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评价《堂叔堂》：看到生活的另一种逻辑

四十多年来，我已经写了不少小说，在小说中也刻画了众多人物。每个人的生命有限，经历有限，写作资源也有限。有时我觉得，自己的写作资源已经使用得差不多了，好像没什么可写了。有一天暮然回首，我竟然发现，那么多的叔叔，我一个都没有写过。真的，有的叔叔我可能在作品中偶尔提到过，但都是一些陪衬性的边边角角，从没有把写作的焦点对准其中任何一个叔叔，没有把其单独请出来，当成一个主要人物来写。

——刘庆邦

未尽胸臆之笔

文 | 孙郁

有时候读当代人的作品，会有这样的感觉，某一类写作者，对于生命有种宿命的感觉，写起人物时多神秘之笔。这在过去的许多年是被推崇的。但是像汪曾祺、孙犁这种人，不太喜欢玄奥的渲染，故意稀释了背景的浓度，一切都在宁静里铺展着，人间的烟火气里透出诗意的气息。比如像汪曾祺的文章，常常觉得他对于残酷元素的过滤，剩下的，多是温馨的东西。京派作家的词语里，是有点淡烟疏月的意味的。

我过去总觉得刘庆邦的作品是受到汪曾祺、孙犁的影响的。但自从看了《神木》，看法就有些不同了，觉得他更接近冷意写作的路径，在什么地方让人想起契诃夫、鲁迅的传统。在精神深处，有非乌托邦的深思。尤其像《遍地月光》《黄泥地》，拷问的冷语暗藏，让我们的读者脊背发凉。

这篇《叶落桃园》，有刘庆邦一贯的韵律，故土的温情和聚散的悲欢，弹奏着一曲温婉的歌谣。但那里冷热是平衡的，没有一味滑入凄寂之域，乃对于命运多维的凝视。刘庆邦所写的家族故事，带出现代史里的悲苦一幕，乡里的旧迹也有民族的悲欢的折射，恰扯出知识人眼里消失不掉的痛感，点点滴滴之间，怅然之音缭绕，看得出作者的某种心思。

我们的作者对于存在的荒诞和不可思议性的理解，在人物的轨迹和性格里都有交代。一切都在不动声色里流动着，没有明确的价值判断。但却指示了一个精神光点，那就是阴晴转换，风雨之迹，剩下的还是人间的爱意最好。三叔离开故土后的诸种磨难，并未失去乡里人本然的美德，而在海峡两岸间，个体的痛感也被一种家国之情放大了。

短短的篇幅里，现代史里的苦乐那么复杂地纠葛在一起。大陆与台湾，因了战乱的原因，催生出无数悲剧的故事。刘庆邦笔下的人物，用特定的概念是不好解析的，有许多相克的因素弥散在空间。作品在大的格局里写的是时代之变：制度之变、景观之变、贫富之变。而在细小的地方，却让我们感受到变中的不变：乡下伦理、村民性格，山里民风，都有古老的幽魂的纠缠。作者点画这些氛围的时候，有种悖论的因素。这种笔触流出混沌里的苍凉，在命运的天地里，人间长恒的那种东西，还是让我们留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