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作】| 马明高：写尽女人的坚忍、沉默、醒悟、颤抖与疯狂
写尽女人的坚忍、沉默、醒悟、颤抖与疯狂
——读阎连科的长篇非虚构《她们》
马明高
一
幸亏我读到第四章时没有放弃，尽管前面四章也写得实在恳切，但从新时期文学一起读过来的我，总觉得这些乡村女人们的故事有些陈旧老套。可是，我继续读下去，读到第四章“母亲”感动得流泪了，一直读下去，第六章“第三性：女性之他性”，令我舒缓沉思，读到第七章“她们”，使我震惊，这些新的漫长转型时期女人们醒悟、颤抖、疯狂和舞蹈的人生故事使我目瞪口呆，直到尾声读完，被提起来的心还一直没有放下……
二
首先感动我的，是“母亲”的人生故事。母亲是中国乡村典型的劳动妇女形象。她和男人们一样深翻土地，下河抬石头，半夜起来收麦子，拉着石磙碾麦穗。除此以往，还要按时给男人和孩子们做饭制衣过日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除虫使用农药“六六粉”，没有防护措施和用品，母亲“用毛巾当作口罩勒在嘴巴上，用手抓着那含毒的红粉朝着庄稼和菜苗上撒。两天后，手掌肿得有二寸厚，手指粗得和平透明的塑料管一样，仿佛谁一碰，她的手就会突然炸裂开，响出炸音并有血液喷出来。而那种成饼的脸，血红水亮，动一下会疼得‘娘呀！娘呀！”地唤。“后来，农药进步得使用“敌敌畏”了，农村进步得可以使用手套、口罩了。但是，母亲们“给棉花、果树、青菜打农药，不仅再是手脸肿，穿着长裤得腿，也会肿得和三年大饥荒时的浮肿样。”此时，坚忍而充满韧性的母亲们“就会呆在村头，望着田野和天空说：‘社会进步还不如不进步，这农药不光害死虫，也要害死人！’”这当然是面对着自己劳动成果有种幸福感的调侃。但是，这样劳碌了大半辈子的母亲很快就衰老了。刚到四十几岁，她的眼睛就昏花如老年了，但她“总是切一片姜丝夹在眼睛里，把眼睛辣出两行泪，借此洗出她眼睛内的清亮来”。倘若手头没有姜丝，就仰起头把葱丝或辣椒丝夹在两只眼睛里，双手捂着十分疼痛的眼睛，“过一会儿把手从眼上拿下来，两只手上沾满了水汪汪的泪，她就把手在裤腿上擦一把”（《收获》2020年第2期，第178页），然后继续不停地劳作。这样一日复一日下去，母亲就是钢身铁肉也会衰败的。母亲的浑身长满了数不清脂肪瘤，或核桃或枣子或果仁一般大小，长在膝盖、手腕或胳膊弯等关节处的，就犹如针扎刀切般的疼痛。母亲在手术台上“昏睡六个多小时”后，切除了“大的如馒头，小的如葡萄”的一堆子宫瘤，医生对儿子说：“你们农村的妇女太经得起病瘤的折腾了！”就这样，出院后时间不长，继续进行家务和劳作。作家对母亲的辛苦劳作，如此赞颂道：“像一个诗人不停地写下的句子样，母亲在缝纫机上写着农家日子的长篇叙事诗，述说着她的乡村女性及所有人的日子和故事。”（同上）“在她们的一生命运中,家务和劳作，被传统灌输为那是她们天经地义的事，宛若她们生而的女人，生而就该和男人一样去干‘男人的事’，并且丝毫不能丢弃‘生而为女人的事’。”
母亲不仅是勤劳的，而且是这个世界坚强的人。七十二岁的母亲,膝盖疼得都不能走路了，儿女们只好给她去北京住院换髌骨。医生说换膝盖后，为了让进口的人工髌骨尽快和天然的人生膝盖长在一起，病人必须坚持下地活动，否则手术等于白做。在此处，作家强忍着自己肉体的疼痛，用颤抖的笔，一笔一笔，写下了母亲的伟大坚忍和坚韧，写下了儿女们内心深处的巨大疼痛：刚做完手术后的第二天，开始扶墙拉床“流着汗也掉着泪”一步一步挪走了。一周后，“按医生的要求让母亲仰躺在床上，把半弯的膝盖用力朝下一把一把按，一次按二十分钟乃至半小时，那疼痛使活着比死去更难受。于是哥哥按着，母亲大唤着，她求哥哥停下仿佛想要朝着哥哥跪下来。”可是，哥哥真的停下来了，母亲不让停，说：“我让停你也不能停。停下不按万一做了手术还不能走路不是白白手术了？”这一部分写得十分感人，真的令人心裂而难以卒读。哥哥只好继续去按，“母亲就又哭着唤着求哥哥，手下轻些柔和些，饶了她的膝盖和这条命，说她宁愿死去也不受这罪。”哥哥只好又停下，可是母亲“擦泪擦汗”后，又着急地让哥哥继续按，说：“你要听人家医生的话，医生让你按多久你就按多久，不能说我说停了就停了。”心情痛苦而又复杂的哥哥只好继续按，“为了不看见痛苦而扭曲的脸，哥哥还故意把头扭到一边用着力，直到按的时间够长了，母亲的哭唤声嘶嘶力歇了，这时哥哥才会停下来，出门洗手洗着脸上的泪水。”作家运用小说笔法或影视镜头画面切换的手法，细细的，一笔一笔，犹如刀刻般地写着母亲和哥哥的外表和内心世界的分裂与痛苦，写着母亲内心世界的复杂、悠长、坚忍与宽厚。哥哥出去了，母亲对“我”说：“你哥那么狠，和我不是他的亲娘样。”“当女人明显比男人受罪多。你爹早早就走了，把罪都留给我受了。”“我”对母亲说：“千万不能这样说——这个手术要花六万多块钱，全部算下住一次院要花八万块，当年家里要有一千两千块，父亲也不至于离开我们走得那么早。”母亲的心里自然是内疚和感激、悔恨和焦虑，许多复杂的情绪充满胸间，更是着急了，“盯着我看了很久：‘真的要花八万块？’”说：“那你还是让你哥按压腿更用力些，不然这钱就打水漂啦！”这以后，“哥哥再给母亲压腿怎样用力她都不唤了，只是让泪让汗把她的枕头湿去大半片。用过半个月，她不仅不唤叫，还主动流着泪和汗,自己去爬楼梯了。到了一个月，她不仅自己主动走路去爬楼梯，出院回往老家时，还要自己拖着行李上火车，说：‘锻炼锻炼，不然不仅住院白花了钱，不会走路人活着和死人能有什么差别呢。’”（同上，第179页，180页）作家以儿子的赤诚之心，用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的笔墨，让一个坚韧不屈、内心丰饶、大仁大义大勇的伟大中国母亲形象活脱脱地跃然纸上。
母亲不仅是坚强不屈的，而且是充满人间智慧的。作家在这一章开头的“语言与思维”、“识字与远行”、“媒人”等小节里，从容优雅地写出了母亲那乡村农人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朴素的伟大智慧。诸如：“是误诊医院就该把检查的费用还我们。是他们弄错了，还让我们担惊受怕一个月。照理说，他们错了退钱还应该再给我们一笔精神赔偿费。”；“世界上哪有不要钱的饭，会不会是人家把机票卖得贵一些，回头又说坐了飞机能吃免费饭——其实到最后，还是自己花钱买饭让人家挣了钱。”；儿子陪母亲和战友们吃了饭，见当团长的战友“一签字也就报销了”，偷偷对儿子说了“一句让我思考了半生的话：‘当官就是好！’”特别是母亲对世界上神的思考，更令人惊讶：“连科，你说世上真的有神吗？没有神世上怎么会有白天和黑夜，日头和月亮，大海和高山？可你说有神了，神咋会这么不公呢？……”这些都是牛顿、爱因斯坦、霍金那些科学家和大师经常思考的问题吗？这怎么能不令作家敬佩无比呢？说：“可是我,怎么能回答母亲这关于人类起源与世界盈缺、公正的问题呢？母亲她不仅懂得语言学、可能还是一位同苏格拉底一样敢于面对真相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我只是一个愚笨、懦弱而无知的学生和孩子呀！”
所以，母亲在作家的心目中就是一尊伟大的神，一位平凡的圣母。因此，作家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过年搓澡”中，运用充满敬意的祥和之笔，再现出一幅美好而令人回味无穷的“圣母洗浴图”。八十岁的母亲,她的世俗肉身是苍老的、丑陋的，但是她的心灵却是羞怯的、慈祥的、美丽的。母亲在淋浴房里羞怯的，因想不让儿媳、儿子、孙女给自己搓后背却说，“她自己能解决这些繁琐的事”，只有儿子说：“搓搓吧，搓搓身上干净不痒啊。”她才说“那你进来搓搓吧。”这是全书写得最感人的地方，最令读者幸福而开心的地方，也是最令读者肃然起敬而放慢阅读速度的地方：“我拉开淋浴房的门，她递给我她手里的搓澡巾，我开始异常自然地给她搓背、搓肩、搓脖子，并让她转过身子面对着我，去搓她的胳膊、手腕和手背。／这时我就清晰地看见母亲八十岁的裸体了，像信徒那样看见了圣母的淋浴裸体样。她除了单穿着一个全湿的贴身裤衩外，其余所有的身体都裸着，都亮在我的眼前和灯光下，胸、背、吊乳和有些坠肉的肚（好丑哦），还有她这儿一个，那儿一个的青色脂肪瘤。／原来我的母亲已经成了这样子！／矮胖、丑陋和不堪，白发缕缕，下巴双重，垂吊的乳房如同麻袋的岁月和女人生命史的沉沉暮暮都在她的身上样。”感情的最高潮是那母亲那圣母般的“出浴图”：“就那么几步路、几秒种的时间里，母亲便如圣母或老年菩萨一样过来了”,“母亲便红着脸，笑着对于大家精辟地总结了一句女性的人生和岁月：／‘丑死了——这么丑地活了一辈子！’”
三
其实，我一直是把这部《她们》当作散文来读的，犹如读阎连科先生过去的《我和父辈》一样。如同喜欢世界上所有优秀的作家的作品一样，我有时喜欢他的散文、随笔甚过喜欢他的小说作品。
阎先生的散文总是直面残酷的乡村农人生活,用一颗人世间少有的赤子之心，诚恳而逼真地写出了天下老百姓的生活之苦、生命之痛与日子之艰辛，犹如他的小说《年月日》《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一样，令人彻骨难忘。这部《她们》也是如此，从第一章的乡下青年后生三次相亲写起，到第二章的“大姐、二姐和嫂子”，从第三章的“姑姑们”到第四章的“娘婶们”，直至全书的高潮、第五章“母亲”，由近到远，又杀了个“回马枪，返回来重点塑刻“母亲”，写尽了中国城乡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坚韧、隐忍、痛苦、沉默和麻木，写尽了她们在中国文化与家庭制度中的本质命运与心灵抗争发出的真实的颤抖的声音。
可是，《她们》与他以前的《我和父辈》不一样,不再是一部简单的长篇散文，而是一部长篇非虚构。如果说，前五章里面仅仅是用八则“聊话”拓展了不能用散文随笔所能表达和呈现的作家更多的思考内容的话，那么，从第六章的“第三性：女性之他性”到第七章的“她们”，也绝对是这部书的亮点和不一般的地方。它大大拓延了这部书的深度和广度，深化了这部书的历史厚度和思想的宽阔度。第七章从人类妇女发展史与国际女性运动的视阈梳理和思考了女性的生存、女性生命和女性主义的问题。更可贵的是，作家在法国著名作家、女性理论家西蒙·波伏娃“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的基础上，提出了“女性之他性”的思考，即“男性和女性之中和之外的女性的‘第三性”，即“把妇女不当妇女看”、“女人是人，但不是男人，可又“不得不是男人”，“这样一个大约只有中国女性才身心共有的——第三性”。也就是母亲呢呢喃喃所说的，“把妇女也不当妇女看,每月来经时，也不能请半天假。有妇女月经来了还挑沙、砸石头，经血就顺着腿流在裤子和地上。”也就是1956年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中，所包含的“在劳动场域外，女性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没有真正尊重女性的权利和人格，而且在劳动场域外的任何场域里，那些男权世界中心地，依然是‘女人嘛，呵呵’的暧昧和固有。”
四
非虚构有非虚构的逻辑和伦理,非虚构也有非虚构的优长和特征。正如好多年前《人民文学》的那篇著名的《卷首语》中所说：“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广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呈现。”阎连科先生的《她们》正是如此。它的第六章使得文学创作走向更为开放性的文化语境中，延伸到了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或人类学等其他的人文领域，甚至成为其他女性主义文本的参照物。更可喜可贺的是，它的第七章竟然荡开阎家家族的女性命运故事，延展到作家田野调查到更多的当代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妇女奇特而荒诞的人生故事与命运书写。
第七章中的“她们”，再也不是第一章中的“她们”，当然也不是第二章至第四章中的“大姐、二姐和嫂子”、“姑姑们”、“娘婶们”和“母亲”。“她们”是历经“女性之他性：第三性”之大苦难之后妇女之人性发展、异化和扭曲的文学书写：“板倒井”村的赵雅敏，因爱好收集手表而扬名。二十四岁的她浑圆、漂亮，在洗头屋与嫖客做爱，喜好用名种手表来扺嫖资。她的理想是挣够一百块手表就金盆洗手，重新做人。但她在挣第一百块表时，却被“打非扫黄”的公安局抓了个“歪打正着”。为何有此人生追求？就是因为她找的同村对象从小渇望手表，直至十二岁都买不起一块手表，打工挣钱能买表了，母亲去世了，梦灭了，卖菜种地又能买表了，父亲又住院死在了医院，“使他不仅买不起一块表，感觉这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块表”。“她像爱弟弟一样爱着他”，“他要在结婚的洞房里，在那贴着双“喜”字样的墙壁上，把这一百块手表整整齐齐挂在墙面上。“桥东村的仝改枝，三十三岁的她竟然不顾长年在州扛工的丈夫的疼爱和感受，引着十二岁的孩子跟着另外一个男人跑到郑州。后来发现人家有家室，分手后在郑州和一男护工临时搭帮过日子。丈夫怎么求她，她都不回心、不回头、不后悔。
就因为“我和吴成民（丈夫名）结婚十几年，在床上从来都不知道高潮是咋回事。三十三岁第一次第一次高潮是在镇上宾馆野合时，是郑州那个男人给我的。”她说：“为了那事儿，为了有高潮我落到今天也不后悔。”“我已经三十三岁了，再不过几天高兴日子就没年龄了”；还有为了跟婚前有孕的男朋友在儿子也三十多岁了还要和丈夫离婚，投奔前男朋友，被儿子一怒之下勒死的杨翠；还有已经有三个孩子的，经常遭丈夫暴打，并且再三求丈夫不要把外面的女人带到家里做爱的，精心投毒害死丈夫并把他葬于厨房灶台旁，用水泥硬化了地面的王萍萍；还有为了跟十几年前同宿舍闺蜜恢复同性恋，离开丈夫直奔郑州，最后用七锤把丈夫砸死的吴芝敏；还有丈夫一直在苏州打工为了挣一万多的农忙季节高额工资不回家，实在干不行农务活的、三十五周岁上吊自杀的方榆花，她说：“我每天每年都像男人一样干活儿。可我不是男人呀！看不到头，不想活了呢。”还有同在北京的老乡、女舞蹈演员杨釆妮，“二十九岁半，身材窈窕，面容妖娆”，卧室的四面墙上、柜上、窗户的四边都摆满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名牌包。她说：“这满墙满屋的包，若都是真的需要三四千万人民币，可惜它们一半是假的——超过二十万元的包包全部是假的”，但这满墙满屋的包包“总价值也要二百八十多万元”；还有老家洛阳出生的某省电视台的女主持人赵枙子，和该省下属一个市的市长成了女朋友，还为他生了一个胖小子，成了他命定的情人和小三，又和该市的市委书记成了朋友，也给他成了一个胖小子，也成了他命定的情人和小三，使“这个市委的领导班子竟成了党政最无矛盾、最为团结的典型”。真的是,客观、真实的写尽了这个时代和社会不同类型的女人们的醒悟、哭笑、疯狂、颤抖和舞蹈。给了读者一幅人类历史与现实中的，特别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近似于全方位的“女性生活与生命之图鉴”。
2020年4月10日写于山西省孝义市
2020.4.23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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