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经济发展范式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在疫情影响全球经济走向衰退之际，当前经济发展的三大主流趋势需要进一步厘清：一是“当前经济发展主要矛盾是新科技革命产业变革逆势爆发与传统模式路径依赖的关系”；二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向开放型创新经济发展方向系统转换”；三是“以新经济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政策取向重在'加、减、乘、除’”。
一、当前经济发展主要矛盾是新科技革命产业变革逆势爆发与传统模式路径依赖的关系
当前，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已然来袭，并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创业升级紧密交织。与以往的产业技术革命相比，这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最大的不同，在于以前是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现在却是生活方式反向决定生产方式，使得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组织方式强调反向资源配置条件下的逆向创新；最大的变化在于产业发展规律从强调产业价值链的分解、融合到了强调产业价值链的跨界、融合，使得产业界限越来越模糊，生产与消费的供应链越来越短，使得大量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最大的趋势在于产业技术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增长的爆发性并存，以及大破与大立并存，需要强调创业试错与企业爆发成长，增量与存量的协同发展；最大的需求在于从强调营商发展环境到新经济生态，核心是实现产业链中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的产业生态与“政、产、学、研、金、介、用”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创新生态的协同演进与闭环发展。
在此背景下，企业在挖空心思地做强做大，而各级政府在不遗余力地扶持产业发展。但有一个不可忽视和回避的“两难困境”，也就是企业越来越感到有隔阂、有距离，而政府也在高速度、高质量发展阶段上有困惑、有局促。从新产业技术革命的新特点来看，这个“两难困境”主要是因为在新经济规律、新产业规律、新成长规律、新组织规律条件下，我们在产业发展理念、产业组织方式、产业管理范式、公共政策取向等方面具有强大的传统工业路径依赖。工业有工业的发展规律，产业有产业发展的规律，传统产业有传统产业的发展规律，新兴产业有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长期以来，由于工业经济条件下产能、营收、能耗、物耗等都是可以计算出来，我们的地方政府是抓工业的高手，但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条件下，再用抓工业的方式抓产业、抓服务业、抓新兴产业就非常难。
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向开放型创新经济发展方向系统转换
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尤其是“入世”后，我国通过贸易部门带动工业部门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产能，逐步形成了以“出口拉动、划地成园、招商引资、规模制造”为代表的外向型工业经济体系与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但也积累了大量长期结构矛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开放协同”的开放型创新经济方向转型，核心是大力发展“新经济”。在过去，“新经济”往往被简单地理解为互联网经济，甚至把“新经济”与“工业经济”对立起来。作为定位于新经济智库的长城所，我们以为“新经济”不单纯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与新的经济范式，还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段位与思维，其本质是一种消费反向决定生产的、生产消费两边通吃的、打破产业界限的经济形态与发展范式。它源自工业经济和现代服务业，是对工业经济、现代服务业的创新和超越，而不是其替代和对立。
以新经济发展范式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具有两层政策含义和四个方面的发展要求。这个“两层涵义”包括：一是在新经济的带动下，实现“增量培育带动存量提升”。从以往产业转型升级来看，只要在原来的发展基因、产业边界、技术锁定、路径依赖与技术生命周期上，是很难转、很难升的；但一旦通过开放性的链接、嫁接、对接，便有可能在下一代或全新的生命周期上实现基因突变、弯道超车、奇点爆发。二是营造开放式协同创新的新经济生态。不仅通过大中小企业互联融通发展实现产业生态优化，还通过“政产学研金介用”一体化实现创新生态完善，尤其是实现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的协同，将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较大的发展空间。
这“四个转变”包括：一是产业体系转变，将过去以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为先导和主体的产业体系，向以未来新兴产业、原创新兴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现代基础产业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方向发展。其中，未来新兴产业是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原创新兴产业是做别人没有、或领先别人的产业。二是动能结构转变，就是从工业条件下“小微企业-规上/骨干企业-龙头企业-跨国公司”的企业梯队，到新经济条件下“高技术创业-高新技术企业/高成长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龙企业”方向转变，从适应滚动发展的工业管理范式到适应爆发成长的新经济发展范式转变。三是创新范式转变，改变过去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商业研究-转移转化-产业化”，而是从市场交易、商业应用、终端产品、服务场景等反向入手，要么开展集 “产业化+转移转化+商业研究+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于一体的垂直化逆向创新，大力发展场景经济等。四是组织方式转变，就是从追求高增长“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的产业战略与组织动员机制，到追求高质量“产业新体系、创新新空间、企业新梯队、服务新平台、要素新供给、发展新生态”的产业战略与组织动员机制过渡。只有注重“大”，才能实现“快”；但只有注重“新”，才能实现“优”。
三、以新经济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政策取向重在“加、减、乘、除”
（一）围绕创业层级提升，做精益化的“加法”。一是加强创业服务升级。引导支持创新创业服务从“游击队升级”到“正规军下蛋”发展阶段，重点发挥有科教智力资源的高校院所、有产业要素及产业组织能力的大企业的作用，加快布局一批创新中心、专业化众创空间。目前很多大学科技园、产业技术研究院、大企业创新中心在体制机制、理念模式、政策扶持上还需要逐步破题。二是提升创业层级。坚持“创业式创新”，在普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时，强化对科技创业、高技术创业、前沿技术创业和新研发的重点突破，引导各级政府在创业类人才引进培育上优先“选、引、留、用”在国内外大企业取得一定技术水平、商业成就、管理业绩的高级人才，提高创业层级与创业成活率。三是恢复政府天使基金。恢复“创新基金”是地方科技系统、创业企业呼声最高的政策需求，在历史上也成功培育出一大批新兴企业、上市公司等，进一步发挥“创新基金”无偿资助等扶持模式，加快培育科技初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
（二）围绕企业爆发成长，做供给侧的“减法”。一是创新产业规制方式。针对独角兽企业等爆发成长企业，在国家层面、地方层面按照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的方式组织产业规制创新试点，为处于产业变革与产业规制领域的重点企业开辟政策创新、管理创新“绿色通道”，破除质优企业爆发式成长发展瓶颈，带动行业体制机制创新。我们也希望，能够为研究室有报送独角兽企业案例、政策需求、政策建议的渠道。二是强化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财力支持与税费减免力度，逐步将这种支持从政策性到制度性。
（三）围绕产业跨界融合，做互联网的“乘法”。借助互联网插上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的翅膀，大力发展具有产业跨界融合特征的智能经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逐步将“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场景服务+敏捷供应”融为一体的全新生产方式，将“互联网+”往虚拟空间上走与“互联网×”往物理设备下落相结合，将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结合在一起，在若干领域培育出基于新场景的全新商业模式、生活方式、产业形态。
（四）围绕区域生态赋能，做生态化的“除法”。立足产业生态优化与创新生态建设，借助大企业平台化战略、平台经济战略以及强化区域政策创新、第三方公共服务，不断提升大企业的溢出能力、平台企业的衍生能力、源头企业的生成能力以及创业试错的逆袭能力，营造全新的产业创新生态，形成创业高端化、企业高新化、瞪羚（高成长企业）公众化、大企业平台化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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