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人民的吃盐问题，让北宋官员打了半个世纪的嘴仗
引言：
“你为何不吃食盐？那神圣的誓言一旦实现，便能使争斗的双方握手言和，能使宿敌看上去如同兄弟。”——1814年，伟大的英国诗人拜伦在长篇叙事诗《海盗》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拜伦所描述的，是来自于阿拉伯地区的悠久传统：在那里，用食盐款待客人是最高的礼节，客人吃了主人的食盐，代表着与主人之间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忠诚与友谊。
在许多国家的习俗中 食盐都具有神圣意味
然而，拜伦所不知道的是，在他写下这些诗句大约七百年之前，一个更遥远的东方古国内，正为了食盐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很明显，在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友谊可言。
宋仁宗的头痛
嘉佑四年六月，宋仁宗赵祯不太高兴。
影视剧中的宋仁宗
数日前，江南西路送来呈状，称虔州府有一个名叫戴小八的盐盗，纠集了一干亡命徒，揭竿而起，攻略州县，在当地闹出了偌大声势。
按理说，宋仁宗应该早就习惯了。根据统计，在北宋167年的历史中，有据可查的起义事件多达230起，平均下来，每年大概1.4起，压根算不上什么稀罕事。
然而，这份呈状里有两个“关键词”，还是让宋仁宗坐立不安——一是“虔州”，二是“盐盗”。
“虔州”（今江西赣州），是江南西路面积最大的州府，而靠贩卖私盐发家致富的盐盗，则是虔州地面上最大的“特产”之一。
江南西路地图（出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插播一个知识点——私盐贩子，在北宋时期并算不得罕见，特别是在江浙一带的海盐产区，甚至不少乡绅士子，都在私下里做着这份生意。
与私盐贩子不同，所谓“盐盗”，是专指拥有武装的贩盐集团。这些人虽然以贩卖私盐为主业，但仗着人多势众，时不常地也干点明火执仗、打家劫舍的买卖，让地方州县极为头痛。
历史上最出名的盐盗——黄巢
虔州之所以盛产盐盗，有两大原因——其一，虔州这个地界，实在是落草为寇、啸聚山林的一块宝地。
从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虔州府所在的这片区域，东有武夷山，西有罗霄山，南边则是“五岭逶迤”中的大庾岭，境内大大小小的山峰更是不计其数，是典型的丘陵地形。
现代赣州地形图
这种“地无三里平”的地形，对于以耕种为生的普通百姓来说，可以说糟糕透顶，但在盐盗眼中，简直是得天独厚——地形复杂，意味着交通、信息都极为不便，贩卖私盐时，只要不在州府县城招摇过市，基本不会有官差来捣乱。即使走了背字，赶上官府清剿，盐盗们只要往随便找个山窝子一钻，也就万事大吉了。
背靠如此便利的地形，虔州百姓们自然很难老老实实地在土里刨食。于是，百姓们一批批地放下锄头犁铧，争先恐后地加入了盐盗这个大有“钱途”的事业当中。正如名臣包拯呈给宋仁宗的奏议中描述的，此时的虔州，已经是“累岁贼盗充斥，如类行者，结集匪党，大为民害”（《包孝肃奏议集》）。
影视剧中的包拯
地理环境，说到底不过是表象，造成虔州盐盗横行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其实正是北宋朝廷自己。
北宋时期的食盐产业链的运营方式，除了京城以及各州县府城中有商户零售之外，在最广阔的乡村中，主要实行的是“划定销售区域基础上的官收、官运、官销”——也就是国家从各地盐场统一收购食盐，然后按照销售区域和配额数量，将食盐运输到各地，由地方官府，按照“人丁口数”统一配卖，也就是著名的“计口食盐”。
宋代盐区划分（出自《宋代盐业经济史》）
举个例子：按照盐区划分，开封是山西解州池盐的销售地，每年，开封府都会将今年的盐额、盐价通知到各个下属的各个乡村里，乡村则根据各家各户的人口登记造册，报回开封府，开封府再根据登记人数，给每家每户发放“历头”——一种类似于“粮票”的购买证。
粮票曾经是家家户户的必需品
池盐运来了，开封府的小吏便将食盐押送到乡里，百姓们就拿着“历头”前来购买食盐，有现钱便交现钱，没有现钱也可赊账，待到夏秋交赋税时再一起算账。
这种运行方式，好处在于有效节约了行政成本，最大化提高了食盐的销售收入，但问题也显而易见——当一件商品完全垄断了市场时，谁还会去关心质量问题呢？
而虔州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当时，虔州府行销的是江南一带出产的“淮盐”。这些食盐，从淮南装船，经过运河进入长江，又在江州（江西九江）一带转入赣江，一路逆流而上，才能够抵达虔州。
当时 赣江是虔州唯一的运输途径
经过这么一通折腾，食盐运送到虔州之后，早已是“卤湿杂恶，轻不及斤”，不仅如此，长途运输的船费、人工、损耗，最终都摊派到了盐价上面，每斤官盐“价至四十七钱”（《续资治通鉴长编》），使得老百姓们苦不堪言。
当老百姓们既不愿吃，也吃不起官盐时，盐盗的生存空间就出现了。
这些盐盗聚集起来，翻过大庾岭，从广南东路（今广东省）的盐场贩来质量优良的“广盐”，廉价出售，深得百姓欢迎，盐盗们的实力也得以不断扩张，北宋朝廷的食盐运销制度在虔州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彻底变成了一纸空文。
虔州盐盗们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宋仁宗的头也就越来越痛了。在他在位时期，虽然曾派出诸如蔡挺等能臣专门整顿虔州盐务，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这些“钦差大臣”离开后，虔州盐务又回归原样，“外甥打灯笼——照旧”。
蹇周辅的办法
虔州的盐务问题虽然严峻，但相对于整个北宋来说，毕竟是个区域性的问题，皇帝也不可能天天盯着这里不放。于是，这个问题就这么一直拖了下来，一直拖到了宋神宗元丰年间。
宋神宗赵顼
这时，虽然“熙丰变法”的旗手王安石早已在江宁隐居，但朝中的实权依然掌握在蔡确、韩缜、章惇等变法派干将的手中，再加上宋神宗的鼎力支持，北宋的政局仍然呈现着“一边倒”的态势。
众所周知，“熙丰变法”虽然包含了“青苗法”、“免役法”等诸多条目，但核心思想只有一个——“富国强兵”，说白了，就是要不断地提高朝廷的财政收入。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盐课作为北宋朝廷的财政支柱，必然要迎来新一轮的改革，而虔州的盐务问题，也就再一次被摆到了桌面之上。
要整顿问题丛生的虔州盐务，就必须要找到一个精明强干的人物。宋神宗挑来挑去，终于找到了一个人选——蹇周辅。
在《宋史.卷三百二十九》中，是这样介绍蹇周辅的——“成都双流人，少与范镇、何郯为布衣交。年未冠，试大廷，不第。镇、郯既贵达，周辅始特奏名，再举进士”
这段史料很有意思——“特奏名”是宋代科举的一种特殊规定，专门针对那些屡试不中的举子，经推荐、考试合格后，特别赐予的进士出身。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蹇周辅的学习成绩应该不怎么样，甚至这个“特奏名”出身都来的有点可疑——否则，为何等到好友范镇、何郯“贵达”时，蹇周辅才混上进士？
宋代科举考试图
不过，蹇周辅虽然读书水平一般，办事的水平却相当不错。自从入仕以来，先后做过宜宾、石门两县的知县、安肃军（今河北徐水）通判、御史台推官、淮南转运副使等职务，成绩都相当不错，算得上是个少见的业务型干部。
于是，元丰三年四月，蹇周辅升任三司副使，作为朝廷特使，前往虔州整顿盐务。
到达虔州后，蹇周辅四处走访，不到半年就摸清了情况，并将整顿虔州盐务的办法写成呈状，递送给了宋神宗。
宋神宗看到蹇周辅这么快就拿出了办法，心中暗喜，但当他翻开蹇周辅的呈状时，却顿时两眼一黑——
在呈状中，蹇周辅指出，虔州盐务的问题，核心在于淮盐“运路险远”，只有改革食盐销售区域，引入广盐，才能真正解决虔州的盐务问题。
看到这里，宋神宗差点把呈状扔出去——废话！要这么容易，朕下一道旨意就改了，还用的着你？
宋神宗生气不是没有原因的——蹇周辅所提出的办法并不新鲜，实际上，在三十年前，就虔州百姓吃淮盐还是吃广盐这个问题，朝廷已经争论过好几次了。
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当时的广南东路转运使（相当于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李敷、王繇就提出了将广盐引入虔州销售的建议。随后，在宋仁宗至和、皇佑、嘉佑年间，都曾有官员提出类似的办法，特别是嘉佑年间的一次大争论，朝中官员以及江南西路、广南东路的十余位地方官，翻来覆去地争论了近一年，各种奏折堆成了山，最终也没争论出个结果来。
看到这里，大家估计要骂：一道旨意就能解决的问题，竟然拖了三十年，北宋官员太懒政啦！
其实，这个问题还真没这么简单——核心原因在于，淮盐与广盐的体量，差距实在有些大。
根据《宋会要.食货》的记载，宋代淮盐的产量，在宋真宗时期就已经达到了215.4万石，约合1亿零7百万斤，而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这个数字更是暴涨到了惊人的320万石，约合1亿6千万斤！
海水盐场
与之相比，广南东路的盐产量，在有明确记载的宋仁宗时期，最高也不过51万余石，大概2千5百余万斤左右，与淮盐产量相比，广盐就是个弟弟。
两相对比，结论就很明显了——淮盐体量大，为了保证盐课收入以及地方官府的开销，朝廷就要确保它的正常销售，一旦将虔州从淮盐销售区域中分割出去，势必对淮盐销售产生冲击。
何况，若是其他州县有样学样，一起闹将起来，皇上岂不要被吵昏过去？这也难怪宋神宗要生气了。
好容易压住了火气，宋神宗又拿起呈状，细细读了下去，才读了几行，宋神宗便大喜过望，连连称赞起来。
原来，蹇周辅不但找出了问题，还提出了一个天才般的解决方案——在虔州引入广盐的同时，将虔州原本的淮盐配额拆分，加到江南西路其他州府之上，如此一来，既能解决虔州私盐泛滥的问题，又不影响淮盐的销售，可算是一举两得。
煮盐图
此外，蹇周辅还提出，在虔州所销售的广盐，属于新增收入，理应不再拨给地方，而是直接运至京城，进入朝廷的府库之中。
宋神宗正愁无钱开销，蹇周辅的这一手“乾坤大挪移”，可说是直接搔到了宋神宗的痒处，于是，宋神宗迅速下旨，蹇周辅一人兼任江南西路、广南东路两路提举，专门掌管盐政事务，而蹇周辅的新盐法，也于元丰四年全面铺开，自此，“广盐”正式进入了虔州百姓的生活当中。
那么，蹇周辅所推行的新法，效果究竟怎么样呢？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的记载，仅元丰五年上半年，“广盐”在虔州的销售收入就达到了14万缗，也就是1.4亿文钱，而虔州的盐盗问题也得到了缓解，效果可以说是相当良好。蹇周辅也因此平步青云，一路升迁，当上了开封府尹、户部侍郎，成了朝廷大员之一。
朝廷增加了收入，蹇周辅升了官，一切顺风顺水，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着。
然而，在大好形势的背后，有人不高兴——准确的说，有许多人不高兴。
这些不高兴的人，便是江南西路其他州县的官员们。
道理很简单，虔州盐政的改革，不仅没有给其他州县带来一点实惠，反而凭空多了大量摊派下来的淮盐销售任务，换做是谁，都高兴不起来。
不仅州县和百姓们不满意，就连蹇周辅的接班人，新任的江南西路提举刘谊也很恼火——现在各州县群情激奋，你倒拍拍屁股走人了，让我来收拾烂摊子，哪有这个道理？
于是，元丰五年，刘谊连上三道奏折，称蹇周辅的盐法闹得各地“道途汹汹，以卖盐为患”，要求变更新法、回归旧制。
很快，宋神宗的回复就到了：新法保持不变，刘谊就地免职。
宋神宗的态度很明确——谁胆敢跟朕唱对台戏，谁就马上卷铺盖走人！
在宋神宗的强力压制下，反对新法的官员们都乖乖地闭上了嘴，默默等待着反击的契机。
保守派的反攻
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十岁的宋哲宗赵熙继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
作为一个保守派官员的坚定支持者，高氏掌握大权之后，迅速将因反对“熙丰变法”而被罢黜的官员们召回朝中，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人再度被启用，对“熙丰新法”早已深怀不满的官员慢摩拳擦掌，一场大清洗已经迫在眉睫。
太皇太后高氏
作为“熙丰变法”后期的主要成果之一，蹇周辅的盐法首当其冲，成为了保守派们“集火攻击”的对象——
元丰八年四月，也就是宋神宗驾崩仅仅一个月后，太皇太后高氏便下诏，派保守派骨干、监察御史陈次升赴江南西路，彻查蹇周辅盐法。
虽然保守派们将火力对准了蹇周辅，但他们十分清楚，蹇周辅对于变法派而言，只不过是一个小卒，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将蹇周辅与朝中的“变法派大佬”蔡确、章惇等人捆绑在一起，聚而歼之。
元祐元年正月，侍御史刘挚上书弹劾蔡确，列出了蔡确的十条大罪，其中的第五条，就明确指控蔡确的弟弟犯法，蹇周辅两次担任主审官，都帮助其洗脱了罪名。因此，虽然蹇周辅的盐法闹得江南西路人神共愤，蔡确仍不断地在朝中替蹇周辅说话，是典型的“屈公法而报私恩”。
朝堂上的宋代官员
几乎同时，察举江南西路盐务的陈次升、御史王觌等人也上奏，称蹇周辅的盐法实质上是聚敛民财、欺瞒朝廷，为自己加官进爵增加砝码。
接到这些奏章后，元祐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太皇太后高氏下旨，将参与过盐法改革的官员尽数贬黜，蹇周辅被贬为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他的官宦生涯也就基本终结了。
就在蹇周辅被贬仅仅十天之后，蔡确也被赶出朝廷，外任陈州（今河南周口）知州，朝中变法派的一角已然崩塌。
然而，虽然蹇周辅被赶出了权力中枢，但对于保守派来说，这事儿还没完——很快，在针对变法派另一重臣蔡确的攻击中，蹇周辅又被拉了出来，成为了“陪斗”的对象。
元祐元年闰二月，御史吕陶上书弹劾章惇，其中有一段写得尤为有趣，衔笔忍不住要转述一下：
“熙宁年间，章惇曾经查访荆湖南路，就曾考虑过引入广盐替代淮盐，只不过没有实行。后来到了元丰年间，章惇掌握大权，便游说皇帝实施新盐法，这才有了蹇周辅在江南西路变更盐务的事情。不仅如此，章惇恐怕蹇周辅摸不清头绪，还专门写了一封密信给他，详细交代了实施的办法，因此，江南西路的盐法，实际上是章惇在内主持，蹇周辅只不过是个办事的傀儡而已！.......如今蹇周辅等人都已被贬黜，而章惇却安然无恙，这怎么能够体现法度公正，让天下人引以为戒呢？”
在衔笔看来，吕陶先生不应该做御史，而应该去写剧本——这个故事写得有头有尾、情节生动，还颇有些“阴谋论”的意味，相当有卖点——唯一的硬伤就是，章惇既然给蹇周辅写的是密信，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很显然，吕陶所说的罪名，大有捕风捉影、罗织罪名的嫌疑。
然而，在这场保守派对变法派的大反攻中，结果是早已注定的了，吕陶所提供的，不过是个由头而已，至于这个由头是否真实可信，压根就不需要考虑。
这封弹劾奏章递上去后，很快，章惇也遭贬外放，到汝州（今河南汝州）做了知州，保守派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章惇后来又数度起落 直到宋徽宗在位时方才去世
随后，江南西路盐政新法被尽数废除，这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历经了争论、实施、党争，终于在保守派官员的无数口水中落下了帷幕。
尾声：
新法废除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江南西路，各地官员纷纷以手加额、交口称庆，对于他们来说，肩上的重担终于卸下，日子又回到原本该有的样子。
在这场狂欢中，虔州百姓的意见被自动忽略掉了，并且自此之后，虔州百姓还要再忍受大约500余年“民苦淡食”的日子，直到清代，虔州并入两广盐区，“广盐”才正式回到虔州百姓的生活当中。
不过，对于这些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官员而言，这大概是最不必考虑的问题吧。
参考文献：《宋史》、《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包孝肃奏议集》、《宋代盐业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