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 苏轼 纸本水墨 18.9厘米×34.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寒食帖》一开头便表明了时间——到黄州的第三年，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第三年。提起苏东坡，许多人第一反应大概都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是当之无愧的北宋文坛领袖，二十一岁即因文采出众被欧阳修大加赞赏，名满京城。考中进士后，眼看一条光明灿烂的仕途就要在他面前展开，没想到却接连迎来两个沉重打击。第一个打击：四年之后，父亲苏洵病逝。苏轼、苏辙两兄弟还乡守丧三年。三年后，苏轼归朝，第二个致命打击紧跟而来。当时，王安石在京城变法，新党气焰正盛，欧阳修反对变法，很快便被排挤出京。守孝归来，物是人非，苏轼无法自处，只好“自请离京”，先去杭州，后又做了湖州知州。对于做官这件事，古代知识分子执念很深。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要的是实现政治抱负，千古留名，光会写几首诗词，不足以成就人生，即使是放浪形骸的“诗仙”李白也不能免俗。其实，苏轼当时站队也属迫不得已，作为欧阳修大力推崇的政坛新鲜血液，就算他想支持变法，王安石也不会轻易相信和重用他；况且朝廷如江湖，讲究门派忠义，苏轼算是在欧阳修门下出道，危难时刻自然不能背叛。事实证明，苏轼不但可以写一手好文章，也可以做一个好官。他在湖州任职期间，做了不少有利于民的改革，政绩斐然。公元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给宋神宗写了份报告——《湖州谢上表》，本以为表表功、拍拍皇帝马屁就完事了，没想到这样一封例行公事性质的书信竟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此时的苏轼已是北宋文坛领袖，再加上官做得好，难免有些得意，例行报告也比别人写得“花俏”。知识分子大多性情中人，灵感、文采源于比别人多一些的感性，但这份感性也会授人以柄，招致祸端。苏大学士越写越控制不住自己，便在表中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指王安石提拔起来的舒亶、李定、李宜之等新党人士；“生事”二字不用细想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词。苏轼几乎毫不隐晦地向宋神宗指责新党改革派的无事生非。新党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立即挖掘了大量苏轼诗文中“讥讽”变法的诗句。文字这种抽象的东西本就最易被人曲解，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久之后，他们拿着生拼硬凑的许多“罪证”跑到皇帝面前，反告了苏轼一状。一般情况下，皇帝不会理会文人之间打嘴仗的把戏，可新党这次之所以反攻，就是要将苏轼置于死地，而且他们有信心，因为皇帝本人支持变法。没有皇帝的支持，变法不可能推进。当时正值新法实施最困难的时期，宋神宗为此焦头烂额，苏轼“讽刺”变法，就是公开打皇帝的脸，公然反对皇帝。看到这些“证据”，宋神宗大怒，“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驸马王诜和苏辙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快马加鞭通知苏轼，让他做好心理准备。据《孔氏谈苑》记载：“轼恐，不敢出，谋之无颇。无颇云：‘事至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苏大学士怕极了，御史到来时，连门都不敢出，御史皇甫遵对他倒是以礼相待，还允许他穿上朝服出行。船行至太湖，苏轼惶恐到了极致。他不知道皇帝会怎样处置他，如果终究是一死，长痛不如短痛，不如现在往水里一跳，一死了之，免得遭受许多折磨，但是一想到死无对证，事后只能任凭新党胡说八道，不但污了清白，还会牵扯家人以及与自己有书信往来的许多至交好友，思前想后，死也死不得。一到京城，苏轼就被下狱。期间，他写了遗书诗二首，表现出了一个既有风骨又可爱软弱的知识分子形象。苏轼拜托狱卒在自己死后将这两首诗交给家人，狱卒倒是劝他不至于，毕竟还未定罪。在苏轼的坚持下，此诗只好先藏于枕套内。之后，苏轼准备好毒药，同时开始绝食，打算在宋神宗判他死刑后立刻自尽，绝不等到行刑之时。他还跟长子苏迈约定暗号，平日里往狱中送饭，要送肉和菜，若是哪一天死刑判决书下来了，那就送鱼。没想到有一天一个亲戚来“探监”，他事先并不知道苏家父子有密约，好心送了条鱼进来。苏轼一见，当时就崩溃了，又补了一封遗书给弟弟苏辙：“余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其实，也怪不得苏轼惶惶不可终日。在中国，“文字狱”是有传统的。西汉时杨恽写了《报孙会宗书》，文中嬉笑怒骂讥讽朝政，直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惹怒了汉宣帝，被处以腰斩之刑；魏晋时嵇康写《与山巨然绝交书》惹怒司马氏，也是被当众处死。可怜满腹才华，名满天下的苏大学士，居然也要在这莫须有的“文字狱”上送命……牢狱之外，朝廷之上，营救苏轼的工作丝毫没有停歇。宰相王充仗义执言，就连苏东坡的死敌，当时被罢相的王安石也上表求情，“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最后，还是曹太后救了苏东坡。《宋史》记载：“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轼由此得免。”曹太后本就不支持变法，她搬出宋神宗的父亲，又说自己在病中，不能滥杀无辜，就当讨个吉利，放了苏轼吧。此时孝道占了上风，再加上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给子孙立过规矩——不杀士大夫，苏轼终于被释放了。苏轼虽然得救，不代表皇帝不追究其他人。王诜因向苏轼报信，所以惩罚最重，被削去一切官爵。当然，皇帝这么对王诜，也是有点儿公报私仇。他将最宠爱的妹妹嫁给王诜，这位公主知书达理，品貌端庄，配王诜绰绰有余。但是，这位驸马丝毫不珍惜，不仅娶了一群小老婆，还喜欢流连妓院……接下来被连累的就是保守派领袖司马光。他和苏轼的书信往来之中，肯定有对变法的牢骚。最终，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十八个人都被罚了俸禄。审理苏轼案子的御史台内有一棵大柏树，常年聚集着大群乌鸦，所以御史台也叫乌台，这场北宋最著名的文字狱因而被称作“乌台诗案”。“寒食”顾名思义，寒冷的食物。寒食节在清明前一日，家家都不能生火做饭，只能吃之前备好的冷熟食，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唯一以饮食命名的节日。这一天要踏青祭祖，也是中国民间第一大祭日。寒食节最初也叫禁火节，相传远古时期，春天干燥，春雷频繁，极易大火，为求平安，古人要在这一天把所有火种熄灭，举行祭祀活动，向老天爷祈福，第二天重燃火种，谓之“请新火”。此节的由来，也有另一种传说。春秋时，晋公子重耳流亡海外，身边臣子逃得差不多了，介子推却一直留在他身边。流亡路上艰险无比，为给重耳增加营养，介子推不惜“割股充饥”。《说苑》记载，重耳成为晋文公之后，重赏了那些对他不离不弃的臣子。介子推则认为，重耳能成功归国，实为天意，自己顺天意而为，不应贪图奖赏，于是背着老母亲从此隐居山林。有一天，晋文公突然想起他，心怀愧疚，便派人去请介子推出山，介子推却早已下定决心再不相见。于是，晋文公的手下出了一个天大的馊主意：介子推特别孝顺，如果我们放火烧山，他一定会带着母亲出来的。没想到，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介子推还是没有出现。三天后，人们在一棵烧焦的大树下发现了介子推和母亲的尸体。晋文公便将这座山改名为介山，介子推和母亲去世的这一天，也就是清明的前一天，全国“不举烟火”，定为“寒食节”。苏轼在名臣介子推的祭日写下《寒食帖》，既是祭奠，也是感慨自己与介子推同为忠臣却无法报效国家。寒食节当天本来就冷锅冷灶的，雨水又特别旺盛，真是凄风苦雨。“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苏轼被贬到黄州做小官，又被朝廷弃用，回不了家乡，真是心如死灰。读到这里，也请读者别忘了，苏轼可是著名的“豪放派”词创始人，知识分子的矫情劲儿演变成“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这样苍凉的独白，读来更是铿锵豪迈，没有一丝扭捏之感。通篇以行书写就，一气呵成，每一笔都随着心情跌宕起伏，有感而发，自然通达，苏轼的字与诗文相比毫不逊色。在两次人生打击之后，有感于世事无常，苏轼由一个规规矩矩的儒学家变成了道教和佛教的追随者，之后便在宗教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和出路。苏轼的偶像是大诗人王维，就是那个开创了中国文人画，讲究画心和气韵的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是一名佛教徒，经历也与苏轼极为相似，先是靠才华誉满天下，后因政治斗争远离朝廷核心，干脆归隐山田，画起了《辋川图》，从此为自己而画，只画心中的山河家园，配以诗词抒发情感。王维之前，绘画以记录为主，皇家画院的画师追求“画得准”；王维之后，绘画变为文人特有的山水画，诗、书、画俱全，这便是“文人画”的起源。之后的苏轼发展了王维的思想：“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认为画画如果追求形似，那便跟小孩子的见识一样。文人才是真正的艺术家，他把吴道子和王维拿来做比较：“吴生虽绝妙，尤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犹如仙翮谢龙樊。”在他眼中，吴道子再好，不过是个匠人，技术高超而已；王维的作品却都是神来之笔，他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苏轼和他的好朋友王诜、欧阳修、蔡襄都是王羲之的拥趸。魏晋行书独一无二，不完美但独具个性，能在书画中看到作者本人。这种书画境界被苏轼称为“道”，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忘记技巧，淡泊自然，才能“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忧，谁知此凝神”。与天地宇宙合而为一，才是真正好的作品。《寒食帖》是苏轼现存最杰出的书法作品，文如其人，直指人心，布局气势奔放，孤独之感溢满字里行间，柔肠百转。观者可随他一起回到公元1082年的寒食节，陪他坐在大雨中的小屋，思念远方的亲人，感慨介子推的命运……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这样写道：“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者，一个瑜伽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