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是如何被发现的？
2019-09-06 09:13
从莫高窟第16窟前室看到的藏经洞口
关于王圆禄发现藏经洞的方式和经过，众说纷纭。
曾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1849—1917年），在1903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最早提到藏经洞的发现经过：“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刹，宜其尚有孑遗。闻此经出千佛洞石室中，室门镕铁灌之，终古不开。前数年，始发键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叶昌炽的信息，辗转得自于时任敦煌县知县的汪宗翰（一作汪宗瀚，1845—？年），难免失真。
敦煌县知县黄万春（1906—1907年在任）于1906年向清廷学部呈交的《敦煌县乡土志》中，第一次借机向中央政府汇报了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事情：“县治南四十里千佛洞，光绪庚子孟夏，新开沙压佛龛，乃掘得复洞，内藏番汉释典、铜铸佛像、纱绢绘造佛像。侧立碑云：'大唐大中五年（851 年）沙门洪立。’”《敦煌县乡土志》中关于藏经洞发现经过的记载，与郭璘《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如出一辙，显然县政府采纳了1906年前后当地很流行的一种说法。
斯坦因于1907年3月16日初访莫高窟，从易昌恕的口中打听到有关藏经洞发现的一些细节。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了易昌恕的说法：“发现写本储藏物的地方远在靠北面的一个大洞窟中，该窟的墙壁上有最近修复过的迹象。通往该石窟寺堂的入口处以前曾被落下来的岩石碎块和流沙阻塞着。在清理了入口处之后，又在庙堂里和前室里慢慢地进行着修复工作；连接庙堂和前室之间的通道画有壁画，在进行修复工作的过程中，受雇的工匠们注意到了通道的壁画墙壁上有一条裂缝。在这条裂缝的吸引下，工匠们发现了一个洞口，这个洞口通往一个壁龛或者小室，这个龛室是从通道右手涂着灰泥的墙壁背后的岩石上挖空形成的。”
从莫高窟第16窟主室看到的藏经洞口
斯坦因在《塞林底亚》中又记录了易昌恕的说法：“发现写本窖藏物的地点是一个大庙室，位于主要一组石窟寺北端的附近。该窟室的外建筑被涂绘得五彩斑斓，可以证明它最近经过了大规模的修复。这是由王道士开始并持续的虔诚劳动的结果，他于大约7年前立足于此地。通往石窟寺的入口处以前曾被塌落的岩石碎块和流沙所阻塞，再往南的一些位于悬崖脚部的石窟寺现在仍然部分地面临着相同的境地。当在庙室里和现在被其前室占据的地方缓慢地进行修复工作时，受雇的劳工在画有壁画的甬道墙壁上注意到了一条裂缝，这条甬道连接那两处地点。这样就发现了一个洞口，这个洞口通往一个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壁龛，或者是一个小室，位于甬道那涂抹有灰泥的北壁之后。”
1907年5月21日，斯坦因在莫高窟安营扎寨。斯坦因在1907年5月23日日记中记录说：“据王（圆禄）说，现在甬道墙面上遍绘的这层壁画，也曾覆盖了被隐藏起来的入口。最初，是一条裂缝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当打穿了灰泥屏墙后，便发现了一间装满写本捆子的小室。”这是斯坦因最早记录下来的王圆禄关于藏经洞发现过程的自述。
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也记录了王圆禄告诉他的有关藏经洞发现的过程：“道士曾经告诉我们说，当他在大约8年前最早定居千佛洞的时候，他发现通往这个石窟寺的入口几乎完全被流沙堵塞着。鉴于附近其他洞窟的状况，以及这个特别的石窟地面比较低洼这一事实，当时流沙在入口处堆积的高度有可能达到10英尺以上。靠着虔诚的捐款收益，我们的道士只雇佣了几个劳工进行清理工作，刚开始时是一点点地往里挖，速度慢得出奇；就这样，王道士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把整个宽甬道清理出来，其纵深达40英尺左右。当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当道士忙着在庙室台座上装配新塑像以取代损毁了的旧泥像的时候，他注意到了甬道右侧画着壁画的墙上有一条小裂缝，在涂着泥层的墙面之后，似乎有一个壁龛，而不是坚固的砾岩，该庙室及其入门就是从这种坚固的砾岩上开凿出来的。当他将缝口剥大时，他便发现了一个小室及其里面的存放物，就像我现在看到的这样。”
洪䛒塑像
斯坦因在《塞林底亚》中也说：“根据王道士告诉我们的情况，事情似乎是以下这样的。当他于大约8年前初到千佛洞定居时，他发现，通往这处石窟寺的入口处几乎完全被流沙所湮没。鉴于附近其他石窟的状况，以及这个特殊庙室所处位置水平较低的情况，在前室区域塌落岩石堆后面已经堆积起来的流沙有可能越升越高，在通往庙室的入口处达到9英尺或10 英尺。靠虔诚得来的募捐，一开始时像滴水一样，缓慢得可怜。靠募捐收益只能维持少数几个劳工的劳动。因此，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把纵深达24英尺的宽阔甬道全部掏干净，然后又把钻进庙室里的大量沉重沙子清理了出来。当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之后，当工作正在进行到安置那些道士急于塑造的新泥塑像时，劳工们注意到了入口右手甬道墙壁壁画上的一条缝隙。在涂抹灰泥的壁面之后，似乎存在着一堵砖墙，而不是坚固的砾岩，庙室和甬道就是从这种砾岩上开凿出来的。当打破这堵砖墙之后，便发现了一间小室，或者是侧庙室，以及隐藏在其中的存放物。”
斯坦因1907年5月为王圆禄拍摄的照片
王圆禄1911年撰写的《催募经款草丹》中说：“兹有甘肃省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贰拾陆年五月贰拾陆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壹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数万卷，上注绎，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 槃 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文中为了神化发现经过，强调说“忽有天炮响震”（最多可以理解为夏季清晨雷电交加），“忽然山裂一缝”（最多可以理解为局部塌方）。但是王圆禄“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壹所，内有石碑一个，……内藏古经数万卷”的描述，应该还是客观的。
不管藏经洞是如何发现的，基本上可以认定发现者是王圆禄或他的手下人，发现地点肯定在莫高窟第16窟。这里属于下寺管辖，是道士的势力范围。藏经洞又是道士王圆禄及其手下人偶然发现的，因此王圆禄很容易将藏经洞文物看作是下寺的财产。虽然藏经洞文物绝大部分是佛教文物，但发现后却一直掌握在道人的手中，原因便在于此。
（来源：敦煌书坊，文章摘编自王冀青著《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