记者，疫情引发了人们对科学外交有效性的反思。疫情是科学外交的一个有力实例，因为它对科学和外交这两个关键词都提出了疑问。在科学方面，对于病毒起源、感染病毒对人体健康的长期影响、疫苗的有效性等问题尚无定论；在外交方面，流行病在全球层面的影响、如何用全球集体行动对抗这一全球性威胁等方面，也面临不确定性。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抗击疫情与科学外交之间就越是具有极强的相关性。
鲁菲尼提出了两个时间段的划分。第一阶段，科学研究被置于聚光灯之下，对科学资源的国际动员堪称典范，各国之间的疫情医疗数据共享令人瞩目。此时，在抗击疫情方面，科学是“在场”且有回应的，但外交几乎是缺席的，多边外交尤其缺席。面对全球危机，各国采取了不同且不协调的应对措施。随着第二阶段的到来，“疫苗竞赛”成为焦点，全球由第一阶段的“科学时刻”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时刻”。新冠疫苗的研发使人们从科学移步到市场，从合作思维走向竞争思维，其中既包括实验室之间的竞争，也包括支持它们的国家之间的竞争。鲁菲尼认为，到目前为止，科学外交的表现还不尽如人意。疫情凸显了科学在人类健康决策中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当下多边体系的弱点。
应对疫情的全球行动拓宽了以往的医学合作模式，同时也反映出在科学研究与发展方面同样充斥着当代地缘政治色彩。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历史系副教授格雷格·怀特赛兹（Greg Whitesides）对记者表示，无论是冷战时期防治疟疾和小儿麻痹症的运动，还是近些年对抗非典和埃博拉病毒的合作，几十年来，医学合作一直是国际事务的组成部分。通过各国政府、人道主义组织和国际组织、医学研究人员、私营企业之间的协作，世界各国在长效层面上建立了合作关系和网络。全球共同抗疫是上述历史的最新演进。当前，新冠疫苗研发的速度前所未有。这表明科学技术进步深刻改变了药物的生产、测试和供给。同时，全球行动也起到了加强现有国际合作网络及规范的作用，同时也暴露了不同国家在抗疫措施和信息透明度方面的差异。
调和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
科学精神没有国界，但科研活动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大学新闻学学者胡安·路易斯·曼弗雷迪·桑切斯（Juan Luis Manfredi Sánchez）提出，在国家科学计划中，对科学主题的选择体现出该国的国家理想。合作当然存在，但人们不会追求一种完全没有偏私或彻底去机构化的合作模式。这表明，科学确实是一种复杂的软实力，一种与吸引力有关的机制。但科学外交的决策不是孤立的，而往往与经济利益或对外政策有关。签证管理和人力资源竞争是其中一个巨大的挑战。各国根据各自的科学计划吸引科研人才，但也会设置门槛，从而为将科学人才纳入该国研究体系确立条件。
鲁菲尼阐释了科学外交这个概念发生的变化。在鲁菲尼看来，疫情改变了人们对科学外交的认知，并势必会重塑未来人们使用这一概念的方式。疫情凸显了许多人不愿看到的科学外交的另一面，即在科学外交中，各国仍然始终坚持本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一些人对科学外交抱有过于理想化的观点，认为它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疫情让我们意识到，科学外交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既包括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另一方面也包括满足本国的国家利益和需求。前者要求各国为了有效的全球治理而开展科学外交活动，后者则决定了不同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会因利益冲突而表现出自利性。疫情凸显了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科学外交应当成为调和这一矛盾的适当路径。
与此同时，各国应对疫情的不同表现也可能会引发国际舆论场的变动。怀特赛兹认为，疫情是对国家领导力和治理能力的公开考验，抗疫成功的国家会获得长期的外交收益。疫情防控首先要制定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政策，随后将其作为国家策略加以实施和传播。无论是率先发明并推广疫苗，还是在公共卫生方面取得可衡量的进步，任何应对措施的成功，都有利于提升该国的国际声望。目前看来，疫苗领域的全球竞争与合作并存。一方面，公平获得药品是国际社会的一项优先事项，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提出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为疫苗研究和分配提供了一个框架，尽管其在定价、测试等方面仍存在争议。另一方面，疫情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以药品可得性和研究成果共享作为外交筹码的契机。
怀特赛兹表示，疫苗进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后不久，就开始具有外交功能。尽管有关新冠病毒的学术研究在今天或许可以共享，但疫苗问题仍难免受到国际权力关系这一更广泛框架的影响。目前，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生产了第一批新冠疫苗，并在疫苗问题上拥有最大的全球影响力。
科学外交必须包括人文社会科学
在历史转折点下，科学外交的发展迎来了对传统外交范式的挑战。马普萨提供了一系列关于推进科学外交包容性发展的建议。在马普萨看来，科学外交的下一步是通过科学解决各类困扰人类社会的问题，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科学需要从实验室、会议室走向城市、农村和非正式定居点中的人们，需要在信任度和用户友好方面得到加强，科学家要承担起忠实的媒介角色。同时，各国要进一步考量最高级别的科学顾问和科研院所的作用。例如，在外交使团中设置科学专员，并使其在凝聚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展示最佳实践和推动科学进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全球性议题，应当设立国际科学项目，让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们参与到共同解决问题的议程中。这涉及一些现实问题，比如如何为科学家的国际旅行提供便利。应给予年轻科学家更多指导，提升女性在科学领域中的作用，并鼓励更多青少年参与科学探索。更多的资金应当被分配到研究和发展领域。此外，马普萨表示，疫情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具有相关性。这提醒我们，需要对从事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者予以更多尊重。
对于科学外交属于“软外交”还是“硬外交”这一问题，怀特赛兹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证明了科学进步对国家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因此，国际层面的科学关系同时涉及软外交和硬外交。以疫情为例，在病毒学和疫苗分配方面的国际合作是人道主义软外交的一部分，而知识产权的实施和疫苗定价争端则是硬外交的体现。当然，像疫情这样的全球紧急事件需要我们在国际合作方面进一步努力。
桑切斯认为，科学的未来取决于公共机构和私人之间的协作。开放的科学，从广义上而言，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没有人为壁垒的知识网络，如人们无须为阅读科研文章或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支付高额费用；二是联结科学与经济系统，包括专利、数字服务等；三是联结科学与政治，让科学成为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声誉与威望的引擎之一。
在科学外交领域，鲁菲尼总结了三条疫情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第一，当科学外交无法解决全球挑战时，这可能不是科学的失利，而是国家利益冲突导致的。有兴趣参与科学外交的人士应当了解科学外交的双重性质，即合作与竞争。第二，要认识到科学问题是如何与地缘政治博弈混合在一起的。例如，疫苗的研发和推广如何被作为一种软实力工具。第三，公共卫生危机凸显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因为我们需要深化对社会环境和人类行为语境的理解，例如，探讨疫情对个体经济状况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科学外交一词中的“科学”必须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外交界应当考量上述洞见，在后疫情时代作进一步的回溯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