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司马迁的“使命”
司马迁的“使命”
李 锋||山东
记得上小学时曾背诵过一篇叫《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文章，这是一位当代伟人为一名叫张思德的普通革命战士写的一份悼词，这篇文章中有一古人名字为司马迁，从那时起，这个叫司马迁的人便悄悄地走进了我的记忆。
后来，知道这个司马迁很是了不起，是个大历史学家，凭借一人之力完成了一部后人无法企及的大书——《太史公书》（后人又称为《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用手中的巨椽保存了中华民族的血脉，让华夏子孙从此有了自己的根。
我常常想，一个古人完成这巨大“工程“靠的是什么？在读了《汉书·司马迁传》后突然明白，这就是“使命”！
我们知道，司马迁出身于“史家”，其父司马谈就是当朝的太史令，专门记录当朝的“历史”。而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所有这些都表明具有“史家”遗传基因的司马迁年轻时就为自己有朝一日写“史”在时刻准备着，他已经把一种“使命”装在了心里。
公元前111年，司马迁三十五岁，他的父亲司马谈去世。弥留之际，一只干枯的手拉住了一只强壮的手，这是在传递一种“使命”，但见老人哭泣道：“我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我死之后，你也一定担任太史，记住，千万要把远古的历史记下来，不要忘了呀！”司马迁低着头流着眼泪答应了，并做出了庄严的承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也就在这一天，他把“使命”真正担上了肩头。
父亲死后的第三年，司马迁当上了太史令。正当他“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全力完成“使命”之时，意外却出现了。在与匈奴作战中，汉朝的都尉李陵（即飞将军李广之孙）因寡不敌众被迫降敌，一时间朝廷上下哗然，大臣们纷纷要求治罪李陵，而“史官”司马迁却唱起了反调，极力为李陵辩护：“李陵引兵五千，面对强敌数万，战至矢尽粮绝，料想李陵并非真心投降，请从宽处理。”这下好了，不仅惹怒了众大臣，而且惹怒了皇帝汉武帝，先是以“沮贰师”下狱，后以“诬罔罪”被判死罪。司马迁只因为李陵辩护，就被汉武帝一怒之下动了宫刑，人生从此打上了耻辱的烙印。可是他身上还背负着父亲的期望，心里还装着自己的理想——做一名出色的史官。这死罪原可以来赎，但司马迁却因无钱（因家中无钱，同时又无人借钱与他），不得以遭受了耻辱的“宫刑”——去势。那一刻，司马迁五内俱焚，那一刻，司马迁欲哭无泪！这可是一个男人的奇耻大辱呀！他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他曾把人之“耻辱”分成了十等，第一等是不使自己的祖先受辱，第十等则是接受“宫刑”。于是他的一腔悲愤全都倾注于后来写的《报任安书》中，今日读来，依然字字溅血，句句带泪。因而，他在《史记》中惟独不为太监立传；因而，他以后再也没去他父母的坟前祭扫。但心中的“使命”顽强的支撑着他：“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于是在自述身世和写作动机的《报任少卿书》里便有了这样的话语：从《周易》到《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自我安慰也好，语出极端也罢，文学创作中的一条铁的定律却从此被他发掘出来了。
以后的时光里，司马迁一直默默。为了“使命”，为了那本《史记》，为了那十表、八书、十二世家、三十列传、七十世家，为了那五十万六千五百个鲜活的文字，为了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书。他曾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的，司马迁的生命“重于泰山”，因为他心中装着“使命”，而这“使命”化作流传千古的中华文明“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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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 锋，笔名文锐。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鲁中地域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聊斋文化、唐宋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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