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炙名师在燕园 | 文学随笔（3） / 四六文摘

文心雕龙

【作者简介】

毕光明，湖北浠水人，武汉大学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海南省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与作家作品研究，出版有《文学复兴十年》《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批评的支点：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纯文学视境中的新时期文学》《纯文学的历史批判》等学术专著，有论文和专著获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专著类一等奖。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史”。

毕光明：朋友圈随笔（3）

难忘初读夏志清

手工时代的文学研究，搜集资料的效率肯定不如电子时代高，但是看到喜欢的书就动手摘抄，学到的东西可能更入心入脑。

夏志清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今天已是人尽皆知，大陆也出了简体本，但在1985年，能够读到它并不容易。我是在北师大图书馆的教师研究生阅览室读到的，台湾传记出版社1979年的竖排版，几天后去北京图书馆接着读，是香港友联出版公司的横排本，一边读一边抄录书中重要的或精彩的片段，在寓居北大西门娄斗桥的室友崔立斌赠给的大开面笔记本上抄录下满满59页。

今天的人读这本书不会有激烈反应，而我当时感觉是在读一本从天而降的奇书，每一页文字都令我激动兴奋，因为我们这些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在现代文学课堂上没有听过老师讲沈从文、张爱玲和《围城》，而主要还不在从这本书里知道了原来不知道的作家，而是海外学者的文学批评视角跟我们已经习惯的一套有太大的区别。除了著者露骨的政治立场和对赵树理的贬低让我感觉不适之外，书中绝大部分的作家作品分析，都让我觉得别致而精彩，私心就把它看作了文学研究的范本。

在北京图书馆面朝北海公园的阅览室里抄录这本书，是一段愉快而幸福的时光。每天早上在北大学生食堂吃过早餐，带上两个馒头，从北大西门坐332路公汽，到动物园换103路到北图，进图书馆看书抄书，中午出来买一杯酸奶就馒头，惬意无比。

有一次我还把毕红霞带了去，她才几岁，我把她安顿在团城公园，叫她在哪里玩，别乱跑，中午我才从图书馆出来带她吃东西。我不讳言我后来从事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在文学评价标准的运用上深受《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至今我还坚持认为搞文学研究的人需要从一个时代的文学里遴选佳作予以品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各种研究方法。

整整20年后，2005年8月22日，我在北大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买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但放在书架上一直没有打开。

2020.07.10

亲炙名师在燕园

燕玲主编发来他们刚刚刊发的洪子诚老师的这篇文章，大概是希望我转发到朋友圈里，我欣然从命。

洪老师和他所写的这五位先生，是共和国最高学府里培养出来的一代最优秀的学者。洪老师用精确而透着华彩的语言，节制而舒放的语调，生动而有包孕的细节，勾勒了与他同时代出生，或是先当过他的老师后来成为同事，或是先是同学后为同事的几位先生的人格风范、性格特点、精神个性与学术历程及成就贡献，在随笔式的行文里做出的是卓有见地的学术评判，为现当代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和当代高等教育史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参考文本。

对洪老师和他写到的这几位老师，我一直以景仰的心情去学习他们的治学态度与成果。借着进修的机会，1984年第一次听到洪老师的课，为他处理当代文学史的独特方法和思想创见而惊奇、敬佩，1995年蒙他成全，做了一年他的访问学者，实现了我当他的编外弟子的心愿。

在把文学和知识当作信仰的年代，从外地到北大听课，跟当年从国统区奔赴延安寻求真理大约好有一比。洪老师的这篇文章，把北大这几位老师讲课的神采又带到了我眼前。真是三生有幸，这几位先生每个人的课，我至少听过一门。乐黛云老师的比较文学和小说分析方法，严家炎老师的现代小说流派，谢冕老师的新诗研究，孙玉石老师的《野草》研究和象征诗，钱理群老师的鲁迅研究和周作人研究，至今我还保留着完整的听课笔记。乐老师开课的盛况，只能用过节日来形容，因为实在太火爆。这次读了洪老师的文章，我对乐老师又多了一层敬重。我的启蒙情结，受钱理群老师的感染最深。

1986年的一个晚上，也在北大进修、同住在娄斗桥的张嘉谚拉我去钱理群老师宿舍看他，本来打算聊几句就出来，哪知道一聊起来钱老师就兴奋得停不下来，一直聊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多。由于从事当代文学，在北京时去洪老师和谢老师家里请教最多。

1983年我在黄石市新华书店里买到谢冕老师的《共和国的星光》，哪知一读起来竟兴奋得睡不着觉。1984年秋季终于挤进了他的教室听他讲朦胧诗，那种感受比今天的歌迷听到周杰伦现场演唱还要激动。

1985年夏季，谢老师和洪老师主持当代新诗艺术群落研究，我跟着樊洛平一起承担了象征诗群体的研究任务，在每周一次的讨论课上对新诗了解步步加深。谢老师住在蔚秀园25楼，我和洛平住在他楼下的娄斗桥胡同，相距不过几十米，有一天晚上，我俩还传谢老师的话，把北岛约到他家谈了一个晚上。

1995年到1996年做访问学者期间，谢冕、洪子诚老师主持的“批评家周末”，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思想交流的刺激和快乐。读洪老师这篇文章，每个人都会产生联想，但不管怎样，在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界，这一代学者的精神历程和创造成果，具有独特的魅力，值得深情地回望和反复地阐释。

——读洪子诚《纪念他们的步履——致敬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五位先生》（7月10日发表于南方文坛公众号）

补记：

30后、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当下人文学界活跃着6个世代的学者，代际差异应该是存在的，但就其对学术、文化、社会所负有的责任来说，共同性还是大于差异性，不然每一代人的思考与写作就没有什么意义。就创造成果而言，不同世代的学者，各自所经验到的历史生活，会在他们的创造成果上打上烙印，同一世代的学术风貌会呈现出相近的特征。

跟文学一样，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代际相近的，承继关系会更明显，远了就会模糊。我们不难看到30后、40后对50后、60后的影响，但看不出梁启超那一代对30、40后有多大影响。

2020.07.10

《中国》终刊备忘录

文学期刊的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学术推进。

1985年由丁玲创办的民办公助刊物《中国》，不知是否有人研究。《中国》从创刊到终刊，是八十年代的一个文化事件，也是一桩文学公案。

该刊原打算办成一个老年文学期刊，但实际上发表了很多青年诗人和小说作者的作品，不仅推出了新生代诗歌，还发表了残雪、格非等人的先锋小说，另外还发表过锋芒毕露的理论文章，因此《中国》应属“八五新潮”的组成部分。我手头有10本《中国》杂志。

1986年双月刊我只买到创刊号，1986年改为月刊后，我在4月份买到第3期，其余8本都得自于1986年秋季在社科院文学所上高级进修班期间。86年12月18号我去团结湖看北岛，在北京画院见到他，临走他赠予3本《中国》，是当年的第7、8、9期。

当天晚上，编辑《中国》的诗人牛汉在北大西门办公楼礼堂，为北大文化艺术节做讲座，由于他侧重于介绍青年诗歌从朦胧诗走到了新生代，而没有回应学生已经听闻的《中国》受到干预的消息，听演讲的学生把他轰下了台，换上青年编辑吴滨上台讲《中国》要被改刊的经过，现场气氛才得以调整，学生的情绪得到了释放。我当时既为牛汉先生感到难堪，又为第一手诗歌研究资料的记录被打断而不胜遗憾。

得知《中国》要划上句号，几天后的12月24日，趁文学所进修班那天没课，我就倒公交去了阜成门外的《中国》编辑部，想把全套16本杂志都买全。

可惜，编辑部存刊也已经不全，这次只买到第1、5、10、11、12期的共5本。从终刊号上，可以看到中国作协党组关于调整《中国》文学月刊的决定。终刊号首页是是致读者，题为《中国》备忘录，备忘录以七月派一位被冤屈而死的诗人的诗句作结的：“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不由让人猜测致读者出自牛汉先生的手笔，因为他时七月派里最重要的诗人。牛汉先生我只见过两次，印象中他身材高大，身板挺直硬朗，很像他诗作《半棵树》里那棵被雷电劈掉了半边但还是倔强地直立不倒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