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是怎么来的？

　　“北京时间，X点整。”

　　电台里这样的声音，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北京时间，也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一个概念。那么，北京时间是怎么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几句话就够了。不过要把事情说清楚，那就说来话长了。

　　1.晷影漏刻曾用来测时报时

　　不用很古，大约是一百多年前吧，大多数中国人还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他们的时间概念，基本上就是看看太阳在天上走到什么位置了，根本不需要有多么精确。

　　清王朝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正在领兵与太平军打仗。他在日记中记过他为家中妇女订的时间表：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后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曾国藩用的时间单位，还是以在中国社会运行了数千年的传统的十二时辰来计时的。

　　以往的时候，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中，官府会敲鼓或击钟来向市民宣告时刻的变化，在小一些的城市或街道，值班的更夫用敲梆子来提示时间的演进。听不到梆子声，听听家里饲养的公鸡已经啼叫了几遍，人们也能大致判断出时间已经到了哪个时辰。

　　官府怎么来知道时间呢？他们是通过晷影漏刻来测量的。这样测出的时间，就是当地太阳运行的时间。

　　据郭庆生先生《中国标准时制考》一文中说，清代的编历授时工作由钦天监负责，至大清覆灭，他们一直使用晷影漏刻测时报时，这样测得的时间，当然是北京当地太阳运行的时间，用术语来说，就是北京地方视太阳时，而颁发通行全国的历书——《御定万年书》，也是按照北京地方视太阳时计算出来的。

　　关于时差这个事，也许有人知道，不过对多数老百姓来说，这不重要。因为他们活动的范围都太小了，活动的速度也太慢了，时差根本影响不到他们的生活。

　　孙小淳先生在《从“里差”看地球、地理经度概念之传入中国》一文中考证说， 宋、金末年，效力于蒙古帝国朝廷（即后来的元朝）的耶律楚材在他编算的《庚午元历》中提出了“里差”的概念。里差，其实就是现在我们通常说的时差。

　　耶律楚材提出“里差”的天文依据是月食观测。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耶律楚材随铁木真大军西征，驻留在寻斯干城（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那一年的夏天，正好发生了一次月食现象。耶律楚材在寻斯干城观测到的月食开始时刻比在开封早了约1更半。由此他认识到，中原地区的“子正”时刻大约相当于寻斯干城的“初更”时刻，进而推演出了“里差”的数值。

　　不过，耶律楚材提出“里差”，并没有和地圆及经度概念联系在一起，后来元明时代的历法，也没有考虑“里差”的问题。只是到了明末，西方地圆概念再次传入中国并被接受，这时的徐光启才又提到耶律楚材的“里差”概念。　

　　2.西方工业革命催生时区划分

　　对时间测量的精确要求，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需要产生的。在大象公会《为什么格林威治时间是世界标准时间？》一文中，对西方人划分时区的做法，有着很有趣的描述。

　　现代时间标准的建立，离不开准确的钟表。最早能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出现在14世纪初期欧洲的修道院，以满足僧侣们准时祈祷的需求。

　　这种钟十分笨重，只有时针，用整点报时的方式宣布时间。由于精度有限，僧侣每天至少要对时两次。随着技术的完善，机械钟的精确度不断提高，1475年第一次出现“分针”，但直到1665年才将时间精确到秒。

　　中世纪的节奏还体现在地方时上。甚至工业革命初期，各地时间仍然没有统一标准，散漫随意的设置仍然普遍。工程师亨利·布什在1847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写道：“坎特伯雷，科尔切斯特，剑桥……无数的城镇，各自有教区时钟、市场钟，每个都在宣示其独特的时间。”

　　这时，火车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铁路发展三十年后，1839年，出现了第一张火车时刻表。这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方法，整个流程精确到分钟。这与中世纪散漫、差异的时间观迥然不同。

　　这一时期，另一件重要的发明也诞生了：电报。电报能跨越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使得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的校对变得准确可行。1854年，通过电报线路，格林威治天文台与东南铁路站台相连，能准确地传递天文台时间信号。1860年，英国的主要城市都能由电报线接收格林威治的报时信号。

　　在铁轨和电报线路大规模建设的帮助下，交通与通信网密集的相连，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时间误差的容忍度越来越低。铁路公司开始强硬要求经过的城镇，都修改为伦敦（格林威治）标准时。一些城市的居民为了交通和电报的方便，发起了“与伦敦时间一致”的请愿活动。

　　1855年，不列颠岛与爱尔兰98%的公共时钟调整为格林威治时间。这是第一个将时间统一的国家。

　　1868年，新西兰殖民政府以东经172°30’为准，制定新西兰全境的标准时。通过电报线路，新西兰标准时与格林威治标准时相协调，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经度设定标准时的地区。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1876年，一个大胆的计划被加拿大工程师桑福德·弗莱明提出：以格林威治时间为标准，建立东西半球协调一致的24个时区。

　　这个提议逐渐被人们接受。最终在1884年，经美国提议，41个国家参加了华盛顿的国际经度会议，通过了格林威治所在经线为本初子午线，180°经线为国际日期变更线，格林威治天文台时间为标准时，建立全球时区的方案。

　　3.时区观念19世纪末传到中国

　　从明代起，就开始有外国传教士将钟表带入中国进贡给皇帝。清代时，清廷宫殿里的外国钟表摆得琳琅满目，据说康熙收藏的西洋钟达4000件。但这些时钟始终也只是皇亲贵族们的玩意儿，并未对社会生活产生真正的影响。

　　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清政府被迫开放的口岸城市越来越多。上海作为最有代表性和最繁华的开放口岸，也是外国租界最为集中的城市，来往的外国轮船越来越多，进出口贸易日益繁忙，外滩上的海关大楼应运而生。而在这座大楼的楼顶上就镶有一面西式大钟，因为来往的船只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时间来指挥。

　　于是在19世纪80年代，法租界当局在上海外滩建起了一个信号站，在正午时刻利用信号塔顶落球报时，并测风力。它由法国传教士办的徐家汇观象台来控制，旨在为来往上海港的各国船只服务。

　　最初，这个气象信号站用的时间标准是上海本地的“平太阳时”。

　　188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子午线会议”上，首次确立了在世界范围内时区的划分方法。格林威治标准时将整个地球分成了24个时区，而中国大部分的繁华地区，即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都在东八区（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标准）。大约19世纪末，中国的沿海口岸也开始改用格林威治标准时，即东经120°的标准时来计时了。当时人们把这个时间标准称为“海岸时”。

　　到1902年的时候，中国海关就提出以这个“海岸时”作为中国的标准时间。1902年，掌管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还是英国人赫德。而制定中国的标准时间这种事情绝对属于中国政府的主权，由“海关”来制定实在是不合适，于是也只能说得含含糊糊：“海岸时”只在东部的各海关口岸实行，而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农村内陆，“其时区范围未经规定”。然而，当时的铁路系统，以及长江一带经济繁华地区，显然也开始实行“海岸时”了。

　　中国现代铁路的开创，起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到1894年甲午战争后，各列强在中国获得了1万多公里的路权，掀起修铁路的高潮，到1911年，中国已经出现了9400公里的铁路，包括京奉线、京汉线、胶济线、津浦线、 沪宁线等，而经营铁路是需要标准时间的。

　　4.民国时期划分过五时区

　　到了民国七年即1918年，当时的中央观象台提出划分全国为五个时区：

　　中原时区：以东经120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及内蒙古之东部，可以看出，这个“中原时区”实际就是今天的格林威治时间的东八区，也就是“北京时间”；

　　陇蜀时区：以东经105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东部、宁夏、内蒙古中部、青海等；

　　回藏时区：以东经90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内蒙古、甘肃、青海及当时的西康西部、新疆及西藏之东部；

　　昆仑时区：以东经82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新疆及西藏西部；

　　长白时区：以东经127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吉林及黑龙江东部。

　　可以看出，中原时区、陇蜀时区、回藏时区都是整时区，而长白时区、昆仑时区是半时区。

　　郭庆生在《中国标准时制考》一文中写道：“今天广播电台的六响报时信号和电视台的时码显示画面，对全国各个角落的普通群众真是再方便、再熟悉不过了，以致人们很难想象20世纪初要得到比较准确的时间有多么困难。作为中央政府专司测时编历机构的中央观象台，直到消亡竟没有一台好一点儿的望远镜，没有无线电收讯机，京畿重地的授时依旧沿用在城墙上施放午炮的古老办法。”

　　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五时区的方案，除沿海地区外只不过是纸面上的方案。

　　到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首都，中原标准时的应用也不断扩展。1935年3月，交通部令全国电报局一律改用标准时，并令上海无线电报局及南京有线电报局分任每日广播之事；南京电报局每日11点30分左右对时一次。海关、电报总局、铁路局以电报将标准时刻传递到各地所属机构，在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南京、北平等地，车站、码头、大银行、大机关及繁华市区街道，多置有大钟（时称标准钟）为一般市民提供时间服务。

　　1939年3月9日，抗战中的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在重庆召集“标准时间会议”，对以前的五时区方案做了少量修改，并决定于1939年6月1日起实施，但同时决定“在抗战期间，全国一律暂用一种时刻，即以陇蜀时区之时刻为标准”。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日本占领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还是在使用“中原时间”。到了抗战胜利恢复使用中原标准时的时候，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却仍然使用“陇蜀时”，因此当时人们回忆“沪渝、沪蓉、沪昆等线民航飞机的旅客下机后需拨动手表，进退一小时”。

　　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1932年3月1日成立伪满洲国，强令在东北使用日本本土采用的东经135度标准时。抗战期间，沦陷区的日伪华北政权也曾试探使用东经135度标准时，但最终没敢这么做，还是使用中华民国正统的中原时。　

　　5.“北京时间”成标准时间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两三年内，全国各地所用的时间比较混乱。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地球物理所1952年编撰出版的《天地年册》，截止到1952年年底，全国至少在理论上仍然实行五时区的旧制，甚至连时区名称都照旧。

　　北京时间何时产生？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庆生在《建国初期的北京时间》一文中，做过如下考证：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原标准时”称谓已不合时宜，况且旧政府败退台湾后还继续用此呼号播音报时。新中国广播报时需要一个色彩鲜明、通俗上口的新名称，这就为“北京时间”的出世铺平道路。“北京时间”的问世及随后取代五时区计时的旧制，是中国近现代时间计量的重大事件。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的决议。同年10月7日西安人民广播电台称：“本台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这是笔者迄今见到的有“北京时间”字样的最早文献。所以，“北京时间”第一次出现的日期，可以锁定在1949年9月27日至10月6日的10天之内。

　　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名为“北京”的同一天，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因北平新华广播电台隶属中央，所以其上级主管部门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先行一步，将其更名的同时，一并将广播报时呼号冠以“北京”称谓，这是很自然的符合逻辑的事情。所以笔者推断：“北京时间”的问世当在1949年9月27日。

　　可能是遵照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指令，新中国成立后的各地方广播电台很快将自己的节目时间改为中央台使用的北京时间，以表示和中央一致。原属陇蜀时区的地方政府陆续声明采用北京时间。1949年11月2日，西安市政府通知：“本府征求各方意见，为与全国各主要地区时间一致，自本月三日起，停止使用陇蜀时间，改用北京时间。”成都市1949年12月27日解放，也在其后十余天内宣布使用北京时间。1950年初，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全国各地除新疆、西藏外，实际上全都采用北京时间为统一的时间标准。而现在，我国新疆地区会同时使用乌鲁木齐时间（东经90度标准时）和北京时间两种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经过郭庆生考证，初期使用的“北京时间”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北京时间，也就是说它不是标准时，而是北京地方的视太阳时。当然，很快“北京时间”就采用了东经120度的标准时间了。（徐凯）

（责任编辑：刘晓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