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和他的私淑弟子
陈寅恪先生弟子广众，主体是他在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和他在中研院史语所任历史组主任时指导的青年学者，另有虽未亲承音旨但仰慕师法他治学方法的私淑弟子。其私淑弟子中最著名者为唐长孺(1911—1994)、牟润孙(1909—1988)和缪钺（1904—1995，字彦威）。
关于陈寅恪这三位“私淑弟子”，笔者此前只知唐长孺、牟润孙与陈寅恪学术传承的渊源关系，掌握的材料较多。如1988年中山大学首次召开纪念陈寅恪研讨会，唐长孺因故缺席，赋诗三绝寄呈大会，第三首云：“掩卷心惭赏誉偏，讲堂著籍恨无缘。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学界传诵一时，感念师道犹存，日后李涵撰《教外何妨有别传——唐长孺对“义宁之学”的继承和发展》（1999年中大第三次陈寅恪研讨会论文）即本于此，“教外何妨有别传”遂成为一句名言。而笔者获致牟润孙与陈寅恪关系材料的时间则更早。1969年10月陈寅恪去世，牟润孙次年发表《敬悼陈寅恪先生》，文中提到他的老师陈垣对陈寅恪极为佩服，嘱他多读陈寅恪的著作，学他的治学方法，所以自己一直以陈寅恪的私淑弟子自居，讲学作文常称颂他的学说。1992年其弟牟小东发表《牟润孙的史学渊源》一文，专辟一段介绍乃兄私淑陈寅恪的往事。
三人之中，独年龄最长者缪钺与陈寅恪关系的材料阙如，既无他自己写的回忆，亦无他人撰文介绍。然“大美不自言，诚念终当遇”，笔者最近终于在2014年出版的缪钺《冰茧庵论学书札》（以下简称《书札》）中获得二十多条缪钺崇敬、揄扬陈寅恪和他自命陈寅恪私淑弟子的材料，也明白了为什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陈寅恪热”中，他没有发表这方面专文的背后原因。这诵读之乐，真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
再由《书札》这个点扩展开去搜集缪钺资料，又购得与《书札》同年出版的缪钺文孙缪元朗编《缪钺先生编年事辑》，书后附缪元朗撰《陈寅恪先生对缪钺先生的学术影响》。此文颇为详尽地介绍考释了缪、陈之间的交往和学术渊源，但笔者还是极想实录自己猝遇缪钺尊陈心声时一刹那间的心灵触击与感动，摘要介绍这批原汁原味的第一手材料，概括为四个方面：
其一，对陈寅恪文史互证治学方法的传承，不但运用到自己的著作中，还薪火承继到自己的学生。如1987年《复某》：“陈寅恪先生以文史互证之法，论述陶渊明、庾信、元稹、白居易、韩愈，以至于钱牧斋、柳如是、陈端生，都能探索幽微，发千载之覆。你是有灵思睿感的人，所以我以前曾劝你多读陈先生的著作，更能受到启发。”（下册22页）1989年《复小南一郎》：“我指导的一名博士生，兼喜文学，能做诗词。我指导该生学习陈寅恪的文史互证方法从事研究，其论文题目是《魏晋诗人与政治》，我曾做七绝五首示之，指明研究纲领。”（上册370页）他尤其对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把文史互证发挥到极致情有独钟（见上册251页），曾拟撰写一篇专文，为此两次通读《别传》，在书上做了许多记号，并收集抄录了相关资料。但后来他告诉缪元朗，自己还是无力完全把握《别传》的精诣深蕴，不得不放弃这个写作计划。
其二、对陈寅恪思想、人格的景仰，虽然没有谈陈寅恪治学方法的文字多，但短章小札，颇寓深旨。如1982年《复某》：“承赐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谢谢。寅恪先生治学精严，持躬高竣，读之深受感发。”（上册401页）1984年在回复某学者函中（上册287页），特为引录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寓含对陈寅恪在纪念碑铭中揭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心领神会。同时在回复其他学人的信函中，屡次表示自己敬佩顾炎武的独立特行，四次对某位新史学的权威曲学阿世、媕妸逢迎说出重话。这一褒一贬，取向分明，折射出世道人心之力度。
其三、对陈寅恪诗作的钦服、点评。如1988年《复某》：“晚近江西诗人自当推散原老人（陈寅恪父亲）为巨擘，而我尤喜寅恪先生之诗。他以学者而兼诗人，识解深邃，其诗能采义山之深美情韵而运以宋人疏宕之笔致，尤耐循诵。”（下册292页）1991年《复某》：“承示将编辑《近百年来名家词选》……附一点建议：王静安、陈寅恪两位先生学问博大精深，久为海内外学者所公认。两家诗词亦造诣甚高。静安先生能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入诗词，开前人未有之境。寅恪先生以悲天悯人之怀，经沧桑多变之世，借诗歌以发其沉忧积愤，艺术风格亦兼容唐宋。望尊《选》多收入两家作品。”（下册344页）由于缪钺本人即是诗家词人，濡染中国文学批评史甚深，故他对陈寅恪诗作底蕴、风格的领会归纳自能探骊获珠，得其本质，具有金针度人的价值、意义。
其四、对陈寅恪纪念活动的回应、安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一次为时甚久的“陈寅恪热”，中大、北大、清华相继发起纪念陈寅恪百年诞辰和逝世二十周年活动，出版了三种论文集，成为当时文化学术界的要闻。活动的台前幕后，几乎囊括了陈寅恪早年、晚年弟子和文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这三个活动主办方都邀请缪钺参加，1987年，他回复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博学通识，高风亮节，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中之耆硕，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此次大会的举办，发扬寅恪先生治学严谨的精神，并研讨其在各种学术领域中精博创新的造诣，对于发扬学术，端正风气，是很有意义的。寅恪先生生前，我曾通函请益，而研读其著作，亦深受沾溉。”（下册264页）但他因身体欠佳，未能躬逢中大盛会。至于北大、清华的纪念论文集，他已应承撰文，1986年《复王永兴》：“陈寅恪先生是我最敬佩的前辈学者，平日治学，深受其沾溉，自当撰文纪念。惟现在还不敢预定题目。因为最近几年来，各报刊曾发表许多篇论述陈先生学术造诣及其治学精神、方法的文章，其中不乏佳作。如再撰文，须有较深刻新颖之见解，故尚须再反复读陈先生之著作，简练揣摩，酝酿成熟，始能着笔。先此奉告。”（下册224页）为写好这篇文章，他准备将已出版的陈寅恪著作通读一遍，以期见解深刻，不雷同在“陈寅恪热”中已发表的文章。这无疑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以致功亏一篑。这三次活动的缺席，多少影响了他与陈寅恪关系的知名度。
这次通读《书札》，深有感于缪钺在与学界后辈通信中，频频指示做学问要像宋代黄庭坚所说的那样：“读书当如大禹治水，知天下之脉络。”用现代话语表述，即要从宏观上明了当代的学术大势与源流宗向。这是缪钺几十年治学的经验之谈，在他初出道学界时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大势要点有二：一是传统的经学地位被史学取代；二是考据学在乾嘉朴学的基础上有创新，即陈寅恪总结归纳的三句话：“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称之为“新考据学”。在这新旧学术嬗替的变局中，陈寅恪凭借深厚的国学基础，广博的域外语文知识，新颖的西方学术理念，继王国维、陈垣之后脱颖而出，显露出引领潮流的大师气象，倾倒了一大批有志于文史研究的青年学者，缪钺、唐长孺、牟润孙即其中的佼佼者。缪钺晚年在《自传及著作简述》中对此有回忆描述：“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淹通佛典，精研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蒙元时期的历史，融会贯通，自立新义，其卓越透辟，常能发千载之覆，而对于文学作品，如《桃花源记旁证》《读哀江南赋》《读莺莺传》，元稹、白居易诗等等，均加以笺证，文史相通，见微知著。我读陈先生的著述，不但获得许多新知胜解，在治学途径与方法上也获得指导。”论者谓“缪氏治史，选题和研究取向，都可算是‘陈派’的。他因为也研治文学，还特别师法陈氏文史互证的方法，以史说文，以文证史”。（陈弱水《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载2002年《中国文化》）
在这股学术大势的影响下，缪钺诚向陈寅恪奉函请益。1944年7月在贵州遵义浙江大学任教时，将自己刚出版的《缪钺文论甲集》寄给时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但因邮误，陈寅恪未能收到。缪钺又奉函陈寅恪，随信附上自作七律四首，并提及寄呈文集事，陈寅恪接信回复：
彦威先生道席：
读大作七律四首，敬佩之至，知公于此道深矣。尊著文学论曾于此间书肆见之，亦拜读一过，非精于文、诗、词如公者不能为也。惜赐寄之本尚未收到，岂邮局误耶，抑燕大传达之误耶？以后如蒙惠书，乞寄：成都华西坝广益学舍四十五号，不由燕大转，当较妥也。
敬叩
撰安
弟 寅恪复八月廿五日
1945年9月，陈寅恪离开成都，赴英国治疗眼疾，两人联系遂辍。1946年5月，陈寅恪回国，10月赴北平，归队从西南复员的清华任教，1949年元月南下广州，任教于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归并中大）。而缪钺于1946年8月到成都，任教华西协合大学，以后滞留成都未出巴蜀。1949年后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川大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两人终因人事倥偬，缘悭一面，亦再无通联记录。但陈寅恪自读缪钺文集和与缪钺通信后，对缪钺印象颇深。1955年中大梁方仲拟研究两晋南北朝的田制与赋役制，陈寅恪告诉他，缪钺有一篇相关论文可以参考。梁方仲遂因此与缪钺通信数年，推想他们的往来信札中，应该旁及陈寅恪近况。
此时国内的学术大势和治学环境已变。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政治格局，唯物史观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史观派”由边缘走向中心。以史料考证为特色、不探讨社会发展规律的“史料派”逐渐退场，王国维、陈寅恪等倡导的学术传统被边缘化。然而三十年后，随着话语系统、言说环境的转换，学术大势再次翻转，“史料派”又走向前台。兴盛热门的学术史研究奉陈寅恪为近百年学术转型宏开风气的第一代先驱之一，是我国近世史学发展的重要一源。文化学术界兴起“陈寅恪热”，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人们尊称他为“义宁先生”，称其学说为“义宁之学”，称其人格为“义宁精神”（陈寅恪籍隶“义宁”，即今江西修水县）。缪钺作为第二代文史学者，处于学术前沿，率先感受这股学界潮流，仰慕、解读陈寅恪遂成为他学术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书札》真实地记录了他晚年的文化学术思考轨迹。
尺牍的动人之处在于率真自然，较少为文造情，所以素为学界看重，尽力搜集传世。《书札》共收入缪钺各个时期论学衡文、传诗通翰六百九十余通，反映了他从青年到晚年的治学方向、学术背景、文事活动、学林动态、师友关系，而笔者尤其看重他1977年以后的信札，这十五年的函件，在学术思潮情绪上，贯串着两根主线：一根是对极左路线干扰紊乱文化学术的反思批驳；另一根是对陈寅恪的崇敬揄扬。他对陈寅恪的尊仰是冷静、理智、真诚的，既有真知灼见，又不事张扬，以私淑弟子自任，严去就之分。1991年，陈寅恪学生某致函缪钺，以“晚”自称，而尊称缪钺为“师叔”，缪钺复函：“称谓过于撝谦，愧不敢当。先生乃陈寅恪先生及门弟子，我是私淑者，我们应是同辈行中人。”（下册356页）揖让之间，显示出传统师道的魅力与尊严。
陈寅恪的学生弟子是我国近世学术队伍中重要一源，两岸三地学界的不少名家出自陈门，但近年学术史研究领域出现解构陈寅恪师生谱系的倾向。有研究者认为非陈寅恪亲授业者不能称陈之学生，如季羡林，虽亲授业但不传陈寅恪史学专业者亦不是陈门弟子，如蒋天枢。按此标准，合格的陈门弟子只有区区数人。此说也笔者常疑之，且不论人家自己师生相许，道义相守，即面对当今师道日益式微的人文环境，亦不宜脱离“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定义来认定陈寅恪的师生关系。
私淑陈寅恪的缪钺先生治学育人六十余年，在魏晋南北朝史、唐宋诗史、诗词批评以及诗词、书法创作等领域都卓尔成家，教泽广被，晚年岿然为西南儒林巨子，学苑名师。其年辈亦与陈寅恪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的开门弟子相当，可谓年高望重，因而他对陈寅恪的尊崇礼敬尤显分量。他与唐长孺、牟润孙殊途同归，成就了近世学林一段尊师重道的掌故佳话，彰显了“以夫子为木铎”这句古语蕴含承载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