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镛：从古砖砖文看中国书法变革（附国家博物馆藏砖文选）

从古砖砖文看中国书法变革

王镛

中国书法的历史告诉我们：书体的演变，总是出于人民群众在使用文字的实践中趋于简便的需要和美化的追求。所以，民间书法能最直接地向我们展示这一衍化过程的各个断面。而砖文作为民间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具有其他方面所难以企及的地位，即砖文的兴盛时期—两汉至六朝，恰恰是书体与笔法演变最激烈的时期。而且砖文数量之大，也是其他民间书迹不可望其项背的。如果说前一时期对于简牍的研究，已经引起了不小的狂热，那么时至今日，对于砖文的冷漠，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了。　

砖文所包容的书体，也十分全面。举凡大篆、小篆、缪篆、虫书、八分、隶书、章草、今草、行书、楷书，可以说无所不有。同时，每一种书体的规范化与草率化两种倾向，在砖文中时有反映。　

篆

洛阳出土汉初八年的“西周砖郭”是罕见的大篆体刻画型砖文。其结字已向小篆演进，线条则毫无范铸金文的凝涩之感。其流畅飞动，可令人想见作者手挥利物，一气呵成的契刻过程，在这里，作为载体材料，恐怕对艺术风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相对松软的泥坯砖块，毕竟不同于坚硬的金属。前人称此砖书体为“草篆”，今天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书体演变的时代，每种书体的草率化书写现象，都伴随着这种书体自诞生至成熟的全过程。

篆书向隶书的演变，即“隶变”，其实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的，一条是草率化的途径，即篆书通过草篆演进成草隶，经整理成隶书，这可以从战国至秦汉的竹木简牍中看得一清二楚。另一条是规整化的途径，即小篆变圆转为方折，演成缪篆，进而变为隶书。重要的是二者间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才完成了书体笔法的最大变革—隶变。

隶

西汉的书法遗迹十分匮乏，尤其是石刻，宋人曾断言：“前汉无碑”。所以，近世出土的西汉砖文，对我们来说就显得更珍贵了。在书法史中，限于既有的资料，一般都将隶书的成熟断在东汉初期。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隶书体势比较明显的石刻，时代最早的属“杨量买山地记”与“五凤二年刻石”。前者在公元前六十八年，后者在公元前五十六年，都处于西汉中晚期。二者虽隶意较浓，仍不能体现出成熟隶书的基本特征。　　

所以康有为肯定地说：“西汉未有隶书”。但是，比上述书迹稍早的“元平元砖”的出现，却证实了，至少在公元前七十四年，隶书已经初步成熟。其后的西汉“凉廿八砖”和西汉“长乐未央砖”中的“乐未央”三字，都能说明隶书的出现，在当时并非孤立事件。　

至于行书的踪迹，则往往出现于刻画或书写型砖文之中。这虽然是由于模印型砖文的制作不适于即兴式的挥写。“延熹七年纪雨砖”。寥寥十余字，却告诉我们，早在东汉中晚期，行书已经流行于民间。无论结字还是笔法，此砖文已经脱尽了隶书的遗意：“九”字末笔既无波磔又无勾挑，“入”字一捺已处理为行书惯用的长点，“雨”字的横折笔也全是行书的意味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行书是从隶书草率书写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新书体。上下连绵的快捷笔势必然要克服掉波磔的隶书笔法。无怪乎刘师培惊叹：“延熹七年纪雨砖与汉隶稍异，已开六朝瘗鹤铭之先！”　　

行

出于东汉桓、灵时代的安徽亳县曹操宗族墓中的砖文，也反映出当时行书已在民间流行的事实。如“平仓”二字，已经是相当熟练精到的行书了。据前人记载，行书正是桓、灵之时的刘德升所创。“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之时，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研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胡昭、锺繇并师其法。”　　

曹操宗族墓中的行书砖文不仅与记载中刘德升“造行书”的时间相吻合，而且出于同一地点。正如沈茹松、潘德熙先生所指出的，刘德升（包括锺、胡）是颍川人，曹操宗族墓出在亳县，与颍川相邻，同属古豫州。这恐怕不是巧合，古豫州一代可以说是行书的发祥地吧。

刘德升所造的行书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见到。但刘德升那个时代的几件砖文行书，却使我们目睹了彼时行书的真面目，这的确是极有价值的发现。事实上，行书作为　一种新书体，一开始并不为士大夫文人所重视。到了汉末三国之时，行书才被上层社会所承认并加以完善，至钟、胡形成风气，流行于士大夫之间。

草

民间书法正是文人书法的先导。模印型砖文上找不到草书的踪影，但是在刻画型砖文中，先民们仍然留下了不少的草书遗迹。真正意义上的、即狭义的草书，在砖文中并不多见。但像曹操宗族墓中的“会稽曹君”四字，已是地道的章草了。关于今草，张怀瓘在《书断》中认为：“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之所造也。”张伯英即张芝，卒于东汉献帝初平三年。可惜他的传世草书并非原迹。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从砖文中欣赏到那个时代的今草！同出于曹操宗族墓中的几件刻画砖文，如“为将奈何吾真愁怀”，无论是结体抑或用笔，都属于纯粹的今草了。百余年后的“草圣”王羲之，正是积前人一个多世纪的经验，才在技巧上将今草完善到一个空前的阶段。　　

弥足珍贵的是，曹操宗族墓中的这件砖文，大概是目前所见书法史上最早的今草原迹了。研究任何一个书体的形成，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它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尽管砖文中成熟的草书不多，但草书形成过程中的片断不少。尤其是东汉刻画砖文，包括大批的刑徒砖，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机会。　

从广义上说，在通行篆书的时代，作为相对于篆书的草体书法——草篆，就在手写过程中出现了。这一事实可以从战国及秦的简帛书中得到证明。草篆同时又促进了篆书向隶书的演变。随着隶书逐渐取代篆书，隶书的草体书法——草隶，也一步步取代了草篆。而草隶经过长时期的简省蜕化，在结构与用笔两方面都到了相对稳定之时，章草作为一个独立的字体才得以确立。

从“东汉公羊传砖”到西晋“咸宁四年七月吕氏砖”，不难看出这一过程。随着近世竹木简牍和砖文等民间书法的大量问世，我们可以确认：在隶书与章草之间，确实存在着草隶这一关键的过渡性书体。东汉的赵壹已有“隶草”之说：“盖秦之末，⋯⋯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确切的说，没有草隶的过渡，便没有章草。　

砖文中新旧书体的并存现象

　　

纵观汉魏六朝时期的砖文，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史实：即新的书体虽然已风行于世，但旧的书体仍然在一定范围内继续沿用。在反映新旧书体并存这一现象方面，同时期的其他书法遗迹，如石刻、金文、玺印、竹木简牍和墨迹，都远远比不上砖文。　

据史书记载，秦时有八体。到了汉代，萧何所草拟的律法，无论“试学童”，或者取仕，仍“以六体试之”，“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　　

遗憾的是，无论八体还是六体，由于各类不同载书材料在某一时期有其惯用的书体，使我们很难同时获得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作为民间书法的砖文，因为实用所致，书法观念上的约束较少，所以在采用书体时十分宽泛自由。　　

通过对砖文的考察，我们知道：旧的书体通行之时，新书体已经萌生，并已在非正式场合中逐渐流行起来。而新书体成熟并被确认以至通行之后，旧的书体也未被取缔，仍在相当的范围内继续沿用。更为复杂的是，古代文人书法家出于不同的实用目的，往往采用不同的书体书风。史载钟繇善三体书：一为铭石书，二为章程书，三为行押书。砖文作为民间书法，更在这三体之外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在多种书体并存的时代，在不同的实用目的或不同的载书材料的书法作品之间，断不可轻易地互为佐证。

国家博物馆藏砖文选

一、西汉“海内皆臣”砖

西汉“海内皆臣”砖，陶质，长31厘米，宽26.5厘米，厚3厘米。释文：“海内皆臣，岁登成孰，道毋饥人。”

传山西省夏县西北禹王城遗址出土，据熊龙先生考证，应为西汉时皇家行宫安邑宫遗物，属宫殿建筑内墙面用砖。砖面长方形，宽边沿，内有4行12等分长方格，格内各有一阳文篆书。砖文内容是对汉时政治、经济和民生状况的颂扬之词，“孰”通“熟”。砖文笔道粗细均匀，用笔圆转灵活，刚柔并济，为典型的小篆风格。

西汉“海内皆臣”砖

西汉“海内皆臣”砖拓片

二、西汉“单于和亲”砖

西汉“单于和亲”砖，陶质，长27.3厘米，宽27.3厘米，厚6厘米。释文：“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

正方形砖面上有阳文篆书4行，每行3字，字间以阳线相隔，字体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传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土的“单于和亲”砖范极似。西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请求附汉，元帝将后宫待诏王昭君许配单于为妻。昭君出塞和亲，汉匈两族由此迎来了一段友好祥和的时光。砖文内容正是颂扬此次和亲，成为反映当时汉匈人民友好愿望的历史物证。

砖文书体为小篆，笔道屈曲，略有变化，近于当时的美术字体缪篆。

西汉“单于和亲”砖

西汉“单于和亲”砖拓片

三、东汉《公羊传》砖

东汉《公羊传》砖，东汉元和二年（85）造，陶质，长33.6厘米，宽12.5厘米，厚6.5厘米。释文：“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日。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正月，王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传1925年陕西省西安南乡出土，于右任旧藏。砖面有锥书草隶5行，为春秋《公羊传》鲁隐公元年（前722）起首文字，共计54字，内容与今本《公羊传》小异。据陈直先生《关中秦汉陶录提要》考证，当时同出砖中，有元和年号者，故可定此砖为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造。

书法带有隶意，是当时民间普遍流行之书体。

（左）东汉《公羊传》砖、

（右）东汉《公羊传》砖拓片

四、汉代“后子孙吉”砖

汉代“后子孙吉”砖，陶质，长66厘米，宽16厘米，厚2.5厘米。释文：“后子孙吉。”

长方形薄砖，为当时墓砖。砖面模压阳文1行4字，内容是祝福后世子孙的吉语。清末金石家邹安《专门名家》著录同名砖一。

砖文为隶书，字体古朴端正，是民间流行汉隶的真实面貌。

（左）汉代“后子孙吉”砖 、

（右）汉代“后子孙吉”砖拓片

五、西晋“咸宁四年吕氏”砖

西晋“咸宁四年吕氏”砖，西晋咸宁四年（278）造，陶质，长34.8厘米，宽17.2厘米，厚5.2厘米。释文：“咸宁四年七月吕氏造，是为晋即祚十四年事，泰岁在丙戌。”

传安徽凤台西北乡顾家桥出土。砖呈长方形，正面有阴文草隶3行，为工匠在待烧之泥坯上锥画而成。经与清末金石家邹安所辑《专门名家》和《广仓专录》两书收录的数块“咸宁吕氏”砖相校，知吕氏祖籍淮南郡成德县（今安徽寿县东南），曾为陈郡太守，此为吕氏夫人墓之砖。咸宁四年岁在戊戌，“戊”误写为“丙”。砖文书写流畅，颇似陆机《平复帖》，这种带有隶意的书体在晋代出土砖中多见，应是当时民间普遍流行的书体，与王羲之完全舍弃隶意的“新体”截然同，因此才有了近世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学术论争。

西晋“咸宁四年吕氏”砖

六、西晋

“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砖

西晋“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砖，永嘉七年（313）造，陶质，长35厘米，宽16.7厘米，厚4.3厘米。释文：“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

墓室砖，砖侧模印阳文1行，隶书，间有篆体，字体规整，笔道转折自然，是反映当时广州地区民间流行书体的实物资料。砖文的上、下端各饰网格纹一道，中间饰“十”字纹和网格纹相隔。《晋书·地理志》载，广州在三国吴时置州，治所在番禺（今广东广州），辖境相当于今广东、广西两省的大部分地区。中国国家博物馆还藏有与此砖铭文类似的“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砖、“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砖等几块砖，用对比语气反映了因广州偏于南陲，先后发生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均未波及，相比于战乱动荡的中原地区，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本砖铭文商贾意识很浓，正是广州商市繁荣局面的直接体现。

西晋“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砖

七、晋代“百廿”计数砖

晋代“百廿”计数砖，陶质，长34.7厘米，宽15.3厘米，厚9.6厘米。释文：“百廿。”

砖面阴文草隶1行，系由当时工匠在未干坯上锥书后烧造而成，为制坯计数的标志。笔道内有丝丝帚迹，使砖文产生飞白体效果。

（左）晋代“百廿”计数砖、

（右）晋代“百廿”计数砖拓片

八、晋代“独良良”砖

晋代“独良良”砖，陶质，长27厘米，宽13.3厘米，厚5厘米。释文：“独良良。”

砖面锥书阴文草隶“独良良”1行3字，独良良应是当时砖场制坯工匠姓名，第一字“独”也有人认为是“独孤”二字的合体，“良良”作重文符号。砖文笔势转折，连绵流畅，已具今草之意。

（左）晋代“独良良”砖、

（右）晋代“独良良”砖拓片

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