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心机有多深重？从封功臣的排序就可看出，当真一绝！
洪武三年（1370），明朝定封爵之制，分公、侯、伯三等，罢子、男二等爵位不置，并且封六公、二十八侯、二伯。六公按地位高低，依次为李善长、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冯胜、邓愈，刘基和汪广洋两位被封为伯爵，公和伯加起来统共八位，尚不足以言派系，反映明初开国勋贵集团内部派系关系的，主要是二十八侯。
（朱元璋徐达对弈图）
二十八侯依次为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即郭兴，非朱元璋投奔的红巾军领袖郭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铎（康茂才之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
朱元璋在颁布封爵时候曾经这样表示：
凡今爵赏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无私。
是不是“至公而无私”暂且搁置，朱元璋表示爵赏次第都是自己亲自定的，那么他这么定的标准又是什么？
（功臣的丹书铁券也就是免死金牌，不过图片为唐昭宗赐给钱镠的一块金书铁券）
这个排序一眼看去，既不是按照这些功臣当时的官职高低，也不是按照他们的俸禄多少，而是按照参加红巾军的早晚次序，总之，濠州红巾旧部、巢湖水军将领、渡江后降将三大派系，清清楚楚，判然有别。
（胡军饰演的朱元璋）
朱元璋的开国功臣，还有一个淮西二十四将的概念，所谓“淮西二十四将”指的是元至正十四年（1354）正月初一，朱元璋离开濠州奔赴定远时带在身边的二十四个下属。
淮西二十四将包括了这么一些人：徐达、汤和、吴良、吴桢、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材、张赫、周德兴。
其中除了封为公爵的徐达，在战争过程中殉难牺牲的花云、耿再成等，以及一些战功资历相对较浅者以外，我们可以发现，淮西二十四将和二十八侯的前十四位（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祯）基本是重合的。
（花云在陈友谅攻陷太平时殉难，朱元璋称吴王后追封花云为东丘郡侯，立忠臣祠祭祀）
（明功臣吴良、吴祯墓）
其中作为年轻后辈唐胜宗、陆仲亨排名靠前，而在元至正十二年（1352）加入红巾军的老资格将领的王志、费聚则排名靠后，这是因为二十八侯的排序是按照功臣个人归属朱元璋麾下的时间早晚来定，王志、费聚虽然资格老地位高，但是到了1354年才改属朱元璋麾下，而唐胜宗、陆仲亨作为年轻随从在前一年成为朱元璋的部属（被朱元璋称为“我初起时腹心股肱也”）——其中陆仲亨跟随朱元璋的过程极富戏剧性，当时他年方十七，家乡为乱兵劫掠，缺衣少食，父母兄弟皆死，他抱着一升麦，趴在草丛之中，为朱元璋所发现，朱元璋说：“跟我走不？”，陆仲亨答：“跟。”
从这个角度，其实唐胜宗、陆仲亨跟随朱元璋的时间和徐达是一样的。
因此，有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新峰先生）认为：
濠州旧将内部的位次，是以归属朱元璋的“从龙”次序为主，以在红军中的资历为辅。
只有排名首位的汤和是例外。
这概括得非常到位，但是汤和其实不是例外，虽然汤和在红巾军中是资历最老的高官（朱元璋投军前他就是千户），但是在二十八侯中排名第一，也是因为他“从龙”最早——他很早就甘居朱元璋的下属。
就在朱元璋大封功臣的洪武三年，九月，他钦定了朝廷“宴飨乐章”，共九奏，分别是：《起临濠之曲》、《开太平之曲》、《安建业之曲》等，一奏《起临濠之曲》，曲调名《飞龙引》；二奏《开太平之曲》，曲调名《风云会》，分别对应朱元璋起义的不同阶段，我们发现，二十八侯的前十四位都是在对应《起临濠之曲》的时间阶段内“从”了朱元璋这个“飞龙”的。
（后世扬威中外的明朝海军前身就是巢湖水军）
《明太祖实录》中关于红巾军于至正十五年渡江谋求攻克集庆路（应天府）是这么记载的：
上率徐达、冯国用（冯胜的哥哥）、邵荣、汤和、李善长、常遇春、邓愈、耿君用、毛广、廖永安各引舟渡江。
朱元璋谋划渡江时，恰好巢湖水寨统帅廖永安、俞通海等率领水军千艘归附。
确实，在朱元璋取得天下的过程中，无论是能够渡江南下，还是打败陈友谅、张士诚，都依赖巢湖水军发挥的关键作用，但是，巢湖水军的将领只有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四人进入二十八侯行列，不但没有公爵，还排名靠后。
当然，巢湖水军原先的主要将领俞廷玉、俞通海、廖永安、赵伯仲、张德胜都在建国过程中或阵亡或病逝，封侯的是他们的兄弟子侄，但是这些幸存者的战功，也远远高于唐胜宗、陆仲亨、王志、郑遇春等人，所得的爵赏和其功勋业绩，非常不相匹配。
（巢湖，长江水系下游湖泊，位于安徽省中部）
论者引用朱元璋的一段话来解释这一问题：
如御史大夫汤和，与朕同里闬，结发相从，屡建功劳，然嗜酒妄杀，不由法度；赵庸从平章李文忠取应昌，其功不细，而乃私其奴婢，废坏国法；廖永忠战鄱阳时，奋勇忘躯，与敌舟相拒，朕亲见之，可谓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向，以徼封爵；佥都督郭子兴不奉主将之命，不守纪律，虽有功劳，未足掩过，此四人止封为侯。
所谓“此四人止封为侯”潜台词就是本来可以封公，论者认为汤和、郭子兴两位濠州旧将功绩平平，唯资历特深，而确实劣迹斑斑，赵庸、廖永忠两位巢湖旧将，则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刻意打压巢湖水军。
在谈古论金看来，朱元璋的目的确实是打压巢湖水军，但是对汤和和郭子兴的处理，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确实劣迹斑斑，
以汤和、郭子兴与朱元璋之间的关系看，朱元璋的这一解释类似于交换，通过牺牲发小和妻舅（郭子兴妹为朱元璋郭宁妃）的爵位来重点打压巢湖水军将领。
论者指这是因为巢湖水军投奔的是朱元璋担任第三把手的这支红巾军部队（老领导郭子兴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比左副元帅地位高），不是和朱元璋建立类似汤和等淮西二十四将或二十八侯前十四位那种私人从属关系，
谈古论金窃以为，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其症结正在于巢湖水军实力过于雄厚，带枪投靠在天下未定之时是被投奔者求之不得、倒履相迎的大好事，待到天下已定，原来已经形成自身组织化和从属关系的集团，反而是忌惮和打压的对象。
这一点有几个佐证：
六位公爵之中除了徐达之外，都是在元至正十四年（1354）秋朱元璋南下滁州到次年渡江前夕才投奔朱元璋的，时间上都晚于二十八侯中的前十四人，而此五人除李善长是文臣，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和养子，情况相对特殊外，冯胜、邓愈、常遇春的身份都不能算做纯粹的从军。
（历史上的常遇春与朱元璋之间并没有同身处明教的这个交集）
常遇春等三人后来的脱颖而出，除了本身的战功外，其实还因为他们归附朱元璋的时候没有什么实力。
以常遇春为例，刘辰《国初事迹》记载：
原隶群盗刘聚部下，闻太祖驻兵和州，领众十人来归。
领众十人，一个班长有木有；出身群盗，底子不干不净有没有，但恰恰因为如此，常遇春等于就是只身投靠，过了最初被怀疑冷落的阶段之后，反而容易与朱元璋建立私人从属关系。
同样，冯胜、邓愈这样带小股势力投奔的，相比丁德兴、吴复这样带大股部队投顺反而得到信任和倚重，也在洪武三年得到更高的爵赏——丁德兴在洪武三年已经去世，被追封为济国公，表示生前可以封侯，但去世的1367年仅仅被追赠“骠骑将军、都指挥使”，并没有按照他的官职勋劳追赠大都督府官被追封郡公，实际上受到了一定的打压。
另外一个反例是康茂才，他本是元朝将领，被朱元璋俘获之后才投降，本该受到歧视和怀疑的降将身份，反而因为康茂才没有自己的势力，成为他被朱元璋重视和重用的原因。
（康茂才行诈降计，诱使朱元璋主要的敌人之一陈友谅躁进急行，在龙湾将其击败）
最后，正如前面提到，功臣名单的排序既不是按照这些功臣当时的官职高低，也不是按照他们的俸禄多少，这反过来说明朱元璋一方面强调功臣们从龙的先后，另一方面在量才使器、官职安排上考虑的是多重因素，并不单以亲疏来论。
（《大明混一图》，原件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总之，洪武三年朱元璋的封爵，谁前谁后主要和跟从自己的谁早谁晚和自己的谁亲谁疏有关，但也有特例，而在他整个军事指挥体系的安排布置中，提携重用谁打压冷落谁，有一个更加复杂的判断标准，并不直接对应于上述的早晚亲疏。
帝王心术的大有玄机和神秘莫测，正是朱重八的心思你别猜，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姬麒麟在《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中饰演的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