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北宋士大夫的深邃平静 / 四六文摘

从中唐开始，面对佛道二教的强势冲击，以韩愈为首的儒者开启了以重树儒家主体地位为目标的儒学复兴运动。至北宋，儒学复兴的思想自觉，落实在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这一根本的时代课题上。

基于这一思想自觉，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张载都做出了杰出的哲学贡献，并在南宋被整合进朱子集大成的理学体系当中。从儒家的道理来说，人生的意义在于活着的时候努力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死后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杏黄／《孟子注疏解经》宋刊

自明吾理：北宋儒学复兴运动

文 | 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北宋儒学运动的兴起

北宋理学的发展，实际上是整个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当中的一支。而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实际上是接续唐代儒学复兴运动而来的，所以要讲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就要从中晚唐的儒学复兴运动以及古文运动开始讲起。钱穆先生曾经讲过，“治宋学者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也就是说我们要谈宋学，就不能不回到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儒家思想家的努力。那么，中晚唐儒学复兴运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不得不回到隋唐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整体说来，在隋唐时期，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精神根底不是归于佛教，就是归于道教。在这个时代，儒家日渐衰微。从韩愈的《原道》篇看，这种衰微最主要的特征有两个：第一，已经越来越少有士大夫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儒者；第二，即使有人认为自己是儒者，他也并不了解儒之所以为儒的根据。所以韩愈在《原道》篇里树立道统，以证明儒家思想传承之渊源，其目标指向就在于此。但是，中晚唐儒学复兴运动反对佛老虚无主义世界观，并没有达到理论建设的深度，而主要着眼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批判。这样一种儒学复兴运动，诉诸政治的力量来解决思想的问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努力，到北宋以后就结出了硕果。

故宫南薰殿旧藏《唐名臣像册》韩愈画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士大夫在宋王朝“养士”政策的基础之上，展开了一种非常独特的面对世界的方式。宋王朝的建立基础是很薄弱的，正因为这种薄弱，宋代的开国根基里有一种敬畏的精神。这样一种敬畏的精神，滋养出一种宽容的气质，这种宽容的气质体现为对普通老百姓不敢残虐之，对士大夫则宽容之。宋太祖立所谓宋朝“家法”，其中有一条就是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由此构造一种非常宽松的局面。宋朝的“养士”，经过太祖、太宗、真宗朝，到仁宗朝开始结出硕果。按照《宋史》记载，宋仁宗年间“儒统并起”。在北宋的文化和思想当中，其实可以找到几个关键词来体现宋儒面对世界的方式。我多年来一直讲，有三个字构成了北宋士大夫精神的根底：一是范仲淹的“忧”，一个是程颢的“仁”，一个是张载的“感”。这三个字都指向他人，指向对他者责任的承担。

只要给士大夫宽容的气氛以及足够的尊重，正常情况下，他们都会走向以天下为己任的方向。然而整个北宋的格局是积贫积弱的，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虽然北宋王朝优容百姓，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由此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经济鼎盛，但是民间的富庶并不代表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冗官和冗兵这两项巨大的开支，导致北宋王朝一直处于积贫的状况；另外，由于北宋的制度性选择，在面对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时一直处于军事上的劣势，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积弱的印象。一方面，士大夫开始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天下是这样积贫积弱的格局，这就造成了北宋士大夫精神里一股独特的气质——承担天下的责任。这样的精神气质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有着非常突出的体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的精神是北宋士大夫的基本精神气质，不管哪个学派的士大夫，都体现出强烈的“忧”的精神，这是理解北宋思想的关键点。所以说，宋代士大夫人格之伟大，既是精神力量，也是时代塑造。

宋代儒学复兴的核心问题

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与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最大区别在于理论建设。宋代士大夫开始意识到，与佛、老（代指佛教、道教）之间的斗争，主要不是简单的政治、经济上的问题，不是因为大量劳动力出家，既不从事物的再生产、也不从事人的再生产，导致社会财富锐减、社会负担加重，这仅仅是非常小的一个方面。北宋士大夫开始意识到，这根本是生活方式、生活道路的不同。佛、老这样的虚无主义世界观，如果任其蔓延下去，人的道德生活是无从建立的。

在这个意义上，一旦面对生活道路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价值观的问题。用通俗的话讲，价值观解决“应该”的问题。每一种哲学或者每一种宗教思想背后，都指向或论证一种独特的生活道路。以佛教为例，佛教把世界本身看成虚幻，质疑世界本身的真实性，它指向的是“解脱”。至少最早期的佛教是指向解脱的，而解脱是围绕“彼岸”来展开的。只要是围绕“彼岸”来展开的文明，此世的生活是要被舍弃的。所以这样的文明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寻找一个正确的、舍弃此世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思想，指向的都是生活道路的论证。佛教讲“空”，把天地万物理解为幻象，这样一种思考会导向一种生活方式、一条生活道路。

再来说道教。唐宋时期，很多儒家思想家把道家与道教混在一起加以批判，但其实他真正要批判的是道教。比如张载的哲学，他批判的“老”，就混淆了道家哲学和道教思想，把两者都纳入到佛、老当中的“老”字之下加以批判。但实际上道家与道教是不一样的。最简单的不同有两点：第一，道教是宗教的传统，道家是哲学的传统，宗教传统强调信仰，哲学传统强调道理，强调证明；第二，道教是“技术主义宗教”，因为道教的基本观念是只要技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人就可以永生。道教关注的是永生的问题，有极强的技术性格，而道家是反技术的。我们读《老子》《庄子》会有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其中的反技术主义倾向。如果说中国文明里有反技术主义的传统，那么这种传统就集中体现在老子、庄子的哲学里。

道教的问题在哪里呢？道教的问题在于其关切点一直都是“永生”，所以有种种看来颇为荒谬的操作，其中最荒谬的是金丹烧炼和服食。唐代盛行金丹服食，很多人因服食金丹而死。唐代有好几位皇帝的死与服食金丹有直接关系。但即便如此，在社会上层风尚的引领下，服食金丹在唐代还是蔚然成风。只要家里有条件，很多人都服食金丹。服食之后痛苦万状，很多人中毒，全身孔窍都流出脓血。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有人以为是在排毒。但是这里要注意，从我的角度看，道教的实践有它荒谬的地方，但是道教的问题是真实的。如果这个世界是无始无终的——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普遍的信念，这个世界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那也就意味着时间是无限的。如果时间是无限的，也就意味着一个人活得再长，只要生命有限，相比于无限时间，就等于没有意义，等于什么都没有。

不得不说，佛教、道教都发展出了有自己哲学根据的价值取向以及有自己理由的生活道路。在这个背景之下，要针对佛教、道教所带来的虚无主义世界观的影响，就要从根本上树立起儒家的道理。宋学当中最成功的一支，就是后来被我们称为理学的这一支。其实“理学”这个词，更好的讲法应该是“道学”。这几个概念要注意区分：道教、道家、道学。道学不是指老庄思想，而是指两宋时期孔孟思想的第二次开展，或者叫第二期发展。前面我们讲到北宋仁宗年间“儒统并起”，当时的学风有很多脉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安石的新学。北宋的显学不是二程（程颢和程颐），不是张载，而是王安石的新学。其次是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蜀学，他们大都是那个时代的大文豪，不仅有哲学上的影响，还有文学和艺术上的影响，这是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不一样的。此外还有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学。司马光以史学著称，但他也有自己的哲学思考，也试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虽然我认为他并没有成功。在这样一个思想格局里，理学并不是那么显赫，但是理学真正把握住了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主题，并且在理论层面成功地解决了那个时代儒学复兴运动的核心问题——如何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这个问题在哲学高度上的解决，也就为儒家的生活道路和价值体系确立了根基。所以到了南宋初年，北宋五子的哲学开始为士大夫广泛接受。

北宋五子的贡献

我们过去常常强调一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或他的思想受到的时代影响。但伟大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往往也是超时代的，有着对哲学根本问题的关切。所以一个大哲学家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可能并不是最显赫的人物，但当一个时代过去，我们会发现真正留下来的、对未来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恰恰是这样的哲学家以及他们的哲学理论，北宋五子就是典型的例子。

北宋五子的时代，人们要么受到佛教、道教的影响，要么过分地关注时代的政治变革，要么在理论建设这个层面上做了种种不成功的尝试。但是等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会发现，最后留下来的还是哲学品质最高的那几个人。面对“天下滔滔皆是”的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错误思想，也就这几个人在滔天骇浪之中，安安静静地面对真理、思考问题。然后我们会发现，他们通过自己沉潜的思考留下来的那些朝向真理的道路的足迹，为后人带来了真正意义上长久的启发。

对于北宋五子，大家要注意，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周敦颐、邵雍年辈稍微高一点；之后是二程，两个人都是河南人，亲兄弟，哥哥叫程颢，弟弟程颐。这两个人是北宋五子的真正核心；最后一个是张载。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对程颢影响尤其大。邵雍是二程一生的朋友，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小范围内的讨论，居然就为后世的儒家思想奠定了新的基础。

从左至右：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

回到主题上来，最早明确提出儒学复兴运动核心问题的是程颢。程颢认为道教的理论基本站不住脚，所以把佛教放在第一位来批判。程颢对当时的佛教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与他本人“泛滥佛老”“归本六经”的经历有关。北宋五子普遍有相同的经历——通过深入研究佛教、道教，发现佛教、道教不能提供对人生问题的最终答案，于是回到儒家固有的经典传统当中来寻找。但是程颢认为，如果要先全面地研究佛教、对它的理论消化以后再加以批判，那么还没等开始批判，就已经被佛教化过去成为佛教徒了。而且“才识愈高，陷溺愈深”，因为佛教的道理讲得高妙，很容易吸引有才智的人。他常说：像我这样一个资质鲁钝的人，对那玄虚的东西才不会陷溺其中，才能够回返过来。所以他认为，对于这样的道理就应该如淫声美色一样斥远之，不要让它沾染到你的身上。当然这都是极端的表达，他想进一步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你认为佛老的道理是错的，它的生活方式是错的，不要去跟它辩论，你把对的说出来，错的自然就消解了，也就是“自明吾理”。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则彼不必与争”——我们的道理一旦树立起来、正确的思想一旦树立起来，错误的东西自然也就没有了市场。

程颢对两宋道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把儒学复兴运动的核心主题概括为“自明吾理”这四个字。至此，儒学复兴运动就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理论建设方向、思想成长方向。

杨立华：北宋士大夫的深邃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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