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陈江校读《凌霄汉阁谈荟》︱谈史料笔记分类整理的利弊

《凌霄汉阁谈荟·曾胡谈荟》

《凌霄一士随笔》

近代掌故大家徐凌霄、徐一士的《凌霄汉阁谈荟·曾胡谈荟》《凌霄一士随笔》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徐氏昆仲合写的《曾胡谈荟》《凌霄一士随笔》分别于1995、1997年曾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而徐凌霄独著的《凌霄汉阁谈荟》倒是首见。

徐凌霄

徐凌霄 ，原名仁锦，谱号云甫，生于1886年，卒于1961年。徐家本是江苏宜兴的大族，历代科举鼎盛，其伯父徐致靖与堂兄徐仁铸更因在戊戌年参与维新变法而闻名天下。徐凌霄与乃弟一士在清末就读于山东高等学堂，后经学部考试，取得举人出身，成为“洋举人”。鼎革之后，徐氏成了著名的新闻记者，他的笔名甚多，常用的有彬彬、凌霄汉阁主、老汉等等。徐氏曾在《时报》《京报》等报刊几十年间发表了大量通讯、掌故、杂文，其长篇小说《古城返照记》 更是在《时报》逐日连载将近两年半之久——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此种方式全文发布，名噪一时。

《古城返照记》

据《时报》编辑包天笑回忆，徐凌霄与黄远庸、邵飘萍在民初同为三大通信员，专门负责《时报》的“特约通信”，其中徐、邵二人均由包氏推荐担任此职。在包天笑的印象中，三人以黄远庸最早，且最能胜任通讯员一职，其中缘故在于“飘萍太忙，发专电是专长；彬彬得不到重要消息，文章多肉而少骨”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与之相似，同为报人的曹聚仁也回忆称：“上海《时报》《申报》三位驻京记者：黄远庸、邵飘萍和徐彬彬，都是一代写手。不过比较起来，彬彬文胜于质，飘萍质胜于文，远庸文质彬彬。” （曹聚仁：《听涛室人物谭》）不过由于三人之首的黄远庸1915年在美国惨遭暗杀，因此在后来者如高伯雨看来，“徐彬彬先生是近三十年来中国著名的新闻记者。他从事新闻活动，比汪康年、黄远庸等人后数年，但自康[汪]、黄谢世后（汪死于1911年，黄死于1915年），写新闻通讯的记者，似乎没有一个像徐彬彬先生那样受到广大的读者欢迎的” （高伯雨：《记忆中的徐凌霄》，收于《听雨楼随笔》）。徐氏文笔出众，受读者欢迎，也可以从前引包、曹二人的评点看出。因此高伯雨又评价云：“民国六七年以至廿五六年间，徐先生不愧是写北京通讯的好手。它的特点颇多，一、笔致轻松趣味，能把北京的新闻写成像小说戏曲一般，有妙喻，有批评，有时夹议夹叙。二、善于综合报道。他能把许多不相连的事情，运用他的生花妙笔，像穿珠子一般穿成一串，使读者得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三、他精通清末民初掌故，对于政府中人的身世与历史尤其熟悉，写起通讯来，对某一人物的性格、立场、背景皆了如指掌，能据此而推断其种种行事。四、善用戏词。在报道文学中常常用戏词加入，令人读了增加兴味，能收雅俗共赏之效。”这四点，确实是徐凌霄的行文特色。

徐氏兄弟的掌故笔记，在科举、北京风俗、戏曲等方面的史料价值极高。笔者近年来对其散见的文章多有搜罗，因此第一时间寻来《凌霄汉阁谈荟·曾胡谈荟》细读，不想却发现《凌霄汉阁谈荟》的整理有诸多问题值得商榷。

关于这部《凌霄汉阁谈荟》（以下简称“整理版”）的整理缘起，整理者在说明中称：

关于徐凌霄的遗著，以前我手头只有徐凌霄的嫡孙徐凯在1991年交给我的一份，这是他在国家图书馆复印上海《时报》刊载的《古城返照记》时发现的，名曰《凌霄汉阁谈荟》，是徐凌霄在1931年2月写完《古城返照记》之后不久，即在《时报》的《凌霄汉阁谈荟》专栏发表掌故文章，总共四十五期中写了二十八篇，同时在栏目之外发表了五篇通讯报导文章，总共三十三篇，五万余言。我随即手抄保存。此外，堂兄徐列早在十余年前自兰州图书馆馆藏北京《实报半月刊》中复印了一些凌霄、一士的文章寄给我，我同样抄写保存。……我把收集到的有关徐凌霄的文章加以遴选、分类，准备出版的共有七十一篇文章，即以《凌霄汉阁谈荟》作为书名。这将是徐凌霄第一部结集出版的文史掌故著作的单行本，很有代表性和史料价值。

其实仅就这段文字而言，便有诸多不妥之处。首先，“整理版”并非“徐凌霄第一部结集出版的文史掌故著作的单行本”，此前2016年在台湾由蔡登山搜集整理出版过一部《凌霄汉阁笔记》，是受苏同炳先生提示，搜集徐氏在《正风》半月刊等刊物上发表的掌故文章而成。其次，整理说明中提及的《凌霄汉阁谈荟》篇目数有误，至于徐氏的通讯报导文字远远超过五篇之数，整理者搜罗实属不足。据笔者统计，题为《凌霄汉阁谈荟》的文字在《时报》上共刊登七十四期（从第一期“孙宝琦”到第七十四期“记杨度”），其中文章有时因分两期或三期刊登，因此共有四十八篇文章。而整理者提到的“通讯报导”更是不止五篇之数，在《凌霄汉阁谈荟》发表前后，徐氏以“老汉”为笔名，写作了大量的通讯和杂文。

而笔者几乎搜罗了此次“整理版”中收录文章的所有原刊，并对其中文字粗粗作了一番校对。归纳一下，发现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大量的缺字情况

据笔者粗略统计，“整理版”全书大约有三百余字的缺损情况，犹如袁阔成评书中鼓上蚤时迁身着的那件英雄大氅——补丁摞补丁。而这个情况却在整理说明中未见任何解释，一般而言，总是原稿模糊或无法辨认所致。但核对原刊发现，除极个别确实因报刊文字印刷较小（往往是引文）等导致漫漶难辨外，绝大多数的缺字基本可以补全，同时其中个别因整理造成的错字也可以纠正。笔者认为，需要补正的缺字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一、缺字较多且内容较为重要，根据原刊加以补全或补正。如书中第118页的《欧化之三时期》一文，其中“乳娘时期”部分的第二段第二句，共缺十字：

总起来说，是嫌以前那□□□□□□不是离落，所以□□□□大开大敞把一缕一缕的洋空气，一微一忽洋精神欢迎进来。

据《时报》原刊补正：

总起来说，是嫌以前那些维新革命，不甚离落，所以最好好是大开大敞把一缕一缕的洋空气，一微一忽洋精神欢迎进来。

又如第184-185页的《文人“坐书房” 伶人“坐科班”》一文，有两处将近五十字的缺损。其实此文原名为《书房生活》，分两期刊发于《实报半月刊》1935年第五期和第六期。缺字第一处在“'为什么？’'不为什么’”一节最末一句：

杜威的“三W”主义，虽然在新文化讲坛上大放□□，□□□□□□□，□□□□□，□□□□□□□□□。

据原刊补正：

杜威的“三W”主义，虽然在新文化讲坛上大放光明，在旧书房的寒窗下则无所用之，只好让春香女士独有千古了。

第二处在“'念’'背’是要紧的”一节最末一句：

字句艰涩，又岂止某君所举之“哈尔滨是□□□□”□“□，□□□□，□□□□□□”。□□□，□□□□□□□□。

据原刊补正：

字句艰涩，又岂止某君所举之“哈尔滨是俄国首都”而已哉。此无他故，只因学校普通课目门类太多，又运动事项亦太繁，心和力全分散了。

再如第190-191页的《翰林之称谓》一文，原刊于《实报半月刊》1937年第二卷第十五期，其中一段文字缺十余字之多。共有三处，分别在“不论馆而论官”以及“庶吉士”二节之中。第一处：

吴庆坻、徐世昌皆丙戌翰林，皆张百熙之后辈，然徐世昌挽张自称晚生，而吴庆坻□只写“署湖南提学使”，他如梁鼎芬□□□□□□翰林，因已为外官，故皆署官衔，“侍生”“晚生”概不能用矣。

据原刊补全：

吴庆坻、徐世昌皆丙戌翰林，皆张百熙之后辈，然徐世昌挽张自称晚生，而吴庆坻则只写“署湖南提学使”，他如梁鼎芬、黄绍箕皆庚辰翰林，因已为外官，故皆署官衔，“侍生”“晚生”概不能用矣。

第二处：

此次癸□□□□老翰林，中有外任司道知府者，若在前清□只能称官衔，因□□□已官都察院堂官也……

据原刊补正：

此次祭朱诸公皆老翰林，中有外任司道知府者，若在前清均只能称官衔，因朱师傅已官都察院堂官也……

第三处：

以翰林中之庶吉士，乃学习性质，□□□□□□□考试，分别去留。

据原刊补正：

又翰林中之庶吉士，乃学习性质，须期满后经散馆考试，分别去留。

二、大片因原刊字体较小、辨认较难导致的缺字情况，实则即使没有《时报》等原刊也仍可以补正。如第155-157页的《假使“语体”尽取“现代文言”而代之，那不过梁启超与胡适之演一出〈受禅台〉》一文，其中引用梁启超的《知新报》《新民丛报》《庸言报》三篇发刊词性质的文章，完全可以根据三分报刊的原文加以补全。若以《知新报》之发刊叙例为例，可见缺字如此之多，几不成篇。“整理版”文字如下：

盖闻伐木之□，每感怀于□声，□□之柱，□□□于独木，□□见□，□喜欲狂，若夫报章所□，□（兴字外加方框）国消息，□具前论，□□□，□□□□，□□□□。

子□好□，孔□卒□其功，贾生□策，孝景始感其言，言之若罪，闻者足□，□□说第一。

大哉王言，如丝如纶，□□（上字外加方框）□第二。

□□创巨痛深，知耻不殆。□□不忘在□，句□每□□□，□□□□，□□新政，□近□第三。

周知四国，行人之才，知已知彼，兵家所贵，□□□之□心，□□□之妙用，□□西国政事报第四。

生□□□，是曰大□。□□巧，不耻相师。□□西国□学□政商务工□格致等□第五。

据《知新报》原刊补正：

盖闻伐木之义，每感怀于友声，横流之砥柱。或危凛于独木，洛钟见应，闻喜欲狂。若夫报章所关，与国消息，义具前论，靡取缀疣。谨依来书，略标义例。

子舆好辩，孔图卒赖其功。贾生建策，孝景始感其言。言之若罪，闻者足兴。录论说弟一。

大哉王言，如丝如纶，录上谕弟二。

创巨痛深，知耻不殆。齐威不忘在莒，句践每怀会稽，海隅逖听，拭观新政，录近事弟三。

周知四国，行人之才，知已知彼，兵家所贵，观螳蝉之机心，识棒喝之妙用，译录西国政事报弟四。

生众食寡，是曰大道。智作巧述，不耻相师。译录西国农学、矿政、商务、工艺、格致等报弟五。

另如第220-223页的《真将军与真诗人》一文，其中引用了黄遵宪的《聂将军歌》和《降将军歌》，因此又出现大约四十字的缺漏情况。其实这两首诗均收录在黄氏《人境庐诗草》之中，在难以辨认的情况下，大可根据《诗草》加以补正，此处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只是笔者校读发现，徐凌霄的引文原来也存在问题，因此更须从史料源头加以修正。在第220页最末一段中，徐氏引《聂将军歌》，“整理版”文字作：

大沽昨报炮台失，诏令前军做前敌。不闻他军来，但见聂字军旗入复出。雷声轻□起，起处无处觅。一炮空中来，敌人对案不能食。一炮足底轰，敌人□床不得息。朝飞弹雨红，暮卷枪云黑。白马横冲刀雪色，周旋进退来夹击。黄龙旗下有此军，西人东人□失色。……

此文原刊于《时报》，第三句诗徐氏原文断句原本作“雷声吰吰起起处，无处觅一炮，空中来敌人”，“整理版”此处实际上已经作了修改。而据黄遵宪《人境庐诗草》更可补正为：

大沽昨报炮台失，诏令前军做前敌。不闻他军来，但见聂字军旗入复出。雷声吰吰起，起处无处觅。一炮空中来，敌人对案不能食。一炮足底轰，敌人绕床不得息。朝飞弹雨红，暮卷枪云黑。百马横冲刀雪色，周旋进退来夹击。黄龙旗下有此军，西人东人惊动色。……

三、个别处虽然字数极少，但因影响理解或较为关键，须加以补全，故拿来一说。如第108页的《综括一生的批评》一文，其中引用李汝谦挽张之洞一诗，有“直□新旧将焉党，最凛华夷却善邻”一句，缺的是“兼”字（“整理版”还将“却”字误作“都”）。徐凌霄认为李诗“独能宛转其词，代全身份”，“句句双层夹写，文笔既不落单调，意义尤不涉肤泛”。因此缺了“兼”字，则可能导致对李诗的误解，无法呈现其对张之洞出入新旧而不党的评价。另外在徐一士的《一士谭荟》中其实有专篇表彰李氏文学之优，引了五首李氏挽张之洞诗，第二首便是这首，故照理更不应该出现错漏。

篇目、内容缺漏和出处错误

笔者在文章开头已经指出，“整理版”不仅文字缺漏较多，另外还存在大量篇目缺漏的情况。前揭整理说明称：“在《时报》的《凌霄汉阁谈荟》专栏发表掌故文章，总共四十五期中写了二十八篇。”因此“整理版”仅仅到第四十五期，也就是到1931年6月17日的《由样子雷说到香冢》。而核对《时报》发现，之后还有《为谈珍妃惨史》《“选皇后”与“选皇后”不同》《珍妃与翠姐之冲突》等列于“凌霄汉阁谈荟”之下的文章，最后一篇是1931年10月19日的《记杨度》。此外，还有大量通讯和杂文也没有收录其中，因此在总量上“整理版”的搜罗实属不足。

同时，就“整理版”已收录文章而言，在同一文章（因全文分刊于多期或由整理者合并而成的文章）篇目下也有缺漏的情况。如《凌霄汉阁自白》一文，原分三期刊载于《实报半月刊》1935年第一至三期。原刊无“整理版”篇首的目录和各节编号，而缺漏部分则出现在原刊第二期，即“整理版”第68页第八节“'斋名’与'别号’之亶[嬗]变”。此处徐凌霄在举例说明斋名、别号之嬗变时提到“斋名如是两字或三字，纵然本非名号，亦很容易变成了号，两字者本就是'台甫’之全形，即便是三字亦可以把末字抹去”的现象，下面依次以沈宗畸之“南雅楼”、袁克文之“寒云楼”及“寒云寄庐”、黄濬的“聆风簃”为例。而当斋名超过三字且为一个整体（“寒云寄庐”中“寒云”可单独取出）时，则须注意不可随意取前二字为号，原刊分别以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李慈铭的“桃花圣解庵”及“白华绛跗阁”、何海鸣的“求幸福斋”、黄复的“须曼那室”为例，因为这些斋名均为一个整体而不可分割。但是“整理版”将黄濬的一段文字删去未收，或许是他身带汉奸污点的关系吧。现补原文为：“黄濬字哲维，又字秋岳，斋名'聆风簃’，友朋亦或号之为'聆风’，但若现在所署'花随人圣庵’则不能摘二字，称之曰'黄花随’或'黄人圣’。”而这一节中，徐凌霄在原刊插入了一段记者王一之所写的有关徐氏斋名及别号的文字（原为徐氏照片的题识），此文对徐氏的名号介绍颇详，对其文学和新闻之贡献推崇备至，亦全不见于“整理版”之中（占据一页之多，近四百余字），甚为遗憾。

又如《小说丛话》一文，这是一篇在《时报》上连载的文章，整理者还专门在前言中加以介绍，以展现徐凌霄对旧小说研究的深厚功底。不过核对《时报》原刊可知，“整理版”只收录了开头三期而已。其实冠以“小说丛话”这个标题，前后共有十三期之多，光是连续刊载的就有八期（标题下均标有连续的数字序号），此外还有未标序号的五期。而且缺漏的十期中，也不乏诸多重要的论点和考证，故已收录的三期实无法全面展现徐氏的小说研究贡献。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该文的出处完全错误，“整理版”注云“原载于1931年3月25-27日上海《时报》”，核对原刊发现，《时报》1931年3月25、26日第二版刊载的是《凌霄汉阁谈荟》第七、八两期《文坛二怪之趣史》，27日第二版刊载的是《谈荟》第九期《由修道而及于造字》，根本不是《小说丛话》的内容，其发表的确切时间为1928年5月25、26、28三日。

再如《关于〈古城返照记〉》一文，这是一篇由整理者合并而成的文章，但其中收录的文章也不全。此文共由五部分组成，分别为：一、凌霄汉阁启白；二、《古城返照记》叙例；三、答问；四、替《古城》说几句话；五、有鉴于近时文豪作家之多，不敢轻言出版问世。这五部分实为分刊于五期的文字，因均与徐氏《古城返照记》的创作始末有关，故收录于一处也是合情合理，便于读者使用。

《凌霄汉阁启白》前半篇

但是核对原刊发现，“整理版”所收《凌霄汉阁启白》 仅为后半篇，开篇即云：“本阁现在要做小说了，名目就是《古城返照记》。”其实在这么直接的表白之前尚有前半篇《启白》，且重复刊载在三期报纸之上，阐明《古城返照记》创作的缘起。前后两篇《启白》正是小说正文未刊之前的广告和宣言。如《启白》前半篇言：“十稔而还，以小说责望于下走者日夥，而此道实甚不易，其故已详于《小说丛话》矣。”“兹应本报主编之约，勉为《古城返照》一篇，仓卒构思，殊非惬意。律以小说正则，初不相符。惟即景抒情，尚觉言之有物，略资谈助，作如是观。”此外《答问》则是仅收录了前半篇，遗漏了后半篇，是对“你说谈花，是不是夹些风花雪月，迎合弱点，曲文以阿世呢？”“你这书是章回体、是札记体？”“叙事夹以议论是何体裁？”三个问题的回答，对我们了解《古城返照记》的创作意图和体裁也有帮助。

另外，同一期文章的内容也有缺漏的情况。如《“佛法”与“孔道” 洋名与华字》一文，该文共分三期发表于《时报》，在第三期的最末也就是全文末尾，漏掉了原刊中附录的“陈南春先生函”。实则整篇文章正是因陈氏来函质疑徐凌霄推崇佛法“为世界最高深之哲学”一语而起，故这样的缺漏未免遗憾。

而出处错误方面，除前揭《小说丛话》外，其实在整个“整理版”中还有多篇文章的出处注释存在问题。如《访胡记》实刊于《时报》1931年3月14日，而“整理版”误作15日；《八六老人樊增祥去矣》刊于3月21-24日，“整理版”误作22-24日；《文坛二怪之趣史》刊于3月25、26日，“整理版”仅列25日；《由修道而及于造字》刊于1931年3月27、28日，“整理版”误作26、28日等等。史料出处错误，很可能是整理者早先抄录已经留下的问题，本可理解。但如此多的失误以及绝大多数文章没有确切出处，可以推测是此次出版前并未核对原刊导致的。

体例不纯

“整理版”的整理说明主要介绍了本次整理的缘起，可是并没有统一的体例说明和整理标准，因此造成在整理上存在着体例不纯的问题。这其实通过前面两个问题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如每篇文章的出处注释不一致等。

此处还要指出的一个问题，则是徐凌霄在《时报》刊发的文章中，如《凌霄汉阁谈荟》便有好几篇是配插图的，而“整理版”只有在《由样子雷说到香冢》一文中保留了插图。可能是有些文章的图片模糊未能采用，或者是出于香妃可能会引起读者好奇之故吧。而即使在《香冢》一文中，原文因共分三期刊登，故每一期均有插图一幅，“整理版”只收录后两期而删去了第一期。且比对发现，“整理版”所用的香妃戎装画像与《时报》原刊并非一致，两者在眉目上相去甚远。

《时报》原刊香妃图

“整理版”所用香妃图

除却此文，《凌霄汉阁谈荟》诸篇中如《由修道而及于造字》一文中有王士珍和段正元的照片；《真将军与真诗人》有聂士成和天津八里台聂士成殉难处纪念碑图片；《妙峰之妙》有“第一武生杨小楼之道装”照片。上述诸文均收录于“整理版”而删去了插图。此外《凌霄汉阁谈荟》原刊另有《因孙菊仙再说几句平民的平凡的卫生法》一文，内有孙菊仙照片，不过文章未录，插图当然也就不得与读者见面了。

前提《凌霄汉阁自白》一文分三期刊载于《实报半月刊》1935年第一至三期，其中后两期均有大量插图及注文，均未被收录。如第二期中有徐凌霄与莎士比亚及澹斗（但丁）像合影照 、宋晋升手迹及徐氏注文（自道字号的缘起）、袁克文信札及注文、黄濬信札及注文 ，第三期中有严修手迹 （信札文字释读后收入“整理版”，混于原文，但释文有个别错误）。这些照片、信札及徐氏注文的文献价值较大，不应擅加删去，且从全书体例统一的角度出发，也应一视同仁。

《凌霄汉阁启白》，王一之文及徐凌霄与莎士比亚、澹斗（但丁）像合影照片

《凌霄汉阁启白》，黄濬致徐凌霄书

《凌霄汉阁启白》，严修致徐凌霄书

擅改篇名

笔者在校读时发现，于校对而言有一更为麻烦的问题，便是“整理版”对个别文章的篇名做了修改，因此在寻找原刊时颇费了些工夫。如《文人“坐书房” 伶人“坐科班”》一文，原刊名为《书房生活》，分两期刊载于《实报半月刊》1936年第五、六两期。“文人'坐书房’伶人'坐科班’”仅为《书房生活》前半期第一节的标题，而后半期自“青灯之味”一节开始，因此将一个小节的标题作为全文的篇名，在内容上便难以涵盖，这种做法实属欠妥。

当然也需要承认的是，对原本无标题的连载文章，为阅读和编目方便，在不损原意的前提下加拟标题是十分有必要的，如《凌霄一士随笔》《花随人圣庵摭忆》等大部头史料笔记的整理版都做了这类工作，嘉惠学林。不过一旦出现有损原貌的做法，则并不可取的。这里需要补说的是，在新版的《凌霄一士随笔》中，个别篇目也有改动的痕迹。《凌霄一士随笔》在后期的文章中，其实有些本来已经加了标题，如《章太炎弟子论述师说》几篇便是如此。在《国闻周报》的原刊中，分别为1936年第十三卷第三十六期的《章太炎弟子论述师说（上）》（大概徐氏预想并不止两三篇，故舍弃上下之类的命名方式，而“整理版”将“上”径改为“一”）、第十三卷第四十八期的《章太炎弟子论述师说（二）》以及1937年第十四卷第十八期的《章太炎弟子论述师说（三）》三篇。但在新版《凌霄一士随笔》中，共收录了四篇《师说》文，据查可知，整理者是将《国闻周报》1937年第十四卷第三期无篇名的《凌霄一士随笔》（因其内容与三篇《师说》相近）命名为《章太炎弟子论述师说（三）》，而将原先的《章太炎弟子论述师说（三）》改名为《章太炎弟子论述师说（四）》。

分类整理的利弊

最后要讨论的是，此次《凌霄汉阁谈荟》的整理出版以及《凌霄一士随笔》的重新出版，一个新的特色便是对文章按内容进行了分类汇编式的处理。如《凌霄汉阁谈荟》整理版共分为史料杂谈、通讯笔记、品评论辩、科举教育、杂文小品、小说戏剧六类。新版《凌霄一士随笔》则共分为人物、史料、典制、旧闻、文苑、科举六类。这种分类的方式有助于读者根据需要，集中阅读主题相近的篇章，但不可否认也会带来诸多问题。

首先，归类的主题未必妥当。有时候各类之间的边界模糊、交集甚多，一篇文章其实很难一定将其放入某类，而不放于另一类。

如《凌霄汉阁谈荟》整理版中的史料杂谈和杂文小品，都带有个杂字，所以从内容着眼便更难以分界了。又如新版《凌霄一士随笔》中收入“人物”的《清末状元王寿彭》《熊少牧其人》《谈陆润庠》等文，何尝又不是“科举”史料呢？至于“科举”本是“典制”之一，且士子参加科考图的就是“学而优则仕”，因此科举与官制尤其是言官清流等职（涉及科举出路）不可分割。所以“典制”一类中收录了大量这一方面的文章，而与“科举”一类割裂开了。因此，对文章的分类整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整理者的二次创作了。

第二，由于徐氏昆仲的文章都是长年在报刊上连载发表，其本身有时间上先后的次序可以遵循，因此尤其是首次整理的文献，更应该保留其历史原貌。这种原貌不仅是文字内容的层面，更为重要的便是保留文献生成面世的历史过程。

举例来说，《凌霄汉阁谈荟》整理版中的《蜜斯与姑娘》《欧化之三时期》和《洋化的势力 俗化的势力》三文在发生的逻辑上有着紧密的联系，都是藉着近代的称谓变化来谈欧风东渐的问题。如文中引出三篇文章话头的刘半农，以及女性称谓的变化（外来词），明显三篇文章是互相呼应的，且后二文皆因《蜜斯与姑娘》而起。三文第一篇是《凌霄汉阁谈荟》的第十四、十五期，第二篇是第二十一至二十三期，第三篇是第二十四、二十五期，因此若按照时序排列，则可以更为直观地发现三文之间的先后联系。但现在“整理版”既无具体的时间出处，又将其分列于“品评论辩”和“杂文小品”二类之下，导致先刊之文反列于后，打破了原刊文字间的前后关联和生成逻辑。又如在《凌霄一士随笔》中，有些时序性的字眼，更是在提醒读者注意关联性的阅读，而新版的分类方式导致的时序混乱，便会带来翻阅的、不便。如下册第1276页归类于“旧闻”之下的《以服饰状貌威慑外人》一文，开头便有“上期拙稿”四字，而这篇被名为《李鸿章卑视洋人》的“拙稿”因为分类的关系，被置于“史料”之下，放到了中册第851页（二文本在先后相连的两期刊登）。因此若不知此情，要在新版《凌霄一士随笔》中寻找这篇“上期”文章，就如同大海捞针，只能徒唤奈何了。

笔者在这里强调尊重时序的重要性，旨在呼吁保留连载文章生成的历史场景。比如许多文章的行文中其实可以发现徐氏昆仲的写作缘起、文献来源等，而这些因缘往往通过人物的接触和学问的切磋而勾连起来，有时便会给读者展现一种掌故笔记生成过程的现场感，也可以说是一种内在的“文气”。在这个意义上，分类汇编式的整理便会损害文献的历史价值，不仅仅是打乱次序那么简单。据此，错字百出的山西古籍版《凌霄一士随笔》，因其按时序排列，反而还有索引工具的作用，在“文气”的贯通上也仍有其价值。

结语

徐凌霄、徐一士昆仲留给后世的史料掌故宝库实在太过丰富，其自拟的栏目名称也因其创作生涯的长久而变得庞杂无比。就笔者所知，光是徐凌霄本人的笔记文章，冠以“凌霄汉阁”之名的就有谈荟、谈丛、谈往、谈文、谈戏、随笔、笔记、论诗、论唱、剧谈、剧话、诗话、联话等等系列，此外还有大量没有归类、不入系列的文章（如整理者所提的通讯报导等）。因此，此次整理徐凌霄的独著，以“谈荟”为名加以总括，未尝不可。但是在独著整理尚属起步的阶段，整理工作似乎还应以广搜博采为基础，以保存原貌为准则，循序而渐进，慢工出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