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屡薄冰：纳粹统治下德国平民的悲惨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持续世界最长、参战国家最多且波及范围最广的一场全球性战争，同时也是一场决定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反法西斯战争。
全世界的人民联合抗击着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并最终将其彻底铲除。值此之际，我们既要缅怀那些为了全人类的幸福与自由而付出生命代价的反法西斯勇士们，同时也要时刻警醒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的抬头，一方面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另外一方面也要充分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
德国和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发动国，在纳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分子的挑动下，这两个国家对全世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此同时，战争也对两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普通百姓在被蒙蔽的同时还要承担无数的痛苦与磨难，甚至无端的葬送了自己与家人的生命。
20世纪90年代，新纳粹主义势力的活动开始日益猖獗，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再次被蒙蔽了双眼而开始同情甚至相信这种歪理邪说，他们全然忘记了纳粹法西斯对人类所造成的严重伤害。
本着可以宽恕，但不可忘却的原则，我们要对法西斯当年的所作所为及其恶劣的影加以鞭挞，从而使世人不会忘记那段黑暗而残暴的时代。
#1
迫害国民
纳粹德国政权自上台后就利用各种特务手段疯狂镇压人民，他们通过各种办法监视着人民的一言一行，稍有反抗就会被秘密警察抓捕后关押在暗无天日的集中营中饱受各种虐待。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很多反对纳粹政权的德国民众纷纷以实际行动反抗暴政。从秘密警察的文件中列举的一些数字里可以看出人民反战情绪的高涨与纳粹政权疯狂镇压的残酷。
1939-1945年期间，德国正规法庭对22.5万人作出判决，判处徒刑的刑期累计达60万年之多。与此同时，德国的监狱和集中营中还随时囚禁着300多万名没有经过正式宣判的政治犯，其中有80多万人被指控参与积极的反抗活动，他们的刑期短则几周，长则达12年之久。
秘密警察的一份材料证实，仅在1939年4月，就有大批反抗运动人士被以为所谓保护性拘留逮捕并被关入集中营，其中被指控犯有政治罪的约有27.37万人，被宣判犯有政治罪的约为11.24万人。
随着战局的不利，纳粹政权为了维持军民士气还加强了反共宣传，大力灌输对失败的恐惧心理，提出保卫“欧洲堡垒”，坚持和死守的口号，不让德国人民知道继续进行战争毫无意义，使他们空怀局面可能好转的希望。
为达到目的，纳粹政权疯狂镇压人民，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实行了极为残暴的恐怖措施，大规模镇压反对法西斯暴行的德国民众。他们利用特务、秘密警察和告密者疯狂的捕捉反对者，然后再利用特别法庭等将很多无辜群众送入特别集中营内关押。仅1943年7月就有63.4万人被永久关押，次年增至79.5万人。
1944年1月7日，德国发出第12号训令，要求妇女们写信鼓励前方士兵保持士气，恐吓他们如果不努力作战或者当逃兵，那么在后方的亲属将被处死或送入特别集中营关押。宣传部长戈培尔则开动宣传机器贩卖德军必将取得胜利的陈词滥调，甚至臆想出反法西斯联盟内部即将发生分裂，德国将要使用一种似乎能很快扭转战局的神奇武器等谎言，试图以此稳定民心与士气。
戈培尔还在纳粹党的机关报-《帝国报》上发表文章称，过去的一年是德国成功捍卫自己重要经济和政治阵地的一年，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最后胜利创造先决条件，他甚至大言不惭的说道，东线的退却是天才的战略机动，目的是集中全部兵力进行一次更大的进攻，但实际上却是德军在苏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
不久后，德国电台和报刊又开始大肆散布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灾难的文章，向国民灌输恐怖思想，一旦国家失败，等待他们的将是可怕的命运。但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德国人逐步摆脱了纳粹宣传的毒害，国内反战情绪日益强烈。虽然德国法西斯宣布任何对第三帝国能否取得胜利公开表示怀疑的人均会被冠以动摇分子的名义抓捕，但仍有大批觉醒的德国民众奋起反抗暴政，当局则大肆抓捕反对者，很多人未经审讯和判决就被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而死。
当战局愈发不利时，希特勒甚至想毁灭整个德意志民族作为他的殉葬品。1945年3月18日，希特勒在与施佩尔的谈话中提到了焦土政策的必要性时称，如果战争失败，人民也将完蛋，这一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必介意毁掉保障今后人民生存所需要的最基本物资基础，相反，最好由人民自己来毁掉这些基础，否则我们的民族将处于软弱的地位，而未来将属于特别强大的东方民族。
战后能活下来的人是用处不大的，因为优秀者都已经死于战争。（最高统帅部作战日志第四卷第1582-1583页）次日，希特勒正式发布了关于破坏德国境内设施的命令试图将德国变成一片人烟绝迹的焦土。但这一荒谬的命令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最终这个狠毒的计划未能全面实施。（施佩尔回忆录，1972年柏林版第427页）
#2
食物匮乏的时代
纳粹德国在发动战争前充分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对农业生产进行了大规模改进并储存了大量食物，例如面包、土豆、食糖、乳制品、肉类和一般蔬菜等均基本能保证自给自足，甚至开战前已囤积了足够3-6个月食用的黄油、动物油脂和腌肥猪肉作为战略储备。
此外纳粹当局还积极号召老百姓用植物油脂和植物蛋白代替动物脂肪及动物蛋白，试图以此降低对食物的需求量。1939年，德国在谷类、土豆和肉类几个关键产物中自给自足的程度已经达到了80%，但是食品短缺，物价上涨的阴影还是会时常降临在普通德国人头上。
1939年8月27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4天，纳粹德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食品和汽油实施配给制，向全体国民发放了糖票（白色）、肉票（蓝色）、牛奶和乳制品票（黄色）、水果和坚果票（紫色）、蛋票（绿色）等各种票证。
不仅日常生活中需要使用票证，甚至在餐馆用餐也要交相应的票。同年11月前后，衣物、鞋子、皮革和肥皂也被纳入配给的范围。据统计，此时列入全国配给范围的食品包括面包、面粉、谷物制品、土豆淀粉、肉类、脂肪、奶酪、糖、果酱、咖啡、可可、蜂蜜、全脂牛奶、茶叶和鸡蛋；鲜水果、蔬菜、鱼、土豆、甜菜根、洋葱和脱脂牛奶则实行地方配给。
由于德国的毛纺织品以及棉花几乎全部需要进口，随着封锁力度的日益加剧，纺织品的缺口逐步加大，为了缓解原材料的紧缺，德国被迫利用破布和废旧衣物为基础制造人造纤维和人造丝用于制造纺织原料。
1939年11月12日，柏林开始发放纺织品配给卡，每个人的卡上都有100点配额，如买一双短袜或长袜需耗费5个点，一套睡衣要耗费30点，一件大衣或西服套装则需60点，甚至连婴儿使用的尿布都需要用配额购买。很多妇女们也由于不能买到皮鞋而改穿类似日本木屐的木底布面的女鞋，走在路上很远就可以听到咔挞咔哒的响声。
按照配给制度，普通柏林人每人每周的配给量是面包2250克、肉700克、人造黄油280克、糖280克、人造果酱110克、豆子150克、人造咖啡63克、奶制品、脂肪和油420克、牛奶1.4升。为鼓励军工生产，当局规定军工企业的工人可享受与军人同等的伙食待遇，每天可多获取500卡到1000卡的额外食物。
按照上述标准，普通平民每天可获得2570卡热量，重体力工人则可获得4650卡热量。但值得一提的是，德国人主要以肉类为主要副食，平均每天100克肉食远不能满足需求，而新鲜蔬菜和鱼类则更是难以在市场上出现。
很多人每天都在食品店门口排队等待好运气的降临，他们仅仅是期盼着能有一根额外的香肠或者少量的新鲜蔬菜，还有的人则排着长队等待购买几支雪茄或几包香烟。
1940年，德国占领丹麦和挪威后，大量原本销往英国的鸡蛋、牛油、炼乳和咸肉以及鱼类被源源不断的运往德国，从而使食品供应获得了一定改善。与此同时，德国还从法国和荷兰等地搜刮了大批食物供应国内后有效缓解了食物供应不足的矛盾。
但就在此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自1940年8月开始对德国进行封锁与禁运，整个德国立刻出现了油料、稀有金属、橡胶、化肥和饲料等各种物资的短缺现象，食品供应也随之开始紧张。
1940年圣诞节期间，纳粹政权为庆祝西欧战役的胜利而放宽了食物配给标准，普通人在为期一周的节日期间每天可额外获得100多克奶油和100克肉，甚至每天还额外配给了4个鸡蛋，更令人惊喜的还特别增发了750克大米和蔬菜，500克糖、果酱和咖啡等平日较为少见的食物。
但这些还是远不能满足一些家庭的需求，由此而产生了黑市交易，很多德国人偷偷在黑市上购买食物。据记载，一公斤鹅肉的售价甚至高达20个帝国马克，相当于一名工人几天的工资。与之相比，待遇较高的少尉军官的军饷仅为240帝国马克，也仅仅只够买12千克鹅肉，由此对比可以发现黑市价格之高。
但总体而言，德国人比同时期的英国人的生活水准更高，依靠战前的储备和搜刮被占领国的物资，德国暂时保证了国民的生活不至降低太多。与英国在1940年窘迫的处境相比，德国人民的生活在此时达到了战时的最高水平，从被占领国家掠劫而来的大量农产品、肉类和奢侈品暂时繁荣了德国的消费市场，被占领国家支付的巨额占领费更使得德国得以将这些国家的物资搜刮一空。
美国著名记者威廉·夏伊勒在1940年12月发表的文章中称，“德国已经被封锁了一年半了，但是封锁既没有给德国国内带来饥荒，也没有影响德国的战争机器的运转，德国人的伙食勉强过得去，虽然他们没有咖啡、茶、巧克力和水果，但已经习惯了以土豆、卷心菜和面包为主的饮食结构，缺乏的是肉类、脂肪、黄油和水果，虽然在他们每周只能获得一磅肉类，少量的黄油和一个鸡蛋，但德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配给生活”。
就在普通德国人满足现状之时，随着物资的短缺，生活水平还是逐步下降。从1942-1943年开始，德国的肉类产量降至180万吨，而1938-1939年的产量则为340万吨。为填补食品供应的缺口，德国在1943年期间疯狂地从苏联占领区掠夺了900万吨谷物，200万吨饲料，300万吨土豆和66万吨肉类。
据战后统计，德国在二战期间总共从苏联劫掠了900万头牛，1200万头猪以及1300万头羊，通过对被占领区的资源掠夺，德国暂时保证了国民的生活标准。
随着战争局势进一步恶化，从1943年开始面粉供应开始紧张，配给的面包中开始掺入大麦粉、黑麦粉及土豆粉等作为面粉的替代品，但由于可以通过搜刮占领国与傀儡国的物资保障国内的食品供应，因此德国人的生活水平相对其他欧洲国家要高出很多，实际仅次于美国。
据统计，1943年度的荷兰官方配给为每人1705卡，法国则仅为1300卡，日本则为1160卡，同期德国数值则为2008卡。相比之下，德国平民摄入的热量远超其他被占领国家的平均数值。
但德国人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从1944年开始，德国的食品供应开始走向下坡路且一路向谷底冲刺。普通德国平民的配给标准已降低最低点。1944年5月时，德国每月人均面包配给量为12.45千克，到了8月就缩减至9.7千克，12月又缩减至8.9千克。
从1945年初开始，食品供应更是一落千丈且进入山穷水尽的地步，当年4月，大多数居民每周只能获得1700克面包，250克肉类和125克油脂，只有部分重体力工人才能获得略多的食物配给。
食物的短缺导致人们营养不良，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肺结核病等。当局为收买人心被迫动员最后的食品储备。1945年4月20日，当局以庆祝希特勒生日的名义下发了一批食物，每个柏林人获得了500克香肠、500克大米、250克豌豆、1个蔬菜罐头，50克黄油和50克人造咖啡的额外配给，人们靠着这些微薄的食物又撑了10天后迎来了战争的结束。
#3
饱受轰炸
对经历过二战的德国人民而言，战争对他们最大的触动是连续遭受了长达近5年的战略轰炸。据记载，从1940年5月11日到1945年4月16日为止，以美英两国为主的反法西斯同盟国航空兵对德国本土及其占领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先后共出动轰炸机708416架次，投弹160多万吨，堪称世界军事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空中战争。
期间英美两国的战机对德国各地进行了全面轰炸，几乎每一个拥有5万名居民的德国城市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轰炸，先后炸毁和烧毁410多万户住宅(占总数的20%)，炸死、烧死约46.5万多平民，几百万人无家可归，很多德国著名的历史文化遗迹和建筑精品毁于一旦。
时隔多年后，很多大轰炸的幸存者以及死难者的亲友都很难从自身经受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们对防空警报、炸弹爆破、大火和烟雾、恐惧和死亡等遭受空袭的场景历历在目且记忆犹新。
空袭已成为了德国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从1942年底开始，英国空军改变了空袭战术，开始对德国城市进行夜间空袭，目的在于摧毁德国人民的民心与士气，戈培尔在回忆夜间空袭时曾说到，当几十架，甚至只有几架英国轰炸机来袭时，1500-1800万德国人就要睡眼朦胧的从温暖的床上起身冲向防空洞，然后在里面焦急不安的等待警报解除，而他们白天将无精打采的工作。
1943年7月24日夜间至次日凌晨，英军出动上千架重型轰炸机对汉堡发动了代号为“蛾摩拉”行动的大规模夜间轰炸，就在人们以为苦难已经暂时结束时，美国轰炸机接踵而至的执行昼间轰炸任务，经过两国3000多架次轰炸机投掷的9000多吨炸弹的洗礼后，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27.7万栋房屋被摧毁，3万多人死于非命。
幸存者回忆称，没有一栋房屋是完整的，整条街区都成为了瓦砾堆、由于大火引发热风暴效应，导致很多躲藏在防空洞中的平民因窒息而亡，整个汉堡被笼罩在一片数日都难以散去的烟尘中。
伊妮丝-吕斯女士是汉堡大轰炸的幸存者，她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听到从天而降的炸弹发出的呼啸声时，我跑进防空洞后坐在一个小木凳上，当第一批炸弹落地爆炸后，我们都被震飞起来，当剧烈的爆炸引发的震动持续传来后，恐怖的情绪开始向我们袭来，有人发出了尖叫，也有人在低头祈祷，到最后我们都彻底麻木了，每个人都惶恐不安”。
到了1944年底，德国大多数城市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轰炸，持续的轰炸导致很多平民产生了厌世情绪，甚至不少人宁愿被炸死也不愿进入防空洞躲避，回后方休假的士兵不堪轰炸的袭扰而宁愿重返前线。
一位德国平民回忆当时的情况称，“当我们面对持续而猛烈的轰炸时都希望一切能赶快结束，我们全都提心吊胆，睡眠不足且情绪紧张、很多人听到第一枚炸弹落下来的声音时就已晕倒在地”。
就在德国平民遭遇无情轰炸之时，施佩尔和戈培尔曾多次劝说希特勒视察被轰炸的城市和街区，但后者却直接拒绝了该提议，当他需要途经慕尼黑或柏林市区时会采取一种掩耳盗铃的方式，命令司机避开被炸毁的街区，因为希特勒认为饱受轰炸之苦的城市惨状有违他想建立千秋帝国的梦想。
戈培尔为此苦恼不堪并抱怨说，“自己源源不绝地收到各地来信，质问元首为什么不去视察那些遭受空袭的不幸的地区，为什么在任何地方都见不到戈林的面”。就在二战即将结束之时，英美航空兵又对德累斯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轰炸。
1945年2月13日-15日，英美轰炸机连续4轮的空袭使德累斯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使该城沦为一片废墟，大批文化遗产被彻底摧毁，城中约一半的房屋被夷为平地，剩余的则有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同时轰还导致2.5万人死亡，全城顿时笼罩在一片死亡阴影之下。
虽然在战后有不少人对英美等国的战略轰炸导致大量的平民伤亡持批评态度，但大多数史学家却认为，如果将轰炸德国城市的军事行动放到当时特有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同盟国所采用的战略轰炸是打击和瓦解德国法西斯政权的有效策略，因此不应受到过分指责，反之，德国人民更应该反省战争的罪行，思考该如何避免再次重蹈覆辙。
#4
战后的食物短缺
二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面临着食品短缺这一最为紧迫的问题。1946-1947年的德国人均热量摄入仅为每天1800千卡，基本上不能支持人体的长期健康需要。目睹这一现象的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的威廉·克莱顿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到，“数百万德国人正在慢慢饿死”。
但此时的欧洲满目疮痍，各国均没有多余的食物救济别国，因此尽管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德国人还是严重缺乏食物。盟国管制委员会原计划按波茨坦协定中的规定保证每名“普通消费者”每天均可获得2700卡的食物配给，但由于食物短缺而仅能保证每天1550卡的配给，约为营养专家为欧洲人推荐定额的半数。
所谓“普通消费者”是指从事例如办公室工作或家务劳动且年满18岁以上德国人，他们在1945年5月-1948年3月时每天可以获得360克面包、20克肉、14克脂油、17克糖、70克营养食品、8克果酱、2克奶酪以及1300克土豆，总热量约1557卡，但实际能获得的配给量却远低于该标准，平均每天仅能获得约1300卡的热量，且因食品供应不畅的问题而经常在1080-1550卡之间徘徊。
食品短期导致黑市横行，1947年4月，英占区的一磅黄油在商店售价达230马克，差不多是一名熟练工人一个月的薪水，普通人根本不敢问津。面对饥寒交迫的生活，很多德国人不得不放下所谓的道德，他们被迫用一切办法获得食物，因为他们深知，如果只靠每天配给的食品将迅速被饿死。
很多人终日在寻找食物，因为他们知道这事关他们和家人的生死。城市居民被迫在黑市上向占领军或农民购买各类食物，还有不少人则带着家中值钱的东西在火车站等上几个小时后挤上去农村的短途火车，然后徒步走上几千米去乡下用财物换取农民的食物。
这些人好像仓鼠一样下乡搜寻食物，而运载他们去乡下的火车则被称为“仓鼠列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农村将各种农产品带回城市，缺少交换品的人只能去收割过的农田里碰碰运气，试图找到几个没有被收割的土豆。
人们还经常半夜外出偷盗食物，这种行为此时早已不再是刑事犯罪，而是成为骑士般的不法行为，人们也日渐接受了这种所谓的新道德标准。（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 101页）还有不少人较为幸运的人则靠用自家小花园改的菜园或来自美国慈善机构援助的食品包裹勉强度日。1948年12月，占领军方面才正式宣布“德国人民够吃了”，但普通人仍然感觉生活并不像官方说的那么好。
#5
居无定所
二战结束后，德国人民面临着住房紧张的困境，战火导致很多大城市中三分之二的房屋化成灰烬和废墟。统计表明，战前德国有约1600万套住宅，其中有234多万套被完全摧毁，还有400多万套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大多数的公共设施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整个德国宛如一片废墟。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在1945年5月3日面对柏林的惨状时写到“柏林什么也没有剩下，没有住宅、没有商店、没有运输工具，纳粹留给柏林人民的遗产仅是若干断壁颓垣，这座城市如今仅仅是一个碎砖破瓦推挤如山的地理位置”。其它城市的结局也并不美妙，科隆城内约有66%的住宅被破坏殆尽，杜塞尔多夫市内约93%的住宅不能居住，法兰克福市原有约18万套住宅在战争中被摧毁了约8万套。
据不完全统计，英美占领区内约有930万幢住房，其中约18%被损毁，另有29%严重受损，剩余的住房中则有约10%被英美驻军征收。很多城市居民由于居无定所而开展了“回到农村”运动。
但即使如此，剩余的居民仍要面对较为恶劣的居住环境，每套住房从1939年的3.6人增至到1948年的5.4人。为有效缓解住房紧缺的矛盾，占领军当局开始积极清理城市内的残垣断壁并重建住房以图复兴城市，但却因缺乏劳动而进展缓慢，如按1946年度的清理与修建进度计算，需要80年左右才能重新恢复至战前状态。
曾担任过第31届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在1947年提交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份关于英美占领区的考察报告称，“由于大量从苏占区涌入的人口导致英美占领区在1948年度将面临缺少530万套住房”。
#6
人口比例严重失调
1939年5月17日，德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人口为6946万，其中男性3391.2万人、女性3540.5万人。到1945年时，德国的总人口约6429万人。而更深层的问题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战争使德国失去了1500万男性人口，他们不是死于战争就是沦为战俘。
战后初期的青年男女比例甚至达到了10比16的可怕程度，后由于大量战俘被释放，男女比例不调的数据开始有所好转。众所周知，由于一战的原因，德国在二战前的女性人口比男性多149.22万人，战后这一数字骤增至434.5万人，男女比例大约为100比114，而在适婚年龄段的18-40岁的男女比例则扩大为100比126左右，全部人口中男性只占约46%左右，德国的大街小巷里充斥着身穿丧服的年轻寡妇们，她们在饱受丧夫之痛的同时还要想尽一切办法维持家计。
#7
废墟妇女
二战结束后的德国百废待兴，此时全国上下一片废墟瓦砾，当局号召民众积极投身战后重建工作，但却由于缺乏劳动力而使各项工作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
1945年7月，盟国管制委员会下令要求所有没有较大家庭负担的14至65岁的男性及15至50岁的女性必须到当地的劳动部门报到后统一安排就业，负责清理和修建城市废墟和建筑等，对于那些符合条件却没有及时报到者则将处于取消粮食配给的惩罚。
由于大多数女性缺乏各种工作技能，因此被半强制的安排负责清理废墟，由此而诞生了“废墟妇女”这一名词。最初当局只惩罚性的安排纳粹党员及其亲属从事上述工作。之后由于人手不足而导致工作进度缓慢，为此又调集大量妇女拿起铁锹去清除城市中随处可见的瓦砾。作为回报，从事此项高强度体力工作的妇女们每天可以多获得100克肉和1磅面包的额外配给。
这项优待顿时引起了很多妇女的关注，为了养家糊口，不管是普通家庭还是富裕家庭的女性都纷纷自愿投身这一繁重却可获得更多配给的工作。但清理废墟并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期间也伴随着很多的危险，例如她们要在摇摇欲坠的危楼中穿行工作，同时还要随时防范隐藏在瓦砾与碎石中的各种未引爆的航空炸弹，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群死群伤。
随着大规模重建工作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德国女性成为了废墟妇女，例如曼海姆市平均每4名适龄劳动人口中就有1名是从事清理废墟工作的妇女，在英占区则有7427名妇女专门从事清理工作。她们起早贪黑且忍饥挨饿，日复一日的从事着以往连想都没想过的重体力活。
很多外国人目睹了在德国各地一群群衣衫槛褛的妇女们正在满目苍夷的城市里奋力工作，她们白天辛勤工作，晚上则要回家料理家务甚至从事其它职业来换得更多的食物以维持生存。正是由于这些废墟妇女的辛苦劳作，到1949年时，幕尼黑已经清理了约80%的废墟，到了1952年时，斯图加特也已经清理了约88%的废墟，其它地区的清理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完成了全部清理工作。
#8
国家分裂
二战结束后，德国首当其冲的成为东西方对抗的最前沿。从欧洲西线发起进攻的美、英、法三国部队占领了德国的西部领土（约占德国面积的三分之二），而从东线挺进的苏军则占领了德国的东部领土，位于当时苏军占领区的首都柏林则由四国分区占领。
同年6月，苏、美、英、法四国在柏林签署《关于击败德国并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关于德国占领区的声明》和《关于德国管制机构的声明》。按上述文件的规定，从1945年7月1日起，四国军队开始调动并进入规定的占领区。
1947年1月1日至次年6月，美、法、英完成了三国占领区的合并，在德国实际上形成东、西两个占领区并立的局面。这两个占领区内分别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因此德国也走上了分裂的道路；柏林也由此成为冷战的最前沿阵地。由于美、英、法三国未能就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与苏联达成一致，因此决定于1949年9月20日，在美英法联合西占区正式成立主权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苏联方面不甘示弱，于同年10月在东部苏占区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此，德国正式分裂为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并由此揭开了长达40多年的分裂局面。
#9
战争赔偿
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1945年7月，英、美、苏领导人签署了《波茨坦公告》，决定由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国组成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战败后的德国实施永远性军事占领并共同处理战后德国事务，赔偿工作则被首先摆到了会议桌上。
四国根据占领区的实际情况决定实施“分区赔偿”制，即美、英、苏等国从各自的占领区获得战争赔偿。经过商议发现，苏占区面积较小，境内主要为农业与轻工业，因此仅占可利用工厂数的40%；西占区经济更为发达，拥有鲁尔区等重工业基地，占总数的占可利用工厂数的60%。
为了保证各国的利益，各方决定将从西占区抽取10%的工厂作为苏联的补偿，以此满足苏联占总数一半的赔偿份额。1945年12月，在巴黎赔偿会议上18个西方盟国依照在战争中的损失，规定从西部占领区获取赔偿的办法及份额分配，他们总共从西占区获得价值5.023亿美元的物资，其中美、英、法分别分获1.24亿美元、1.06亿美元和0.87亿美元。
据估算，截止到1950年为止，苏联共获得价值约41亿马克的固定设备及价值64亿马克的工业产品，此外还有价值9.7亿马克的农产品，总计价值114.7亿马克。按照盟国战争赔偿管理局规定的四马克等于一美元的汇率折算，苏联获得了超过28亿美元的赔偿。
后出于冷战的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于1952年5月与联邦德国签订了《波恩条约》，结束了美、英、法三国的军事占领（柏林除外），停止拆卸工厂并免除联邦德国的所有赔偿义务，苏联则在1953年宣布放弃对民主德国的一切赔偿要求。
除国家赔偿外，1951年9月27日，西德总理阿登纳在议会郑重宣告：纳粹的罪行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因此德国人要把进行道德上和物质上的赔偿视为自己的义务，并开始积极的履行各类赔偿工作。
1952年9月10日，西德与以色列就赔款问题签署了“卢森堡协议”。根据该协议，德国向以色列支付30亿马克，向“犹太人要求德国提供物质赔偿协会”支付4.5亿马克。根据1954年制定的《联邦补偿法》以及1965年制定的《联邦补偿终结法》，德国向纳粹德国时期因种族、宗教、出身和意识形态等原因而受迫害的个人特别是犹太人支付了总计为784亿马克的赔偿。
1992年5月1日，德国统一两年后，《继联邦德国对纳粹占领区受害人赔偿法》出台。根据新法，那些在前联邦德国时期因故不能得到赔偿的纳粹受害者可以重新提出申请，特别是那些以前居住在东德的受害者。
由于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一些知名大公司都曾不光彩地使用过从占领区抓来的犹太人、吉普赛人和东欧人充当所谓的“强迫劳工”，因此联邦德国成立后，昔日的纳粹劳工开始向曾经奴役压榨过他们的德国大企业发起诉讼，要求它们支付赔偿。
来自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也迫使这些大企业以赔偿的形式来洗刷自己的罪恶。这些大公司也积极参与赔偿，例如德国奔驰公司对战时在该公司被迫服劳役的犹太人已经支付了2000万马克，在此基础上，还向犹太人民间索赔团体支付了1200万马克的赔偿。此外还有很多其它德国知名公司也均因被诉在二战时驱使犹太人在企业中服劳役，被德国政府指定支付所有受害者个人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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