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萧军结合是闪婚加裸婚

1934年12月19日，萧红、萧军参加完鲁迅先生旨在介绍他们结识新朋友的宴会回来后，特留影纪念。

“纪念萧红诞辰90周年”邮资明信片高莽/绘画

演讲人：于文秀

这是一位具有传奇的人生和情感经历的女作家，她一生漂泊，命运多舛，情路坎坷，英年早逝，但却为现代文坛留下了自己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被称为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她就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

作为女性，我在讲课讲到萧红的时候，每每都有很深的感慨，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萧红是一位拒绝给定、拒绝平庸的女性。这里的拒绝给定、拒绝平庸，体现在萧红的人生中是全方位的，即不仅体现在她拒绝传统社会为女性安排的惯常、平庸的人生，她特立独行地、执著地追求着爱与自由，同时还体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中，从题材选取到手法运用，都拒绝已有成法，另辟蹊径，坚持自己别致而独特的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萧红将北方乡村荒凉旷野下人们的生存状况、风俗文化，第一次如此逼真、如此原生态地带入文坛，使文坛既陌生又无限新奇。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萧红在文坛上都可谓是独树一帜的作家。

一生追求“爱”与“温暖”，即使柔弱也要抗争

“……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河畔。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部小说《王阿嫂之死》，同年与萧军共同出版小说和散文合集《跋涉》，正式进入文坛。萧红的文学创作历程不足十年，都是在抗战时期的大背景下、在漂泊和流浪的青春岁月进行的，她克服心灵和情感的伤痛、贫饥和病痛的困扰，创作了100多万字的作品，为文坛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和《马伯乐》等一系列名篇。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文学魅力越来越被人们所发现，她的作品经典性亦日渐凸显。

萧红懂事很早，所以人们说她有着“早醒而忧郁的灵魂”。萧红在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写道：“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童年时，萧红的亲生母亲去世，父亲是专制而暴躁的家庭掌门人，在萧红的记忆中，他无论对老人、小孩，还是对女性，都是缺少关爱和尊重，是为着贪婪而失去人性的人。他们处在两极，永远是对立的。萧红小时候非常活泼，也非常顽皮，这从她对祖母的小小恶作剧的回忆中可见一斑。同时，萧红也非常敏感，有着过人的观察力和感受力，这一点在《呼兰河传》中体现得最明显。童年缺失父爱和母爱，只有祖父和后花园的陪伴，她说：“祖父，后园，我，这三样东西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童年的后花园不仅是她的乐园，是她后来创作的源泉，也是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意象。

19岁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从此她再没有回过家。漂泊流浪的人生历程中，她先后到过青岛、上海、日本、北京、西安、武汉、重庆和香港等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几乎没有哪个女作家像她这样到处流浪，四处漂泊，甚至露宿街头；也很少有哪位作家经受过像她那样的寒冷、饥饿和病痛。就像她在散文《饿》中写到的那样，在她的漂泊岁月中，“只有饥饿，没有青春”，没有哪位作家有过如此刻骨铭心的饥饿体验。同时，萧红一直体弱多病，头痛腹痛等时常折磨着她，在朋友们的记忆中，她总是苍白瘦削，早生华发。

然而，萧红的一生都在追求着爱、温暖、自由和幸福，但却一直得不到命运的青睐，不仅童年充满着寂寞荒凉的回忆，成年后在追求情感的路上也屡屡受挫。“短短三十一年的人生过程中，所谓真正的幸福之光，人间之爱，并没照临过她，沐浴过她！”作为叛逆的“五四儿女”，作为一个弱女子，她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不断抗争。我们在同情她的不幸时，更钦佩于她的不屈服，这也是她打动很多中外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感受可以借用萧红的一首诗来描述，“七月里长起来的野菜，/八月里开花了。/我伤感它们的命运，/我赞叹它们的勇敢。”

萧红的勇敢抗争是双线的、双重的，并在这双线的、双重的抗争中展开了自己的人生与创作。双线指的是，她的抗争既体现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也体现在文学写作中。双重指的是，她一方面是为自己的爱和自由而反抗男权社会统治，另一方面也为民族而反抗外敌的入侵。先是抗婚，接着是抗战，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而出走旧式的家庭，为了拒绝做亡国奴而出走沦陷的东北。她的短暂一生，无论是现实人生和文学写作，都在寻觅着爱与自由。

萧红和萧军：

“为了爱的缘故”

“在我的主导思想是喜爱‘恃强’；她的主导思想是过度‘自尊’。”

谈到萧红的人生和情感经历，她和萧军关系是不能绕过的。我认为，正是二萧的相遇，才有后来的作为作家的萧红。也就是说，萧军在萧红的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人。

1932年夏天，萧红有孕在身，却被困在当时哈尔滨市道外区的一家旅馆里，这个旅馆的名字是“东兴顺”，她向当时的一家报纸《国际协报》写了一封求救信，萧军当时是该报的自由撰稿人。他受到该报的一位副刊编辑的委托前去探望并准备解救。豪侠而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萧军被萧红的悲惨处境所打动，更被她的文学才华所征服，决定“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二人的相遇、相知和相爱是有传奇性的，也不乏偶然性，就像萧军所说的：他们是“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相结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缘’”。

二萧的结合，用今天的话就是闪婚加裸婚。二人在非常状况下闪电结合，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两颗年轻流浪的心的契合。“偶是相逢患难中，怜才济困一肩承；松花江畔饥寒日，上海滩头共命行。”这是萧军写的《抄录萧红故信后有感》中的几句诗，非常凝练地描述了当时二人相遇的实际情形。萧红后来在《商市街》和《桥》等散文集中，也写了二人生活的一些片段。在二萧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日子里，萧红开始了文学创作，并因《生死场》而一举成名。

二萧的爱情故事是文坛的一段佳话，同时也似乎成为一段公案。对于他们的分手，很多亲历者和后来的研究者都写过文章，对分手的原因和应承担的责任，都有自己的分析和评判。总结起来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性格差异，二是人生选择不同。我认为，归根结底，一切都是“为了爱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两人走到一起；为了爱的缘故，两人六年后分手。萧军在给萧红的信中有类似的总结：“前信我曾说过，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

当然，二萧不是没有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有着流浪汉式叛逆的性格，萧军在回忆中写道：“不管天，不管地，不担心明天的生活；蔑视一切，傲视一切……这种‘流浪汉’式的性格，我们也是共有的。”二人在一起也有很多幸福美好的回忆：

当年为了赴鲁迅先生的宴请，萧红特地花了“七角五分钱”从“大拍卖”的铺子里买了一块布，为萧军缝制了一件新外套。对此，萧军回忆道：“她几乎是不吃、不喝、不休地在缝制着，只见她美丽的、纤细的手指不停地在上下穿动着……”不到一天的时间，“一件新礼服”缝好了。萧军感叹说：“我们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是穷困的，但在爱情生活方面，却是充实而饱满的啊！”

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

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

西方有句话说得好，许许多多的时候，生活中的困境，并不是巫婆设下的陷阱，而是相爱的人，不知道如何表达爱，相爱而又有差异的人不知道如何生活在一起。虽然二人对彼此的人品和才学是相互欣赏的，但性格的不同却带来结合后日常生活的矛盾和烦恼。萧红的多愁善感、细腻自尊，特别依赖于爱，这岂是粗犷尚武的萧军所能完全理解、给予和欣赏的！多年后萧军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

从二萧的书信中还可以看到，他们也像平常的夫妻一样，为了吃喝拉撒睡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烦恼以致影响感情。比如，萧红总是“干涉”萧军一些生活细节，她在日本写给萧军的信中说：“我告诉你的话，你一样也不做，虽然小事，你就总使我不安心。”对于萧红的关心，萧军并不买账，而是抱怨：“她自己已经如此，却还总要‘干涉’我的生活上一些琐事，什么枕头硬啦，被子薄啦，吃东西多啦，多吃水果啦……”“我的灵魂比她当然粗大、宽宏一些。她虽然‘崇敬’，但我以为她并不‘爱’具有这样灵魂的人，相反的，她会感到它——这样的灵魂——伤害到她的灵魂的自尊，因此她可能还憎恨它，最终要逃开它……她曾骂过我是具有‘强盗’一般灵魂的人！这确是伤害了我，如果我没有类于这样的灵魂，恐怕她是不会得救的！”

二萧最后的分开，是在抗战时期人生选择的分歧所导致的。萧军一生不满意于当一个作家，他后来曾回忆,为此他矛盾纠结了几十年。抗战白热化阶段，他笃定要上前线，打游击，弃文从武。对此，萧红坚持不同意，她认为作家有作家的职责，作家应该在文学事业方面实现自己真正的价值。但二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加之感情的不和谐，因此各奔西东。

萧军在性格和为人处世方面，一直是强势的、霸气的，也是简单粗暴的，而萧红恰恰是过于自尊。萧军认为萧红自尊心过强，甚至“自尊心病态化”。萧军承认，在二人生活中，他从来没有把萧红当作“大人”和“妻子”，总是把她当作孩子，甚至以萧红的保护者和恩人自居。这有伤萧红的自尊。甚至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导致二人在婚姻中的不平等，使敏感自尊的萧红无法长期忍受，也是二人分手的深层原因之一。

另外，二萧在文学观上，即作品应该写什么也是有分歧的。萧军在1978年对可能出现的萧红研究热时说，作品不应对生活琐事过多注意和过多探究，这意味着没有意义和浪费精力。这番话不仅反映了萧军的文学观，而且似乎也隐含了对萧红作品并不高的评价。而萧军的这种评价，在和萧红未分开时就存在，而且当时文坛对萧红的作品评价高于对萧军的作品评价，如鲁迅、胡风等都有这方面的评论。这也是好强的萧军不愿接受和承认的。这些问题在二人的日常生活中难免加剧了不愉快。

对于萧红的早逝，萧军是怀念和惋惜的。萧红也难以忘情于萧军。据骆宾基回忆，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萧红的遗嘱里写明了将《生死场》的版权留给萧军。

创作：对着人类的愚昧

“为了要追求生活的力量，为了精神的美丽与安宁，为了所有的我的可怜的人们，我得张开我的翅膀……”

谈到萧红的文学创作，无法不谈到鲁迅。鲁迅与萧红有着令人感动的“伟大的温情”。在萧红的人生与文学路途上，鲁迅可谓导师和伯乐，正是鲁迅的发现和提携，才有了二萧在文坛上的崛起和发展。正像钱理群所说的：“当萧红用她纤细的手，略带羞涩地扣着文学大门的时候，鲁迅已经是现代文学的一代宗师了。”

二萧与鲁迅见面的情景，许广平、萧红和萧军分别描述过，“大约在一九三四年的某天，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

“我们刚来到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

“我们这两颗漂泊的、已经近于僵硬的灵魂，此刻竟被这意外而来的伟大温情，浸润得近乎难于自制地柔软下来了，几乎竟成了婴儿一般的灵魂！”

从上述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给了他们巨大的精神慰藉，同时还有实际的帮助。在鲁迅的帮助下，二萧度过了生活的拮据，并迅速进入文坛。我们知道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的出版都有着鲁迅的资助。鲁迅亲自为萧红的《生死场》把关、修改，并写了序，还请现代著名作家、评论家胡风写了跋。鲁迅非常欣赏萧红的爽快性格和文学才华，多次向国内外同行推荐她的作品，称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萧红也非常喜欢鲁迅的作品，在中学时代就“特别喜欢看鲁迅的书”，对《野草》中许多篇章和名句都能背诵。正如作家孙犁说的，萧红“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萧红和鲁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乡土作家，他们笔下都有很多对童年的回忆，都写了很多故乡的人物和文化风俗，在创作上应该不乏心有灵犀之处，这也应该是鲁迅认可萧红的前提基础之一。

读过鲁迅和萧红的作品的人，不难发现，与鲁迅一样，萧红在创作中不仅书写自己熟悉且情感深厚的人、事、风俗和风景，同时注重思想深度，追求深度写作。她说：“……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在创作之初，萧红就将笔触投注于中国黑土地的荒凉风景和苦难人生，用生命贴近现实，不仅“对不幸者永远寄托着不可遏止的同情”，有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和人道情怀，闪动着晶莹的“人性的温暖”，同时在丰富的感性描写中蕴含着深邃的理性的省思和批判。22岁写就的《生死场》一经出版，即震撼文坛。她对北方原野上盲目生存，糊涂死亡，没有灵魂，却又是对原始质朴的人与文化的书写，恰如鲁迅说的达到“力透纸背”的效果，

萧红作品的魅力，不仅限于对故乡记忆的引人入胜的灵动描述，还在于它们的文化启蒙意义，和鲁迅一样写到了灵魂深处。她笔下的人物不仅物质生存极度匮乏，而且精神与心灵世界亦是荒芜、萧索的，绝少意义之光的烛照。“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萧红的深刻，胡风说得最形象，在他看来，《生死场》虽不精致，却是史诗，“这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因此人们“看到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

其实，萧红本人有着极强的女性意识，作品中也有着鲜明的性别意识。她对于男权社会文化氛围中女性的不幸，感同身受，为此她在生命的最后日子感慨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萧红的几部经典之作，几乎都将表现女性的不幸命运和悲惨遭遇，作为主要描写内容。

《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大家都很熟悉，一个花季少女被所谓的规矩和陋俗活生生地折磨致死，种种跳大神、滚烫的水洗澡等情节读来令人揪心，但无论是婆婆还是邻人，他们并没有恶意，都是“为她着想”，是为了规矩出一个好人来。这善良的残忍、残忍的善良，最为可怕和难以救药！作品揭露了国民愚昧无知的精神状况，有着深刻的文化启蒙和文化批判的意义。

在《生死场》中，她通过王婆这一人物揭示了女性普遍的境遇，即“她一生的痛苦都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作品中，还有一个女性人物的命运给人带来深深的战栗，那就是对月英的描写：“月英是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她家也最穷，在李二婶子隔壁住著。她是如此温和，从不听她高声笑过，或是高声吵嚷。生就的一对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眼光，好比落到绵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如此美好的女性在乡村极端低下、极其落后的物质文化环境中，很快就被毁灭了。我们看到，鲜活的女性生命在乡村社会从来不被重视，而是任意被摧残、被践踏，无人珍惜。月英被疾病折磨，得不得医治，身体生出蛆虫，身下垫着砖头，每到夜晚隔壁邻居都能听到“惨厉的哭声哀叫声”。那哭声哀叫声“弱得柔惨欲断”，“你……你给我一点水吧！我渴死了！”“嘴干死了……把水碗给我呀！”每每看到此，都不忍卒读，不禁想到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的感叹：“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萧红对女性生存不仅有着莫大的同情悲悯，同时还有着强烈的自审和自我批判：“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萧红笔下的女性没有自我意识，缺乏人的意识，她们在自然的暴君和男权的暴君双重压迫下，丧失了人的价值，命如草芥，正像《生死场》中写道的：“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

萧红是个有思想的作家，她的作品深蕴着文化启蒙的内涵，对人的生存状态有着独到的观察和深度思考。在萧红生命的最后四五年里，既是她短暂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也是她创作的高峰期，尤其1940年1月到香港后，完成《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和《马伯乐》等百年传世经典，显示其思想艺术的成熟。

“不以诗名，别具诗心”

“一切艺术品都忌做作，最美的字句都要出之自然，好像天衣无缝，才经得起时间考验而能传世久远。”

我们知道，萧红的童年虽然缺少爱，亲情是不完整的，只有关爱她的老祖父。但另一方面她并没受到过多的传统思想的浸染和成规的教化。打个比喻，她好似北方原野上无拘无束、自在随性长大的一株小花草。她的头脑中很少有条条框框的束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拘束，无论是她个人的流浪生活，还是文学写作有着自己的想法和风格。很多人读了感到内容和写法都不太习惯，但读了又放不下，不由分说地爱上了。她的风格是天然的、有原生态的味道，表现出十足的个人性和个性化，学者们也认为，她是天生的先锋派，常常能别出心裁，有着与众不同的文学天分。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文学观是文以载道，就是说文学创作一般都要先入为主地表达一定的主题思想。但萧红不按这种套路的写作，对于读惯了载道文学的读者自然有些不习惯。当时的文坛不乏质疑之声，说她的小说无论结构还是行文，都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就连对她的文学天分非常欣赏推重的胡风，在1935年写《〈生死场〉读后记》一文中也指出萧红的写作上的弱点，认为“语法、句法太特别了……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对此，萧红有自己的观点，她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萧红的不拘泥的文学风格，在《呼兰河传》表现得最为突出。她忠实于自己的感觉，书写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自己的心灵体验到的，艺术上坚持自己的路子，打出了灵动而别致的艺术风格。对此茅盾给予肯定，并说《呼兰河传》关键不在“不像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萧红的文学直面人类，直面世界，旨在消除愚昧，说出真理，不为任何的意识形态和理念束缚，她的作品中没有丝毫刻板僵硬的概念化和先入为主的主观化的色彩，有的是率真的、透明的、毫无造作的、本真的描写，呈现的是原野上自由自在生长和奔跑的灵魂和生命。萧红的创作采用儿童视角，女学者赵园曾经说过：“萧红作品提供了真正美学意义上的‘童心世界’，而且那是她作品中最有光彩的世界。”也许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萧红出生在6月1日，就是儿童节的这一天，的确，她的作品呈现的童心和儿童视角，都非常突出而独特。

一般来说，每个人随着成长，都会或多或少渐渐失去可爱而珍贵的童真，更难得保持一颗童心，童心在文学创作中尤为可贵。萧红拥有着宝贵的童心，她笔下的人和事，在透明纯净的童心的烛照下，都是活生生的，“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由自在，像清冽的空气一样新鲜。”儿童视角常常带来的是“越轨的笔致”（鲁迅语）。

萧红的作品蕴蓄丰厚的思想内涵，也葆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但英才天妒，“落红萧萧”，作者的生命力和作品的生命力常常是悖论性的。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沦陷后的香港，葬于浅水湾，年仅31岁，可谓“叶落他乡情难酬”。萧红临终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人们不禁感叹，天涯孤女，红颜薄命，空负了满腹才情！她把永远的遗憾留给了她所眷念的人间。

于文秀 1965年7月生于吉林省通榆县。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黑龙江省文学学会副会长、黑龙江省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黑龙江省萧红研究会副会长、黑龙江大学萧红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荣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共4项、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共5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等10余项。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哲学研究》等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著作4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