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气理论之“三义”探析

2021年09月14日 09: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9月14日第2251期 作者：第环宁

　　曹丕在《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首创以“气”论文，之后中国古代文论历史长河中，无数文人论者推波助澜，相继掀起文气理论高潮。文气理论在其漫长的衍变中，广泛吸纳了艺术与美学、自然与人生、哲学与政事多方面意蕴，且与更多的术语概念相互融通，其内涵外延极为深广。笔者以为，文气是哲学的，也是美学的，更是文化的，由此三义或可入其里而求其质。

　　文气的哲学之义。“气”最早是表示物质存在的哲学术语，其义大致有三：一切气体状态的存在；不依赖人的意识的感觉对象的客观存在；涵盖物质世界与精神领域的任何现象。古人以为宇宙洪荒、天地未形、万物皆无，由元气冲荡始致无形起、有形分、阴阳别而成天地。庄子提出气一元论，认为气是无形存在，“形”是由“气”而来。荀子认为，气是生命与意识的基础。王充肯定天地万物是由气相互结合而产生的，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张载肯定一切存在都是气，气是有深度和广度的实在，有运动变化的本性。程朱理气并论，认为理是万物的根本，气是万物的凭借。

　　中国哲学关于气的学说大致有五个要点：气即存在；气于人属身且与心对应；气为生命之源；气本自虚空；气是运动变化的。作为哲学概念，“气”表明了先哲们“天人合一”“万物归一”的宇宙观、运动观和辩证思维，象征着抽象与具象之间的一种中立状态，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一个接榫点。

　　文气的美学之义。“气”先是物质范畴，次而进入精神领域。曹丕以“气”论文构筑了独特的文论思想，揭示了“禀气—创作—风格”之间的关联与贯通，开启了后世由主客“双向通流”而认知文学创作的法门。刘勰创建了“风骨论”，以文气为评论作家作品的重要内容，如“气有刚柔”“气衰者虑密以伤神”。从曹丕到刘勰，其基本理路是：“气”即天地万物之元—“气之精”宿于人而充于身—人之“思”“知”便会禀气而畅通活跃。其后，众多文人充分而深彻地讨论文气对于文学创作活动的本原意义及其在作品中得以贯彻与实现的原则、方法和路径。《诗品》《四溟诗话》《昭昧詹言》等典籍，都把气作为人的全部精神世界的总根源进行讨论。尽管宋元明清“理”的地位上升，“气”的地位下降，但文论中依然强调“文以气为主”。范仲淹、王十朋、刘将孙诸家大都认为文学创作应是“精”“气”“神”皆备、“气”“意”“理”俱足，也大都认为文章之病即在气衰，或气有不长。他们进而对文气的质性样态进行分别，且赋予文气以“精神内敛，光响和以”的美的品相。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将文气分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型，反映出了中国美学“壮美”的本相特色。

　　文气不只是一个理论的发生“点”，更是一条贯穿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体系的“线”。本质论，有“气之动物”说；创作论，有“气为主”说；批评论，有“气韵”说；发生发展论，有“文辞气力，通变则久”说。文气理论的内涵非常丰富，是中国思想史的核心范畴，且内化成为一种独特的美学思想。

　　文气的文化之义。文气理论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生命模式之上，主张人与自然“一气流贯”，强调主客体生命交感体验。所谓“气概非凡”“气宇轩昂”“气贯长虹”“气韵生动”，体现着中华民族以“生”为本、以“乐”为高的审美文化境界。文气理论贯穿着人生美学的理想，高度关注人生境界和人的生存意义，彰显人的品德修养和人格力量，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追求的正是一种圣洁明朗的人格精神。文气理论往往强调“不平则鸣”，倡导“发愤著述”，如屈原“发愤以抒情”，刘勰“发愤托志”，欧阳修“诗穷而后工”，李贽“不愤不作”，蒲松龄“孤愤之作”等。文气理论主张“事昭而理辩，气盛而辞断”，强调“理实气充”，强调气之浩荡来自高屋建瓴的“滔滔然而辩”。古代文艺家认为气是生命的因素与旋律，自然以其风韵感染人，人更可以将其拟人化，从而形成一种自然的人化关系。而王夫之则将美的根源归于天地，归于自然与社会生活，将自然精神推到了一种极致。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张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