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这篇 | 杨建英：你若安好 那还了得
你若安好 那还了得
杨建英
许多人把童年的记忆称作——灵魂的细软。而我的细软里，总有一些“粗硬”的东西，枝枝楞楞的。拔又拔不掉，捡又捡不出，抚又抚不平。有时在睡梦中被它硌醒；有时在欢愉中被它刺痛；我也时常埋怨自己的小心眼儿，该放下的总放不下。后来看到许多名作家对待这些小事态度也都如此。
女作家李娟有篇小文叫做《针尖大的事情》，讲的是她当年打工时遭遇到的一些很小、但很恶心的事。这些事，很小，像针尖一样大小。李娟说：正因为它们像针尖儿，所以扎起来格外疼。
我的这些“针尖儿”都是些什么呢？待我慢慢讲来吧。
一
上小学一年级时，同学“老疙瘩”大姐结婚，一家伙他成了暴发户——拥有了半书包糖果。
他很大方，同学中玩得好的，人人有份。我和他关系一般，却意外地分到五块儿牛奶糖。
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我和他闹掰了。他就让我归还他那五块糖。每天上学说，放学要，课间逼，路上截，弄得我没处躲没处藏，狼狈不堪。被逼无奈，我只好启动了偿还外债的计划。
那时，一块水果糖一分钱，牛奶糖怕是得两分钱，五块儿就得一毛钱。天啊，我上哪弄到这笔“巨款”去？
当时一个小孩子的筹款途径无外乎三个：跟家长要，偷鸡蛋卖钱，卖破烂儿换钱。第一条就别想了，第二条更难。那时，我们家的GDP就是“鸡的屁股”（在这一点上，我妈比达康书记还严厉）。因此，家里那几只育龄下蛋老母鸡，被我妈看得严严实实。所以，在鸡蛋管理上怕是要比今天的朝鲜管理原子弹严格多了。
对内挖潜无果，我只好对外开源了。我来到我们村的知青点。
知青点由两排低矮的土房子组成，院子里时常挂着破破烂烂的衣衫，远看就像个难民点。但是这里往往有惊喜。破鞋烂脸盆，旧书旧饭盒——如果能走大运捡到一只铝饭盒那就发了，铝要比铁值钱多了。当时，全村只有知青们用铝饭盒吃饭。
可是，我转了一圈一无所获，知青们比我想像的穷得多。
此时，正值盛夏的中午，知了声叫得人心烦无比。我坐在知青宿舍后面的阴凉里垂头丧气。这时，一阵浓重的鼾声把我惊醒。一回头，才发现鼾声是从背后知青宿舍大开的后窗里飘出的。
我站起身往里探望。宿舍里架满了床，都挂着蚊帐，看不到人。而里边的窗台上一大排刷牙缸子出现在我的眼前，天啊！惊喜出现了。
每只缸子里都有一管大号铅皮中华牙膏。牙膏皮很值钱呀，每只核人民币四分钱——我发财了！
最终，我把那五六管牙膏都挤到一个缸子里，满满的，颤巍巍的，又被我放回到窗台上。
这笔盗窃来的不义之财，不仅使我还清了外债，还买了一块心仪已久，散发着水果糖香味的香橡皮，一个图画本，一盒蜡笔和一根小豆冰棍儿。但我的心一直高兴不起来，这毕竟是我平生第一次做贼，是老疙瘩逼得。
可是，我不恨老疙瘩，我恨那个贫穷的童年！
二
上中学那会儿，班里有个“好孩子”。所谓好孩子，就是学习好；所谓学习好，就是数学学得好，而并非德智体全面发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这个好孩子的口头禅，我也真领教过她所谓的“不怕”）。像我这种数学常不及格，作文时常满分的学生从未算做好学生。这种情况，别说三十年前了，就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一个德行，毫无改观。因为我的儿子正在走我的老路。
好了，咱今天不说这个。
话说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做完值日放学回家。此时，整个校园光静静的没什么人了。走到校门口，突感口干舌燥，就来到大门口卖冰棍儿的老太太那里。走近前才发现，那个好孩子也在。
她先要了一根冰糕，之后说：冰糕一毛一根，冰棍儿五分一根儿，我用冰糕换两根冰棍儿行吗？
老太太说：行啊。就给她调换了。
好孩子接过冰棍儿就走，老太太一把拉住她说：你还没给钱呢？
好孩子一脸疑惑地问：什么钱？
老太太：冰棍儿钱呐。
好孩子：这是用冰糕换的呀？
老太太：可冰糕你没给钱呀！
好孩子：冰糕我根本就没吃呀？
老太太和我：都懵了！
好孩子一手一根冰棍儿，甩哒甩哒走了。
三
刚参加工作时，我看什么都新鲜。这就算是走上社会了吧，进入到更大的林子，能见到更多的鸟，兴奋无比。
那时，我们都吃大食堂。大食堂吃饭，就是一个窗口打饭，之后坐在食堂大厅里的散台上。这些看似随意的行为，其实也有很多章法可寻。有人习惯坐某个位置，一旦被人占了就很不自在；有人习惯和某些人一起吃，一旦那些人没来就索然无味。这都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我经常和几个刚分来的大学生一起吃饭。近朱者赤，受益匪浅。比如，在公司政工科工作的那个，永远衣冠楚楚——“头可断，头发一丝不能乱；血可流，皮鞋不能不擦油”，出口成章，头头是道。吃饭从不浪费，吃多少打多少。吃米饭，必一粒不剩，掉到桌上的也要一粒粒捡拾干净。常常是在众人的侧目中，道一声“粒粒皆辛苦，家训，家训，习惯了！”
可半年后的一天，晚饭时，他可能加班，来的有点晚。食堂那天吃拌面，异常难吃——面拉得像门栓，菜炒的像水煮（一二百人吃面，质量难保）。我因心里老是叨念“粒粒皆辛苦”，不敢浪费，奋力进食。这位仁兄也打了面，可只挑了一筷子，就立即端起倒进旁边的泔水桶里。我大吃一惊，惶然发问：“粒粒皆辛苦呀！”
他嘴一撇说道：傻逼，这他妈的又不是米饭，哪来的粒粒？
四
工作两年之后，我被调到机关政工科工作。对，就是和那位“粒粒辛苦，面面俱‘倒’”的主儿一个科室。这次引起我注意的不是他，而是我们科室同事，有着“厂花”之称的芳芳。其实也不是芳芳，而是隔壁财务科的一位正在追求芳芳的“小分头儿”。
芳芳很烦这个“小分头儿，说他小里小气，不像个男人。我还时常劝芳芳，眼光别太高。人家毕竟是研究生毕业。那年头这种人和外星人差不多。仙女配外星人，般配！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堵了我的嘴。
那年正流行“随身听”，芳芳托人在首府买来一个。货刚送到，正赶上“小分头儿”也在，就张口借听，芳芳无奈只好应允。谁知一借半个月毫无归还之意。无奈，芳芳敲他宿舍门当面索回。不想当天晚上，他又去敲芳芳宿舍的门说：哦，我忘了，随身听里刚换上了四节新电池，还我吧！
五
我工作的第十个年头，换单位了。我一点没有新岗位、新征程的拼搏冲动，倒是满怀或许能遇上“新奇葩”的阴暗期许。
新单位，人少、事少、纠纷少，同事关系也很单纯，没有我所期许的猥琐之人。正当我为自己的“卑劣”思想无地自容之时，“那人”出现了。
当年春节，三十晚上，我陪局领导慰问单位奋战在一线的一名职工。寒暄、握手、照相、送上慰问品。办公室主任说：领导体会到你的辛苦，时值佳节不能与家人团聚，特地购买了香烟、水果、饮料、糕点等二百多元的慰问品，慰劳你。
此时，《难忘今宵》的乐曲回荡在大厅，好一派温馨。
结果，第二天上午，单位会计给我打电话说，值班师傅给她打电话，说他到超市查了，昨天的礼品根本就不到二佰元，也就一百五六，看看能不能把差额补给他。
......
我去——！
我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全是我亲身经历。其实还有很多，不想说了，恶心！
实话说，对于这些事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后来，看到鲁迅有一段话颇受启发，不长，实录于此——
“记得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都不宽恕。”
对呀，对这些恶心了我大半生的人，我也想说一句：不宽恕你们。可又一想，鲁迅这是假想弥留之际对人生的交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再狠的话别人都能理解。而我目前正活在兴头上，尚没有辞世的打算。再说，我哪能与鲁迅这座文学泰山比呀！
但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鲁迅那会儿的中国是学欧洲，我们现在是学港台。时常见有些人动不动就假兮兮地说：我只要你开心，愿大家都开心，幸福。也有风雅之人常把林徽因先生那句“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挂在嘴边。因此，对于那些王八蛋，我也想仿冒一句：MD，你若安好，那还了得！
杨建英，男、北京人。现为新疆阿勒泰地区文联副主席。作品散见于《文艺报》、《散文百家》、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报刊。曾出版散文集《老山城》、随笔集《山城密码》、报告文学集《新疆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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