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赤峰的“康白度”和他们的“洋行”

洋火、洋油、洋烟、洋铁皮、洋车子……这些“洋玩意儿”曾经充斥在老赤峰街市的角角落落。现在的赤峰人，偶尔还能从一些民国戏里看到“康白度”们穿梭于天津租界抑或是大上海的“十里洋场”。这一期，本报记者就为您讲一点儿这方面的内容……

挂羊头，卖狗肉

其实，“康白度”就是“买办”的意思，来自葡语comprador音译。

作为一种职业的“买办”最早出现在明朝时期，他们是专为宫廷购物的官方代理人。到了清末，在1835年《防范夷人章程》中有关“买办”的记载为：外国官馆所需守门，挑水等项人夫，“责成买办代雇，买办责成通事保充，通事责成洋商保充层递减制”。其中，“通事”主要向外宣布政府法令，为外商写禀贴、通报关税、领取出入证乃至装货、卸货、检验、招雇搬运工人等，并防止“奸民”与外商勾事。“买办”的地位则处于“通事”以下，是专为外商服务的仆役头目，地位较低。直到鸦片战争后，废止公行制度，外商开始选择一些中国商人为其代理买卖，虽沿称“买办”，但性质却发生变化了。这一时期，所谓的“买办”既是外商的雇员，也是独立商人。

塞外名城赤峰向为京津以北的商业贸易重镇，1914年前后，一些受雇于英、法、德、美、俄等中国商人抑或是打着“洋幌子”的中国人中国开始进驻我们的老哈达街。随即，挂着各色牌子的“洋行”也纷纷在红山脚下开张营业。这些人就是赤峰最早的“买办”，而所谓的“洋行”，在这里特指跟外国商人做买卖的商行。

其实，早在同治、光绪年间，德商谦信洋行就从天津、大连等地派人来到赤峰，开设他们的分行，推销德国生产的化学工业产品、西门子的五金及其他的产品，如呢绒、细布、轴线、洋针、缝纫机、留声机、唱片、自行车、照相器材、化妆品等，即老赤峰人记忆当中的洋布、洋线、洋机子、洋车子等。

民国初年，二中街的泰来东染坊寻到了商机，为谦信洋行代理染色颜料，而谦信的其他百货则由赤峰街的另几家有实力的商家为其分销，如三中街的通兴永、聚源成；三西街的复盛成；西横街的裕厚长；二西街的利升和；三道街西大屯的万成兴等商号，其中尤以通兴永和万成兴的销量最大，万成兴的经理陈兰坡还曾因此在民国八九年时当过赤峰县商会的副会长。1914年，宝坻县人张海轩在天津与英美烟草公司订立合同，以银洋两万元作为押金，取得在热北各县独家包销这个公司生产的各种香烟的权利，随即来到赤峰，在三东街开设了一家公司，号为德记。1919年，在四中街路南又开业了一家“洋行”，因包销英商亚细亚洋行的元宝牌煤油、洋烛、洋面、碱面、白糖、火柴等货物而得名“亚细亚”。这个洋行的股东为河北玉田县人杨和轩，经理是山东蓬莱人李次伯，其业务开展情况仅次于德记。

从以上资料不难看出，这些所谓的“洋行”托靠的是本地大商号。比如德士古洋行的代理叫张鹤年，山东蓬莱县人，于民国十二年开业，地点在五中街财神庙以西路南。最初，张鹤年是以包销美商德士古洋行的壳牌煤油为主，故其字号也称“德士古”。这个商号资本不丰，专凭人力经营。它联系市内若干挑担敲梆零售煤油的小商小贩和乡镇的店铺为其分销，包括司账员、跑街推销员、装卸送货的工友在内总共才六七个人。但是，这个“德士古”的业务在旧民国时期可谓名噪一时，虽然不能与德记相比，但壳牌煤油的销量也是十分的可观。还有就是开业于清末民初的广和成皮店，为当时赤峰街最大的而且实力最雄厚的皮革鬃毛商号之一。它的大股东为二东街老邮局以东路南的富户张翊周，管理层还有京东人田子耕、杨仲贤、邢尊三、王子珊等，都均有数目不等的股本加入。广和成赚钱的路子就是代客买卖以抽取佣金，所以这个商号派人长驻天津欧美太古、怡和、礼和、梅隆等各大洋行以及专营猪鬃加工出口的华商聚东商行等号。

由此可知，当年驻在老赤峰街的这些买办们，多以推销洋货与采购鬃毛、皮革等土特产为主。据了解，除了俄商瓦利洋行而外，其他的那些所谓的“洋行”并没有在此真正建行立足的意图，很多买办只是在赤峰找个门面挂上“某某洋行”的牌子而已。甚至，有一些买办还干着“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他们为外国势力控制，打探国内市场信息，为实现经济侵略提供依据。

瓦利洋行，地址在二中街南华馨饭庄西邻禇家外院，是民国初期就有的一家俄国洋行。瓦利的总行在哈尔滨，赤峰的瓦利仅仅是这个洋行的一个长期采购点。当年，瓦利洋行常驻赤峰街的还有两个俄国人，什良科夫和姚什夫，翻译是山西省孝义县的郭巨川。瓦利洋行在民国时期业务非常活跃，专门收购绒毛皮革，采购量大，尤其以狗皮为最，往往形成“包市”。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清时的吴炽昌在他的《客窗闲话续集·难女》里有:“余舅金氏，以大海之洋行为业，自置洋船五，在东西洋贸易。”在著名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九回里也有这样的描述:“此刻有一个外国人，要在上海开一家洋行，要请一个买办。”另据统计，1868年，中国出口贸易为1．25亿关两，到1913年为9．73亿两。从这些资料中可知，没有买办这一中介代理人，西方侵略者不可能获得当时中国市场的广度，买办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尽管买办资产阶级是外国侵略中国的产物，而资本主义到来使得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但中国的农业，轻工业甚至重工业也因此得到一定的发展，这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但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前，买办阶层与官僚、资本家结合在一起，形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是旧中国“三座大山”之一。

下面，仅举两例说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成为列强的众矢之的，海陆封锁，德货来源断绝，谦信洋行与赤峰的贸易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 其市场份额逐渐被其他国家所侵吞。老赤峰街的大小染坊及其他的手工业者已习惯使用德货，而英、美、日的染料价高质次，使用不便。这就给泰来东染坊提供了一个发财的机会。彼时，泰来东的股东兼经理姓马，乐亭人，因能说会道，人称“马烂”。马烂乘机将其存有的百余桶德国产靛蓝、硫化青、臭硷以及若干桶十磅装的老虎牌大红、品莲、品绿等染料不断提价出售给外行客户。对于那些同行客户，他则以留做自用为名，拒不出售。马烂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同行的公愤。最初，仅有苇子坑肖家染坊的肖发弟兄与西屯南岔股刘家染坊（刘家染坊后迁至二中街马市路北）两家，不甘心停业，联合向商会提出诉讼，要求制裁马烂。赤峰县商会会长杨子彬遂召集各染坊开会，折中调处。他令各染坊自报每月需要原料的数量，勒令泰来东按现行市场价格将染料售给各染坊。会后，泰来东又向商会反映各染坊所报数量不实，都是以少报多，并有买去之后囤积转卖的情况发生。杨子彬又召开大会，双方都被他训斥一顿，改令按折扣数量供应。此后，泰来东又采取自家不增染价的办法顶挤其他染坊的生意，再一次引起染价纠纷。各染坊为了对抗马烂，于民国十四年春节后自行组织染业同行公会，推举三荣长染坊经理徐冠三为行头。

民国十五年到十八年立冬前后，瓦利洋行竟让一张狗皮值两三头驴的钱，于是农村杀狗成风，被戏称“要狗命的年头”。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让市场上的狗皮褥子、狗皮帽子等狗皮制品连年断货，价格居高不下。

这就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吧！

19世纪末叶，中国逐渐成为帝国主义自由投放其过剩资本的国际场所，开办厂矿企业的直接投资与借款等间接投资空前扩大起来。在这方面，外国在华洋行起到了仅次于外国在华银行的作用。从《马关条约》获得“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特权的洋行商人连年不断地投资设厂。其业务范围远远超过甲午以前的为贸易服务的加工制造业。迄1911年清王朝覆灭的16年当中，包括棉纺、采掘、冶炼、食品、造船等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资企业共计120家 ，资本额近1亿元;有的企业资本在百万元以上。某些企业资本甚至超过千万元，数额之大，表明了洋行企业在各个地区或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其中有些企业显然是在国际托拉斯的参与下创办、发展的，有些则纯粹是国际金融财团的分支机构。同时，在中国铁路权益的争夺中，一些洋行亦参与了外国在华铁路投资。由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十五、六年间，时间虽然不长，但从广度及深度上考察，洋行势力的扩张是前所未有的。

显然，中国政治经济在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狗咬狗，两嘴毛

1933年，随着赤峰的沦陷，在日伪的压榨之下，驻赤峰街的这些洋行纷纷破产，在赤峰的买办们也走上了他们的穷途末路。

后来，生意兴隆的德记还曾与天津美商洛克菲勒系统的伊索公司（通称美孚行）订立合同，代销美孚虎牌煤油、洋烛、火柴等。另外，在赤峰的日商大和洋行尚未对甘草形成垄断以前，德记还将大量甘草自产地直接雇用驼队运往津北胥各庄（又名河头），转售与洋商出口。德记在赤峰的经贸活动全赖天津，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长城关口交通阻断，只好转向辽沈寻找货源。德记因有洋商关系，尚能勉强维持，但也因运期拖长，货物经常脱销。“七七事变”以后，日伪实行经济统制政策，德记经营的商品均属一级重点配给物资。从此，德记完全受人钳制，营业情况一落千丈。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苏联红军进入赤峰，在德记院内住进许多军车，第二天就把德记公司仓库存放的纸烟、油等货共三四百箱全部运走，德记公司随即倒闭。通盛公司和德记公司一样，被入城的苏军处理了一部分物资，1946年春节倒闭。遭此厄运的还有亚细亚，“七七事变”后，经理李次伯去世，亚细亚宣告倒闭，由股东杨和轩自任经理，改字号为公兴盛货栈，以批发杂货为主，勉强维持到1946年初，困货源短缺而彻底倒闭。

日伪初期，日本人在赤峰开设了大信洋行（在二西街西门里路北原东北难民救济医院旧址）和大矢组株式会社（三道街西屯路南），这两家日商均批量销售欧美煤油。刘鹤年就把德士古报闭，改字号为信远长批发货庄，地址也迁移到三中街德盛昌磨坊西院内寓，以后增加了一项代理日本三井洋行的水、火、人寿保险业务。1946年春节，信远长倒闭。

广和成以诱吞卖方的巨额贿金为主，每逢皮毛生产旺季，都会派出掮客带领各买办，分头向各家皮毛店收购，还代买房雇脚发运。此外，广和成还在北院另立“后柜”，自行采购外销，扩大业务范围，获利丰厚。日伪时期，广和成受日本人的排挤，在其北院西邻开设大信洋行与之抗衡。同时，由于欧美洋商也受到日伪关卡的制约，逐渐减少往来，于是，广和成借田子耕去世之机，缩小了业务范围，把北院库房改为店员家属宿舍。继任经理杨仲贤还挤进商会充任一名理事，王子珊担当了伪西区公所第二甲的甲长。为了讨日伪的欢心，每当摊派劳工或“义勇奉公队”等差役时，广和成都是自己花钱雇人，不向下面摊派，以维持营业。1945年8月，赤峰光复，伪街长周文武在混乱中带领苏军接收日本人遗留的物资，广和成因与大信洋行及晋丰太烧锅内的日寇物资仓库只一墙之隔，因而蒙受波及，所有存货全被运走，店员也是各自逃散，广和成倒闭了。

民国二十年，郭巨川发财引退，在赤峰街结婚落户。此时，二中街路南宝成兴钱庄已在头三四年时倒闭，正在清理账目和债务，出卖铺佃，转让房租。这此，有人从中撮合，由郭巨川独资接手宝成兴钱庄，仍用原班人马，开设绸缎庄，新字号叫宝巨兴。

瓦利洋行在郭巨川退出后，改用其仆役杨文富。杨文富德性不好，经常做出一些坑蒙拐骗的勾当，因此各皮货商逐渐与瓦利洋行疏远。日伪时期，日本人仇视俄国人，赤峰的这个瓦利洋行不得不收庄关门，返回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