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世界,世界在身边。第118,兴福寺

元嘉兄他们要赶回南通,匆匆游览言子墓、虞仲墓之后,我们就分开了。我沿着虞山东麓向北3公里左右,来到兴福禅寺,很显然,它现在还是寺院。

比尔波特在《江南之旅》中说:“尽管它曾是许多著名僧人的家,但它现在不再是寺院了。”不知道是他没有表达清楚,还是翻译弄错了。因为后面一句是:“(我)是来找一个和尚的,但寺里没有人听说过他们为之而来的和尚。”

兴福寺在虞山的东侧,曾经是中国南方地区最有名的寺庙之一。兴福寺似乎曾经属于华严宗,华严宗是中国佛教大乘八宗之一,祖庭是西安华严寺。禅宗与华严宗应该不是同一宗,而今天的兴福寺是禅寺。

对于佛教这些宗,我基本分不清,我只是想看看比尔波特在游记中提高的那个和尚,以及他曾经在上面打坐的那块石头。售票处的工作人员证实了这块石头的存在,她说是在大雄宝殿后面的过道中。

大雄宝殿后面过道处的石头,可以坐一个人,看样子坐着不会舒服

比尔波特文中说,这个和尚1272年出生于常熟,第一次出家后,他就生活在兴福寺。他的法号叫“清珙”,但为人所知的名字叫“石屋”,因为他惯于在离寺不远的一个山洞后面的大石头上打坐。这个表达方式是西式的,石屋和尚就出家了一次,不当有第一次出家的说法。

很显然,大雄宝殿后面的庭院中,以及寺院后山,都会有适合打坐的石头

后来石屋和尚搬去湖州西南的一座山上,搭了一座小茅屋,度过了余生中的大部分时光。石屋生于南宋,死于元代,因为是出家人,入元后还能保持原来的生活状态,他一生中写了很多诗,是一个诗僧。石屋去世时81岁,临死前留下一首《临终偈》:“青山不著臭尸骸,死了仍须掘地埋。顾我也无三昧火,光前绝后一堆柴。”算是打油诗一类吧,但确实非常洒脱。


海嵎山共有五个山头,东南称虞山,因葬虞仲而得名,向西北到兴福寺一带称乌目山,再向西依次称为顶山、西山、小山。《姑苏志》说:“虞山在常熟县西北一里,周四十六里六十六步。一名海虞,或云海嵎,亦名海巫,又名乌目山。”

海巫,大概是海嵎和巫咸混在一起了。乌目山,有可能是此山最早的越语名字,在吴越地区,另外还有乌程(今吴兴)和乌伤(今义乌)这二个类似的地名。

兴福寺山门前有一条小涧,涧内山石都呈赭色(我没看出来),相传因龙斗山崩而成涧,故称破龙涧,因此乌目山也称破山,兴福寺很长时间里也叫破山寺。


黄谛,常熟人,年幼时跟翁同龢学习,当时翁已经中了进士,没有亲自给黄谛上课,但看到黄同学的文章,感觉他“词茂义幽,莫测其际。”换句话说,就是看不大懂,又不好意思说。所以翁同龢劝黄谛出家专研佛法,黄谛就找到三峰寺的药龛和尚,剃度出家,法号宗仰,别号乌目山僧。

光绪末年,乌目山僧赴日留学,不知道去学佛法,还是近代文化?在日本和孙中山结识,先后参加了兴中会和同盟会,为革命奔跑,和苏曼殊并称为“革命和尚”。

当时上海滩有一个叫罗迦陵的中法混血儿,年轻时非常贫困,结识了乌目山僧,对这个年轻和尚非常钦佩。罗迦陵在新沙逊洋行做清洁工时,认识了还是小职员的哈同,有了感情,不久结婚。婚后哈同事业一帆风顺,成为上海滩地产大亨,其中罗迦陵的几个建议起了很大的作用。哈同一辈子非常爱这个妻子,也非常尊重她。

哈同夫妇发达后,在今天南京西路买下一大块地,打算在此处修建一座花园。1904年,哈同夫妇专门请乌目山僧来设计督造,就是后来著名的哈同花园,也叫爱俪园。

1955年,残存的爱俪园中建了一座俄式建筑,取名中苏友好大厦,不久中苏翻脸,大厦改名为上海展览中心,现在每年的上海图书节在那儿举办。这个大厦的原址,本是一所大学,叫仓圣明智大学。哈同夫妇非常喜欢中国古代文化,仓圣就是仓颉,明智与儒家的思想有关。

这所大学教的都是四书五经,哈同在大学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的古籍,需要一位精通经学的硕儒来整理,顺带给学生授课,哈同请到的是王国维。王国维整理了这批珍贵的古籍,写了一本《永观堂海内外杂文》,哈同夫妇很慷慨地允许他出版,另外还有一本仓圣明智藏书目录,也出版了。

当时蔡元培主持北大,礼聘王国维北上任教,王国维因为要整理这些藏书,婉谢了蔡元培,不过他答应免费函授指导北大的学生。等整理好仓圣明智大学的藏书,王国维北上,但蔡元培已经离开北大,王国维进入清华研究院,成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

在清华授课的同时,王国维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是他一生中著述最多的时期,其中很多资料来自于仓圣明智大学的藏书,哈同夫妇对此非常欣慰,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闲话。

大概就是这个时间段,郭沫若从日本回国,看到仓圣明智藏书目录,连书页也没有翻一下,只看到封面的作者王国维,就撰文大骂王国维,说他封建残余(因为王国维还留着辫子),现在又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因为仓圣明智从字面上看像基督教的玩意。

王国维没有理会郭革命,有点知识的也没人理他,但当时很有些热血青年跟着起哄。后来有人告诉郭沫若,你能否翻开书页看一眼?郭很不情愿地看了几眼,马上意识到自己做了蠢事,但一直没说。直到王国维自杀后,郭发表了一篇挺诚恳的纪念文章,承认自己当初以名字判断,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并高度赞扬了王国维。但那个影响还延续了很多年,热血的革命青年继续指责这个满清遗老。

俱往矣,破山、石屋、乌目山僧,常建、观堂、比尔波特,正如翁同龢留在寺门上的那幅对联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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