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我的父亲
写了《章永潘二、三事》后，觉得言犹未尽。今日有幸见到89岁的章永潘孙女，写下她的口述以作补充。
爷爷章永潘我亲眼见过，他死的时候我已经十三岁了。但是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是我奶奶告诉我的。
他没上过学，却认得字。他识字的场所是在水碓-----我家里的一种碾米工具，在水的流动下，用石磨舂米。水碓边上到处是沙子，我爷爷就着沙石写字练字。认到的字在沙堆里一遍一遍地写，直到牢记；不认得的字回家问有文化的人。
认得字了，他看医书，慢慢了解治病的药。爷爷在家门口摆摊，一张桌子，桌子上摆满瓶瓶罐罐，瓶瓶罐罐装满各种药物。那时小孩最常见的毛病是头上生疮，生痈毒，俗话叫“癞头”。几乎每个小孩头上都长满了ding、疮，凹凸不平。我爷爷胆大，他用刀把人的头皮割破，放脓放血。小孩整个人到处是血，哇哇大哭，我在傍边看得心惊肉跳，他却处之坦然。
让他出名的是两件事：一个住在山里里凹村的人被野兽（狼或者某种凶猛的动物）咬了，据说内脏都不全了，被野兽吃掉了。然后抬到我家，我爷爷居然把他治好了。
一个村的妇女被人打伤，肠子都掉了出来。情急之下，对方来我家接爷爷。爷爷把肠子放回肚子，缝好伤口，并嘱咐对方注意事项。最后病人恢复得很好。此后我爷爷名声大震，人人都夸他医术高超。
他收了四、五个学徒，有大唐的yong qian （在我家十四年），白沙镇的屠如春，横木村的ke ke,金华的樊医生（又叫吉吉鬼）。其中一位徒弟，偷偷用铁钳去桶里偷铜钱，因为看病时，病人自觉把铜钱扔在一个桶里（我爷爷从来不数）。爷爷把他暴打一顿，赶走了。
爷爷有几下 “三脚猫”功夫，打架厉害，一人可以挡四、五个。爷爷田地管理有方，庄稼收成多，有人嫉妒。有一次趁稻谷收割的季节，某两人准备把我爷爷和我父亲谋害，抢夺我家的财产。因为我爷爷就我父亲一个孩子。
对方四、五人出其不意在稻田和我爷爷干起来，我爷爷一人把他们摁倒在大桶（供稻谷脱粒的工具，木头做），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只能用暗招，趁我爷爷过羊坞龙山岭时，七、八人把我爷爷伤得不省人事。
他们认为我父亲必定要去救我爷爷，途中一定会走唯一通道--羊坞龙山岭。他们在那里设下了埋伏。但是我父亲识破了他们的诡计，没有从山岭上走，而是选择水路。
我父亲背出我爷爷时，发现我爷爷身上被砍十七、八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爷爷用医生的常识吩咐父亲不能让他睡觉，说是流血过多，睡去就会永远醒不过来。我父亲一直守在我爷爷身旁，不断叫醒昏迷的爷爷，帮他擦血、清理，敷药，最终我爷爷捡回一命。
经过这一次，别人说起爷爷的“三脚猫”更佩服了，再也没人敢来抢夺我家的财产。
但是厉害的爷爷仅仅活了63岁，不知道的是什么原因去世。那时家里已经很有钱了，田产很多，爸爸请了七、八个长工。我开始读书，家里有私塾先生，学习很自由，地点就在家里，时间随早随迟，内容也简单：“小小猫，跳跳跳”，“鸡叫了，天亮了”……其中一个老师是里胡村的胡记樟。父亲很忙，没时间管我们，他担任柏社乡乡长，但是他的朋友也有地下党。
有一次菩提源的地下党老凯头（学名赵光烈）被老丁部队（土匪）捉去了，我爸爸找到老丁部队的人员，故意和他们聊天。老凯头说我去拉个大便，然后趁机逃走了。
东叶村的秋涨（后改名方正）也是地下党，被老丁部队（土匪）抓去横坑受刑。秋涨的妻子雪花来求我父亲帮忙。雪花借了过山笼（一种轿子的名称），让我父亲坐在里面，抬到老丁部队。我父亲有一定的身份，再他出面保释下，秋涨被释放回家了。秋涨非常感谢我父亲，他说自己吃够了了苦头，手指甲里被戳进缝衣针，鼻子里被灌烧酒。
解放来了，因为父亲是国民党的乡长，房屋田产又都很多，必须被批斗。
我十八岁那年的二月十九，在桥头村召开大会，我父亲一人，普提源两人，澄宅口一人，整个马涧区一共有十六人被宣判。那场面人挤人，很热闹。我妈妈、我、两个弟弟（一个十三岁，一个七岁）都去了。当时xx的女儿叫包香和我说，那天父亲可能会出事情，让我们最好都回家。
我妈带着我弟弟回家了，我一个人留在会场。我站在那儿，他们（站岗的民兵儿童团）不允许我走动，不允许我看父亲，有的人指着我的鼻孔骂；但也有几个好心的说，谁没有父亲，谁不心痛父亲，让她走去看一下吧；还有一些人偷偷把钱给我，我钱刚接来，对方人已经走出老远，我不认识是谁给我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给我钱。
后来我父亲等十六人被卡擦了。我用别人给的钱买了香纸去烧给我父亲。大家都散了，十六人一排躺在那里，就我一个活人，其他家属一个也没有。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天下着毛毛细雨，桥头当地人-----我哥女儿的乳娘，不断来喊我，说快点回去，到她家去，我就是不肯走。天慢慢变黑了，我有些害怕了。我远远看见一个人影，黑黝黝的，慢慢朝下初畈村方向走去。我有个姐姐嫁到那个村，我就大声喊“你这位叔叔或者伯伯，帮个忙去告诉我姐姐过来，我一个人在这里呢。”
后来我姐来陪我，我妈妈跪求农会的人，把我爸爸抬回家。
爸爸没了，我妈妈四十二岁。土改分到四亩田，我们四人自己种，自己吃。十三岁的弟弟开始学习耕田，他太小，耕田的犁背不动，我们两个抬出去。日子过的比较艰苦，上交农业税时，重的担子挑不动，也没人帮忙，我和弟弟五十斤、三十斤分批去交。
因为我读过书，很想去城里找工作，听说我父亲的好朋友老凯头当官了。我就去在金华城里找他。到了那里发现他自己也落难了，帮不了我。我就死心了，22岁嫁了人，对方也是地主成分。
80年代的时候，乡里一个姓屠的书记，见我的老母亲很可怜，就开导我弟弟。说我父亲曾经帮过地下党，也是有功劳的，去找个人证明，也许我母亲可以领几块工资。我弟弟去绍兴找已成为医院院长的方正，可是对方那时已经坐在轮椅上，心有余力不足。
后来方正感恩，介绍我弟弟的女儿嫁到了绍兴城里，丈夫是供应户口，比农村条件好很多，算了托了我父亲的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