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碑刻书法风格，对清代书法家的影响
汉代碑刻隶书就艺术成就而言，是隶书发展史上的最高峰，而在以后各个时期的书体发展上，隶书几乎被遗忘，沉寂百年所善隶书者寥寥无几。虽然唐代隶书曾风靡一时，但历代书家对其评价多有贬义。直至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盛，大量碑刻的出土以及碑学理论的建立，使隶书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由于考据学的兴起，清初出现了以郑簠、朱彝尊等人为代表的访碑活动。他们对汉碑的搜访和取法，从郑簠到邓石如再到伊秉绶，无不体现汉代碑刻对清代书家的影响。
一、郑簠与《孔宙碑》
清代初期隶书从取法唐人和随意妄作的状态，逐渐向取法汉隶和以古为师的方向转变。由于去古已远，汉人古法消亡殆尽，清初作隶书者任意发挥一己之思，导致他们的作品怪异离奇、漫无法则，引起了一些好古人士的抨击与不满。而随着郑簠、朱彝尊等人对汉碑寻访搜集的深入，使他们感受到汉碑“古雅”、“朴拙”的意趣。
一改前人隶书的平直古板，投入到对汉隶的学习当中。在清初书坛，开辟习隶书者直接取法汉碑的新风气，并以隶书名世的当首推郑簠。由于汉碑大多集中在北方，所以在山东、河北等地都曾留下郑簠访碑的足迹。他曾在曲阜停留两月，搜寻金石遗迹，可谓不辞辛苦。
通过他多年的访碑活动，以及购买或与他人交换，使其碑拓收藏数量相当丰富，据统计他曾临摹过的汉碑有《曹全碑》、《礼器碑》、《乙瑛碑》、《孔宙碑》、《鲁俊碑》等20几种。沙孟海曾说过：“我们找遍汉碑，觉得没有一通和他的字近似的。”这正是因为郑簠遍临家中所藏，集多家于一身。
并加上自己对汉碑的理解和领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郑簠的隶书虽然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但在他的作品中，还是可以看出他曾临摹过的汉碑的影子。如《韩愈诗轴》是他隶书作品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中圆转、流动的线条，左右舒展的撇捺，与汉代碑刻《曹全碑》和《孔宙碑》这样飘逸灵动一路的审美风格相似。
从中可以看出，郑簠隶书风格的形成受《孔宙碑》与《曹全碑》的影响颇多。王弘在汉碑审美上推重《孔宙碑》这种圆洁、飞动一路的风格，而他之所以认为郑簠隶书最接近汉法，并推举他为当代第一，也是因郑簠将书家对汉代隶书的理解，带入圆转、飘逸一路的审美视野中。
郑簠隶书的独特之处是创造性的，将行草笔意运用到隶书当中，在起收笔及转折处有舒展飘逸之势，突显强烈的用笔节奏感。用笔有轻重主次之分，结字有高低错落之感，打破了唐隶一直以来用笔平直古板，结体整齐均匀的弊病。
此外郑簠的隶书还有两个不同于前人的特点：一是在章法上，采用了汉碑中典型的字距大于行距的排列布局，这点往往被唐以后的习隶者所忽视。一是在郑簠的隶书作品中很少出现别体怪字，这也是郑簠的隶书在当时高人一筹的重要原因。郑簠晚年取法渐渐远离《孔宙碑》这一类风格，转向其他风格类型的隶书。
其中包括以方笔为特征的隶书。他对汉碑中古雅意趣有新的理解，并注意到碑阴具有的审美意趣。虽然郑簠竭力矫正由《孔宙碑》这一路隶书风格，所造成的过于飞动而不沉稳的弊端，但最终难以摆脱从此碑化出的积习，这点也往往被后人诟病。不管时人如何评价，郑簠确实为清代以来的隶书学习，开创了新的出路。
郑簠的隶书一改唐代以来作隶书的刻板气，力图在碑刻中寻求一种书写性，这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构成了清初以郑簠为代表的一大隶书流派，使得隶书在清初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实为开清代隶书变革风气的第一人。
二、邓石如与《史晨碑》
随着古代碑刻的不断出土，和碑学理论不断成熟，人们开始由以抒发个人情感作隶书，转向对隶书本身进行研究。他们承袭清初隶书创作的风气，并对汉隶的临习作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故而隶书书风出现了雅化的局面。它从最初的趋于怪诞，转向合乎隶书规矩的创作上，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邓石如。
邓石如是一位诸体皆善的书家，而以篆隶最为突出，在当时名气极大，对后世的影响深远。邓石如由于家境贫寒，只得游走江湖，在二十一岁那年，他便开始负笈远行访碑游学，一生所到之处有安徽、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历阅祖国名山大川，尝尽人间滋味。因知山东有大量的秦汉和北朝刻石，所以到过山东曲阜、邹县和泰安。
在那里观摩和考察了秦汉的篆隶刻石和北朝摩崖刻经，如痴如醉获益良多。通过多年的访碑经历，使邓石如的眼界大开、心胸豁然，这为他之后篆隶创作打下了基础。在漫长的游学生涯中，邓石如还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与梁巘的结识对他帮助很大。通过梁巘的引荐，邓石如又认识了金陵梅氏兄弟，遍览了梅氏家藏秦汉以来的碑刻拓片。
“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飧》各五十本”，又猎取《曹全碑》、《衡方碑》等。经过这一番系统的临习，邓石如的隶书开始走上正轨。邓石如隶书的取法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种汉碑的面貌，而是集众碑之长。在他的隶书作品中，无不体现出汉碑的典雅、遒劲、雄伟朴拙之美。
其早期的作品结体端庄，体势方扁左右相称，波捺用笔明显，多取法于具有庙堂之气的汉隶碑刻。如《至仁山铭轴》其用笔圆融，结体方整，笔画舒展的特点，与曲阜孔庙中的《史晨碑》类似。其中期的隶书字体变长，结体端庄严密，用笔方劲寓含圆润，风格日趋苍浑朴茂，如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赠肯园四体书册》，其笔势与《衡方碑》近似。
至晚年邓氏隶书集百家之长直抒胸臆，更显雄强老健大气磅礴。如《六朝镜铭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邓石如的隶书坚挺有力锋芒独到，朴拙中蕴含老辣凝整之气。他是继郑簠之后在隶书上有着卓越成就的书法大家。他以篆入隶的方法以及独特的用笔风格，对后世书家在隶书创作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伊秉绶与《衡方碑》
清代初期书家对隶书的书写，重在书法个人情感，难免出现矫枉过正、过于随意的现象。随着人们对汉碑的认识和学习，隶书由野入雅，日趋规范，但却滋生了过于保守而缺乏个性的发挥。后来的书家，将两者结合起来，既有汉碑的功底，又有书家个人情感的投入，使得隶书创作趋于完善，产生了一些技法精湛的隶书书家。
其中以伊秉绶为代表。伊秉绶的交友圈非常广泛，所交往者多为当时的名流，不仅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品行高洁、情趣高雅。在书法方面，刘墉、桂馥、翁方纲、黄易等都不同程度地对其造成影响。其中以桂馥对其影响最大。桂馥作为乾嘉时期的学者，其隶书在当时得到很高的评价。
桂馥是山东曲阜人，其学习汉碑的条件可谓是得天独厚。他的隶书取法主要来自《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庙堂碑刻，因此其隶书风格也是属于工整典雅、沉厚朴实这一类。伊秉绶早期的一些隶书作品，与桂馥的隶书有很高的相似度，只是用笔上比桂馥的略方，线条更加平直，但两人中实沉劲的线条质感如出一辙。
对于伊秉绶隶书整体风格的形成，亦与桂馥有着紧密联系。桂馥曾写过和翁方纲论碑的诗：“《曹全》新出派初分，姿媚宁惭白练裙。赖有《衡方》、《荡阴》在，《停云》犹胜棘门军。”从中可以看出桂馥的审美是倾向于浑朴一路，因此将《衡方》、《张迁》推为典范，以矫正《曹全碑》所带来的姿媚之气。
而伊秉绶自己也曾说过，于《衡方碑》和《张迁碑》用功最深，甚至多达百遍。由此可以看出，伊秉绶的汉碑取法曾受过桂馥的指点。伊秉绶隶书整体格局呈现出方整雄厚、沉穆大气的艺术特色，与他多次临习《衡方碑》有很大关系。他在用笔上多以圆、厚、粗、壮为基本格调，这点尤其得力于《衡方碑》。
他在隶书中所使用的呈规则圆形的点，这种特殊的写法只在《衡方碑额》中有，很明显他是受到《衡方碑额》的影响，其结构中的横向和纵向的分割布白，也是与《衡方碑额》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汲取了《衡方碑》方形的结体，以及厚重的线条，使其隶书更具苍茫浑厚之感。当然伊秉绶隶书风格的形成，绝不是一种碑刻作用的结果。
除了临习《衡方碑》之外，他还曾对《张迁碑》、《西狭颂》、《封龙山颂》、《裴岑纪功碑》等碑刻有过较深刻的学习。从他选择临习的碑刻可以看出，其审美更倾向于结体宽博、笔画平直、波磔不显一路风格的碑刻，对于这些碑刻的学习，为他之后书法风格的确立指引了方向。
伊秉绶对这些碑刻的取法，并不是一味地模仿，而是有其独特的创新之处。他的隶书书写方法与传统的汉隶有很大的不同，他改变了汉隶横画一波三折的波势，被没有明显粗细变化的平直线条以代之。汉隶的扁平结体，在其作品中也已不复存在，能看到的只有粗木搭方式的笨拙造型，别出心裁极具装饰意味。
这种创新不是技穷后的造作，而是在深入把握汉隶精髓后的一次新的变革。清代隶书取法于汉碑，对汉碑的转化和吸收大致经历了萌芽、雅化、趋于完善三个阶段。从传统中求创新，不仅是清代隶书创作的特色，更重要的是从中表现出清代书家伟大的艺术创造力。
四、总结
隶书在两汉以后，经过几百年的沉寂，终于在明末清初得以复兴。经过探寻所发现的汉代碑刻，无不成为清代书家取法借鉴的对象。其中尤以郑簠、邓石伊秉绶最具代表性，那么本文就通过其三人来体现汉代碑刻对清代书家的影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清代书家冲破时代的束缚，从时隔久远的汉隶中汲取营养，为我们如何继承传统树立了榜样，既要极力学习传统，又要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清代书家对汉代碑刻的传承与创新，对我们当今隶书的学习与创作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