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谈宋词
宋词，一个王朝的“起手式”
万里云罗：秦汉雄峻，魏晋风度，唐韵宋调，中国文化的走向似乎是越来越窄向化、温软化的，宋词作为“宋调”的重要载体，您认为它是如何确定一个王朝的“起手式”的？
莫砺锋：这样说不够准确。长江大河奔腾而下，河道时宽时窄，水流时急时缓，很难说越来越怎样。同样，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错综复杂，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还是单说宋词吧。宋词在题材走向、风格倾向上形成了独特的传统，从而以委婉含蓄的美学特征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独树一帜。
从总体上看，宋词与唐诗一样，题材内容包罗万象，艺术风格也丰富多彩，并没有固定的美学特征。但是就主要倾向而言，宋词与唐诗是各有侧重的。唐诗既富于浪漫气息和理想色彩，又因关注社会现实而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体现着积极有为的人生追求。唐诗中虽然也有李商隐诗那种接近词境的心曲低诉，但代表唐诗主流的无疑是李、杜、韩、白所创造的昂扬之气与阳刚之美。宋词则不同，虽然苏轼词如天风海雨，辛弃疾词如山呼海啸，但在整个宋代词史上，婉约词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苏、辛都善于写婉约词，其婉约词的水准并不亚于秦观、周邦彦。
所以宋词在总体上有如下特征：题材走向上注重个人生活而不是社会现实，表现功能上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风格倾向上偏好阴柔和婉而不是阳刚雄豪。唐诗洋溢着英雄之气，宋词却充满儿女之情。可以说，宋词弥补了中国古典诗歌中女性和爱情题材方面的不足。
中国古典诗歌中并不缺乏描写女性的作品，但是那些诗的主题大致上是两种：一种是哀悯社会上某些不幸的女性，例如征人妇、商人妇、弃妇、宫女等，这些作品事实上是反映社会问题，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题材；另一种是把女性当作欣赏乃至玩弄的对象，主要的代表作是南朝的宫体诗，这些作品着力描写女性的容貌服饰，格调上往往有淫靡的倾向，显然不是健康的女性主题。宋词则不然，宋代词人深入地体会女性的感情，细致地揣摩女性的声气，宋词不但生动地描绘了女性的明珰翠羽和容貌体态，而且成功地刻画了女性的眉尖颦笑和心底微澜。从主流倾向来看，宋代词人对女性的态度是同情、理解和尊重。宋词对女性题材的注重是前所未有的，柳永词中要求过正常生活的妓女，晏几道、秦观词中温婉善良的歌女，都是五七言诗中较少见到的女性形象。更不说女词人李清照在词中的女性自画像了。
宋词在爱情题材上具有更大的开拓意义。由于受到儒家诗教说的巨大影响，中国古典诗歌中爱情题材的欠缺成为先天性的痼疾。即使古代诗人要想吟咏爱情，“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圣贤教诲也会阻止他们表现得太热烈、坦率。宋词的独特性质和功能使它克服了这种缺陷。由于词体具有很强的娱乐功能，文人们长期视之为小道，他们填词时不免带有游戏笔墨的意味，并未把词看作与诗文一样的严肃文体。这样，词就没有被赋予政治教化的意义，它逐渐发展成“艳科”，并与庄重严肃的五七言诗分道扬镳。在宋代，诗、词有着非常明确的功能性分工。宋代士大夫在政治生活的态度上是非常严肃的，他们用来抒情述志的诗文作品也庄重无比，爱情题材在诗文中几乎绝迹。但是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生活优裕，接触歌儿舞女的机会较多，他们的私生活中当然会有男女恋情的内容。于是词这种特殊的诗体便被选为合适的情感宣泄口。宋词在爱情题材方面的巨大成就，在整个古典诗歌史上独领风骚，这是宋词在内容上的最大特征。
当然，我们绝对不能因此忽略了宋词中的豪放派。早在北宋的婉约词派方兴未艾的时期，豪放词风也开始萌生。苏轼开创了刚健豪迈的全新词风，并以全新的题材走向为词体指出向上一路。待至靖康事变，时代的突变终于促成了豪放词派的真正形成。在南北宋之际，婉约词赖以生存的歌坛舞榭突然消失了。面对着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词人们再也无法用婉丽软媚之声来歌唱儿女情长、依红偎翠的生活。在整个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只有慷慨激昂的悲壮歌声才能抒发词人内心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深沉的黍离之悲。于是，苏轼的豪放词风获得了进一步发扬光大的社会背景，豪放词派由此形成。
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等人用充满激情的词作抒发报国情怀。比二张稍后的辛弃疾更是挟带着战场烽烟和北国风霜驰入词坛，在词作中抒写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雄心壮志。辛派词人陆游、刘过、陈亮、刘克庄等人声同气应，他们的词作中洋溢着豪迈慷慨的爱国之音。辛派词人的词中洋溢着爱国之情与忧国之思，艺术风格上也对婉约词有着居高临下的优势。南宋的豪放词派反映着时代的强音，在艺术价值之外又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说它已成南宋词坛的主流也不算过分。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因为我读宋词时偏爱苏、辛一派。
宋人弦歌三境界
万里云罗：在您心目中，觉得谈宋朝美学，最应该推荐给读者的三首宋词是什么？它分别代表了什么等级的人生境界？能给予今天这个浮华世界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莫砺锋：在两万多首宋词中让我推荐三首，未勉强人所难。要是推荐三十首，也许好办一些，但那样就说来话长了。如果一定要我推荐三首，我的答案是柳永的《雨霖铃》、苏轼的《定风波》和辛弃疾的《永遇乐》。它们描写了不同的生活内容，代表着不同的人生境界。
先看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上片描写临别时的情景。秋色凄凉，饯别的恋人欲饮无绪。离别到了最后的时刻，恋人却反而“无语凝噎”。虽然无语，但心中思绪万千，故下句以“念”字领起。“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情调凄恻而境界阔大，景无边而情无限，衬托出茫然不知所归的心绪。
下片转入抒情，叹息自古到今离情之可哀，设想自己在清秋时节的寂寞冷落。“今宵”二句是更深一层的设想，写出了一个冷落凄清的动人意境。全词层层铺叙，处处点染，成为宋词中刻画离愁别恨的名篇。我们知道，柳词中关于男女相思题材的名篇几乎都与羁旅行役有关，例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就与《雨霖铃》齐名。原因在于专写男女密约幽期的婉约词往往会流于软媚乃至俗艳的鄙陋之境，而柳永把男女相思的背景从青楼洞房转向江湖旅途，红烛罗帐就变成了清风明月，氤氲香气就变成了潇潇夜雨，喃喃情语就变成了鱼雁传书，倚红偎翠就变成了独守孤灯。于是，词中的情得到了升华，词中的景得到了净化，词的意境也变得清丽高远。
爱情是人生中最美丽动人的一种情感，但只有忠贞不二的爱情才有真正的价值，只有经过考验的爱情才令人荡气回肠。《雨霖铃》所写的正是这样的爱情，甜蜜中渗入几分苦涩，这比朝夕相守、耳鬓厮磨更加动人。正如秦观《鹊桥仙》中所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反观如今，爱情经常受到拜金主义等庸俗风习的玷污，“爱”这个圣洁的名词竟然沦落成动词“做”的宾语。读读柳永的《雨霖铃》，也许对我们不无启示。
再看苏轼的《定风波》。苏轼一生，屡经风波。人到中年遭遇了“乌台诗案”，在御史台的大牢里度过了一百多天铁窗生涯，然后发配到黄州这个荒僻的小山城。苏轼刚到黄州时，心情一度非常苦闷，他写信给友人说：“黄州真在井底！”但渐渐地他开始随遇而安了，他结交了越来越多的平民朋友，他拥有了足以为全家遮蔽风雨的住所，他逐渐适应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陇亩生涯。他一步步地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发现原来在官场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光阴一年又一年悄然流逝，重返政坛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苏轼必须规划在黄州的久留之计。于是他想购买一块肥沃的土地，好为全家人提供衣食之源。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七日，苏轼在几个朋友的陪同下到沙湖去相田，不料忽然天色转阴，风雨骤至，苏轼的沙湖之行没有买成田，但是催生了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如果说风雨是坎坷人生的象征，晴朗是通达人生的象征，那么“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意味着平平淡淡的人生，也意味着平和、淡泊、安详、从容的君子人格。经历过玉堂金马的荣耀和锒铛入狱的耻辱，又在黄州的躬耕生涯中备尝生活艰辛的东坡居士已经炼就一副从容潇洒、履险如夷的人生态度，不期而至的雨丝风片又能奈他何？就艺术成就而言，这首《定风波》在苏词中仅属中品，但它对今人具有巨大的启迪意义。当我们暂时处于人生逆境而萎靡不振时，当我们在挫折面前不知所措时，读读《定风波》，一定能从东坡居士宠辱不惊的人生观中获得教益。
再看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中国古代的文士，文弱者居多，因为进退揖让会减损尚武精神，舞文弄墨也会疏远刀枪剑戟。正如唐人李贺所感叹的：“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南园》）在宋代的词坛上，这种情况更加严重。试看晏几道、秦观诸人的词作，几乎不见丝豪的雄豪之气，真可谓“词为艳科”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辛弃疾以雄鸷之姿横空出世。他横枪跃马闯入词坛，纵横驰骋，慷慨悲歌。词坛上从此有了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他孔武有力、长于骑射，他胸怀大志、满腹韬略，他的性格中没有丝毫的柔弱，他胸中的壮志豪情倾泻而出，写出长短句六百余首，以黄钟大吕之音在词坛上异军突起，终于使铁板铜琶的雄豪歌声响彻词史。
这首《永遇乐》便是辛词的代表作。此词作于开禧元年（1205年），年已六十六岁的辛弃疾正在知镇江府任上。此时距离他铁骑渡江已有四十三年了，恢复之志始终未能实现，却在宦海风波和乡村闲居中耗尽了岁月。如今人已老矣，朝廷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北伐，可惜执政的韩侘胄轻举妄动，并无胜算。春社之日，辛弃疾登上北固亭，凭栏北眺，写成此词以慷慨怀古。
时局如此，人生境遇又如此，词中难免感慨良多。但是辛弃疾缅怀的历史人物是吴大帝孙权和刘宋的开国君主刘裕，孙权以江东一隅与魏、蜀鼎足三立，刘裕则亲率大军北伐，一度收复了洛阳和长安，堪称功业彪炳。如此怀古，字里行间洋溢着英雄之气，冲淡了沧桑之感。他又自比人老心不老的名将廉颇，慨叹自己没有机会实现恢复之志。可见辛弃疾的豪侠精神至死不衰，他生生死死都是一位勇武的军人，他的词作是对消沉已久的军魂的深情呼唤。纵观整部古典诗词史，只有辛弃疾堪称真正的军旅诗人，是他召回了销沉已久的兵魂与国魂，是他唤回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如今的世道似乎有些异常，姑娘中不时出现“女汉子”，男青年反倒呈现几分“娘气”。衷心希望大家从辛词中获得男子汉气概和尚武精神的激励。
宋朝词人的气象
万里云罗：您曾在《诗意人生》这本书中引用过“苏如海”的说法。如果请您来归纳，您认为宋代的词人中，除了“苏如海”之外，还应该添上哪些人的名录——例如“辛如火”？
莫砺锋：让我从“苏如海”说起。南宋人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评诸家古文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明末诗人吴梅村对此不以为然，他在《苏长公文集序》中说：“李耆卿评文有云：‘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非确论也，请易之曰：‘韩如潮，欧如澜，柳如江，苏其如海乎！’夫观至于海，宇宙第一之大观也！” 可见“苏海韩潮”的传统说法本来是专指古文而言的，而且是从“韩海苏潮”变化而来的。从吴梅村以后，人们公认“苏海”这个比喻相当准确，于是“苏如海”的说法就广为流传了。要是用类似的比喻来评论宋代大词人，我觉得不妨说“柳如江，欧如湖，小晏如潭，秦如涧，李清照如泉，辛则如涛”。这里着重说说“苏如海”和“辛如涛”（后者是我奉命杜撰出来的）。
称苏轼为“苏海”，是指其人如大海一样气象万千，他以奋发有为的积极精神度过了波澜壮阔的人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生前做出重大建树、身后受到广泛爱戴的杰出文化人物不在少数，但如果把雅俗共赏、妇孺皆知作为衡量标准的话，苏轼堪称古今第一人。当我们漫步在苏堤上观赏那碧波荡漾的西湖时，当我们品尝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东坡肉时，当然会联想起天才横溢的东坡老人。这些物质形态的遗产诚然可贵，但是苏轼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还是体现为精神形态的思想文化。他给后人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文学作品和书画作品，是我们获得心灵滋润和审美熏陶的不竭源泉。苏轼作品数量巨大，内容丰富，风格多姿多彩，它们是作者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巨大的创造活动的结晶。正因如此，我完全同意对苏轼这个人冠以“苏如海”的称号。
至于辛弃疾，则只有大海波涛才能形容其人和其词。限于篇幅，只能引用辛词文本作一简单的说明。辛弃疾绝非宋代文坛上常见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而是一位肤硕体壮，目光有棱的壮士。他年青时投笔从戎，铁骑渡江，亲冒矢镝，斩将搴旗，火热的战斗生活在辛词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鹧鸪天》云：“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箓，汉箭朝飞金仆姑。”《破阵子》云：“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这样的“壮词”，气势雄豪奔放，真如千里狂涛。即使是其他题材的词作，辛词也是热情似火，气势如涛。一般人作寿词，无非颂德或祝寿，能免庸俗已属不易。辛弃疾却作《水龙吟》寿韩元吉说：“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这是何等抱负，何等气概！一般人作送别词，无非诉说离愁别恨，难免情绪低沉。辛弃疾却作《木兰花慢》送张坚说：“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这是何等胸襟，何等眼界！山水清丽的南平双溪，在辛弃疾的《水龙吟》中是雄奇伟岸：“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熖。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皎洁幽静的月亮，辛弃疾却在《木兰花慢》中浮想联翩：“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又说：“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
于是在辛词中，铁马秋风替换了杏花春雨，沙场烽火替换了罗帐银灯。辛词的主人公不再是多愁善感的文弱书生，更不是由词人代言的闺阁佳人或歌儿舞女，而是一位上马能杀贼、下马能草檄的英武战士，是一位有胸襟、有担当的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正因如此，我想说“辛如涛”。
莫砺锋，1949年生于江苏无锡。1966年毕业于苏州高级中学，后在农村插队务农十年。1984年10月在南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学术专著五部，发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