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战英雄张逸民回忆录149】四野101号首长出事，我成了另类人物，3名部属拦住质问

海战英雄张逸民回忆录149

注：发文略有删节，“101”系四野林总在战争时期的代号

1971年9月下旬，我们舟山基地的班子成员，到杭州听了101号首长出事的文件传达。

离开舟山仅仅三天，再从杭州返回到舟山基地，无论是班子内部还是机关里，气氛已非同寻常。大家对我和司令员李静都是冷脸相对，司令部办公室的秘书们，也不再接触我们了。从10月20日起，机要员也不再送电报给我俩看了。周边大部分的干部，也都像避瘟神一样躲避着我们俩。

面对这一切现状，我心知肚明，上级虽未免去我和李静的职务，但暗中已将我们俩划到101号那边去了。这不是站队，而是划界。我们俩甚至连站队的机会都没有，就已被界定为另类了。多年后有人告诉我，那时海军要将哪些人划到101号那一边，那是当时的掌门人说了算的，而我也不幸被他看中。这话我完全相信。事件发生后，按照历来的传统，必将又是一场“铲除、肃清”。

面对此种形势，我对此也想明白了，我告诫自己坦然面对现实吧。

此刻，班子中的阵线已经分明。种种迹象已让我感悟到，上层肯定已暗中告诉他们，除了我和李静被划入另类外，其他人都相安无事，甚至成了未来将要依靠的重要力量，赋予他们整倒我们俩的重任。

101号的事件，是严重的灾难事件，却也成为某些人投机的绝好机会。他们极尽表现之能事，目的不是为了事业，而是要在这次灾难中分得一杯血羹。我的老首长、副司令张朝忠，这时候更是以基地事实上一把手自居，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行动。

一天下班时，我刚走到大门口，张朝忠、郭开锋、王屏寿三位基地副司令、副政委拦住了我的去路。郭开锋对我说：“张逸民，我们三个人想找你谈谈话。”我马上问道：“想谈什么？”郭说：“随便谈谈。”我回他：“既然是随便谈谈，那肯定不是什么大事。改日吧。明天一上早班便可以整天地谈。”

这时王屏寿急了，忙说：“今天跟你随便谈，也是大事，今天一定要谈。”我又问了一句：“今天一定要谈？”三个人齐声说道：“一定要谈！”我说：“那好，既然一定要谈，那就好好谈，请秘书来做笔录，大家要讲真话，谁都不许翻脸，你们可同意？”三人答应同意。就此，四人来到会议室里坐定。我坐一边，他们三个坐一边，秘书在断头一面。

副政委郭开锋首先开始发问：“张逸民，你最近这一年去北京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回来不向我们汇报？”郭的口气十分严厉，好似上级在训示一个下级做错事一般。在这之前，郭开锋一向以文静、老实厚道的“老实人”形象展示于外人。但今天跟往常有极大不同，“文静”没了，变成了一副凶相。今非昔比，判若两人。

面对这副凶相，我知道今天这个会不同于往常，我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真枪真刀地应对。我说：“各位怎么这么健忘呢？我每次从北京开会回来，都在会上向大家汇报了，怎么说没有汇报呢？我郑重重申，我每次去北京开会回来，都按要求做了汇报，绝没有向大家隐瞒什么。我还要重申，我张逸民虽很平常，但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则，绝不会踏着同事的肩膀往上爬。我张逸民做人干事，最讲究光明正大、堂堂正正！”

我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三人该知道进退了吧？何必还要穷追不舍呢。但这三人都不知分寸，他们对我想倚老卖老，想以现在他们是路线“正确者”自居。其实，我根本不吃那一套。以前，我为了团结大家一道为党工作，我是以低姿态与你们相处。而今我靠边了，老子不需要再低姿态了。

我最没想到的是，此时，我的老首长张朝忠又跳出来了。他开腔阴阴地问道：“张逸民，上次你从北京回来你告诉我，说李某鹏准备让我当司令的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朝忠说这话的本意是什么，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是想压迫我，提早封我的嘴，想把他最担心的与李某鹏有牵连的事撇清。想让我把李某鹏原话改为给他打掩护。他这是威逼利诱下的恐惧。让我改口，我张逸民是你张朝忠的同类吗？我也算是一条汉子，岂能被你张朝忠的一句话而枉顾事实，我不仅不会改变原话，反而要把事情的原本说出来让大家知道知道。

【张逸民历时11年，亲笔撰写了77万字的回忆录，为海军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摄于2015年手稿完成时）】

我立即回答他：“此事有哇，不仅有，回来后我还告诉给了李静和你本人啊。因为李静是主官，我当然要详细通报了。也因为你张朝忠是当事人，所以才告诉了你。这是李某鹏政委征求我对你提任意见时说的，我理所当然知道得很详尽。还有你让我给李某鹏政委捎信一事，我从北京回来也将过程告诉了你。其实，我本来不知你写的是什么，可是李政委当面讲给我听了，我才知道那是一封你写给李某鹏的效忠信。李某鹏亲口对我说：‘这是张朝忠同志写给我的第二封信效忠信了。这次又来信要我表态支持，现在组织准备提拔使用他了，这就是最好的支持嘛。’这是他的原话，事情的原委就是如此啊。”

我这么一讲，张朝忠两次给李某鹏写效忠信的老底全被我兜了出来，顿时让张朝忠狼狈不堪，无以言对。他们两个听后也惊愕得不知所措。谈话会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我一向反对写什么效忠信，我以为那是作贱自己。况且写效忠信，那是一种封建色彩很浓厚的做法。请问写了效忠信就真的“忠”了吗？自从我知道了张朝忠给李某鹏写效忠信的事后，他的形象在我心里便一落千丈。同样，那个时期要是查出谁给林或黄吴李邱写过效忠信，那将是最大的问题了。我之所以要把张朝忠写效忠信的事讲出来，既是对他想掩盖真相的愤怒，也是他的表现让我看明白了他是个投机分子。面对灾难他不是忧心重重，而是幸灾乐祸，认为自己升官的机会来了。

我跟老首长张朝忠的交恶，或许就是从这个小会开始的。他本想在他的威逼之下，让我为他最担心的丑行打打掩护。没承想，一出手反被事实打得晕头转向。从此他便视我为他最大的仇敌，极尽诬陷之能事。后来我虽被他等咬得遍体鳞伤，但真金不怕火炼，最终事实总归还我于公道。

当时处于那种境遇，我虽尚未免职，但已无法正常工作了。于是，我便干脆告诉办公室秘书，有事打电话到家找我。留下此话后干脆走人不再上班了。被靠边后，身边没有人、没有了文件，没有上级也没有下级，周围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了。归根到一点，我明白我已失去了组织的信任，并且已经被组织抛弃了。我也很清楚，这是我下台的开始。

被靠边后我的不适应期很短暂，很快我就想通了，心情格外地坦然。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三大优势，什么险境、什么刀山火海，我依旧是张逸民。第一，我一向反对拉虎皮做大旗仰仗别人。第二，我一向反对找靠山这类下贱的事，我是有男儿气度的人。第三，组织将我摆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奋战岗位。一直以来，我非常明确：革命就是我的家，而工作单位则姓“共”。单位绝不是我的私人资本、私人家当，它永远是属于党的。

我调来海军后，第一个工作单位是鱼雷快艇102号艇，我于1956年8月调任它职，我把一个创造了世界海战史纪录的功勋战艇交了出去，从此便不再与102艇有任何瓜葛。1958年12月底，我被任命为快艇第一大队大队长，工作战斗到1962年调离去学习，我又向支队交出了一个战功卓著的总部作战值班部队，从此开始我再不插手有关1大队的任何有关问题。1967年7月我又被任命为快艇6支队的政委，到1968年底我又向舰队交出一个完整的有战斗力的快艇6支队，也是从此开始我不再插手有关快艇6支队的任何事务。

今天我列举这些事，只想说明一条：我是出自这支老快艇部队，只要是组织将我调离，我绝不倚老卖老，总是与这支部队纠缠不休，事事都少不了我的一份意见。世上没那种事，没有了谁地球都会照转不误！

我知道，如今我又将面临离开这战斗了两年又九个月舟山基地。只是这次性质和离开方式与以往比，有巨大的不同了。这次我将被赶下台。对下台我很坦然，因为舟山基地本来就姓“共”，有人正急切等着我腾出空缺让位呢。至于自己何去何从，用不了多久，便会见分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