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近之外——对新诗写作位置的思考
by 安德烈·柯特兹
很大程度上，阿兰·巴迪欧所说的“现实是强制性的，它形成了一种法则，试图逃避这种法则是不明智的”[1]应当归结于对一种对“现实”古老的敌意。这种定义中的“现实”并非自然的存在，而是具有自身的历史、逻辑、语言的人为造物。作为一个强力的文化引力场，它试图使一切事物屈从于后天生成的运转规则，而凝视与反思在它所营造的洞穴中被火焰焚烧殆尽。在规则化的现实中，知觉、同真实的遭遇、主观性等概念事实上都由现实本身的形象逐步构成，屈服于“作为恐怖之物的真实强制性的世界”。[2]新诗史上并不缺乏对既定“现实”抱有揭蔽想法的写作者，一部分人对连接文学与政治理论的热衷与献身革命行动的向往固然搁置了新诗美学意义上合法性的树立，但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新诗写作也通过对反思的能力、技艺的能力的漠视而使得人的行动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统治性，并对公众的文化概念实施了确切的改造。尽管从今天的批判视野来看，行动力在缺乏其他能力协调的情况下其对公众文化理念的揭蔽，在重新分配了被长期占据的审美阐释权后，又重新树立起新的现代神话：“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3]“艺术家必须从属于政治”[4]。
必须要明确的是，“'艺术’并不是将各种艺术形式统一起来的共同性的概念，它是一种可以让艺术变得可见的装置”[5]，文学史依托于特定的社会结构、既往的言说传统与现实语境构建起一套规则，划定海量的文本中何者能被认定为文学并将之汇入我们的文学传统。在今天，政治话语与资本运作已然成为公共空间内话语发生的前提，作为隐性的视野装置规训着我们对物的判断，基于此建立起的新诗批评也总是面目可疑：它先验地窄化了道德、人伦、公众性、社会价值、读者接受程度等概念，将这些概念本质化并驯服，以一系列假设的概念对诗歌写作施加压力，要求写作者不断降低自身的水位，试图将新诗写作再次内化成自身的构造成分。新诗写作被要求与“现实”如此迫人的“近”，从一开始就与某些写作向度上的文本相背离：它们或反讽将“现实”牢不可破的内烁意义消解，无视它营造的景观的诱惑；或将“现实”的表演（包括语言内句法的固化、词语内能指所指的锚定）以滑稽、戏谑或追求精准度的方式推向极致，使得被“现实”覆盖的真实在“现实”的无能之处得以显现。而当“现实”要求写作者以程序化方式构造一首诗，读者的阅读过程也是无意识地履行程序，满足他们某种被压抑的需要，“现实”驯服写作者所给的诱饵：在世界内部，在广阔的公众群体中获得承认与接受，被专业的研究者以一个极为可疑的“理性”视野评判，都恰恰是这些向度上的写作者起初就试图颠覆的东西。
在对新诗“近”的要求以外，新诗史中我们常能见到的是一种对新诗“远”的呼唤，它将未经检验的历史观念崇高化为神圣真理，在对远处景观的注视中，忽略了每天发生在个人身边的活生生的事实。今天的网络将每个人和他们的冲突脆弱地聚合在一起，设想的公共空间因为“信任的鸿沟”与“看不见的力量”干扰下并不能支撑具备足够硬度的言论，却滋生出新的想象新诗的方法:“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诗酒趁年华”。新诗在这些语句中被设定为一个以有限的形式承载无限内容的场所，通过将新诗与当下普遍的生活情境时空上的拉远，新诗被简化成一个自行运转的象征体系；它以现实的特殊性为基础，将部分地域或部分工作与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割断，通过收集、筛选、整合公众想象，再次反馈到公众想象的简单再生产中，虚构的痕迹掩盖了新诗本身的生成背景。新诗由此整个地与历史分离开来，被设想成无形无体的本质，成为被公众想象观看的同时也被公众想象实施表演的戏剧舞台。
尤为危险的是，这种对新诗“远”的呼唤，实际上建立起一个二元对立的牢笼，并持续地向写作者发出召唤。当写作者被新诗的“眼前的苟且”和“诗与远方”的观念震慑而进入一种“对抗化”语境中，当写作者在自我崇高化的写作理想内获得慰藉时，写作本身也就再次被“现实”所俘获，为了满足被解读的迫切，写作者自愿让文本陷入了弗雷斯特—汤姆森所说的“糟糕的自然化”中，“诗歌形式层面的技艺创获被扼杀，并被改造、转译成广义的诗歌之'意义’，转译成对于'非语言的外在世界的某种陈述’。诗歌仅仅提供信息形式被简化成主旨，技艺的价值被取消。”[6]此外，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核心并非在于身处于此岸或彼岸的维度，而是划分这种对立的依据和思维方式。在这种话语方式将统一的世界分隔时，事物的真实性就已经游离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以外，当“理性”批评模式试图复位被崇高化的新诗概念或弥合现实与“新诗”之间的裂隙时，实质上只是变动了在洞穴中观看火焰的角度。从中获得的结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与呼应了世界跳动的脉搏，但对真实的碎片的追寻与信服却是对于真实本身的否认。
今天的相当一部分批评者依然认定新诗写作应当处于“远近之间”的位置。他们身处精英写作与大众文化之中，试图充当二者裂隙的桥梁，在顽强地抵抗被大众文化消费时也在无形中消费着精英写作，向公众文化场域输送着在公众看来无法理解的话语——除非批评者愿意彻底摧毁精英写作的蕴意，并怀揣这种蕴意在大众文化的场域内寻求到接近的所指并重构，或是要求写作者注意到“文本之外的价值”，也就是以委婉的语气要求写作者部分地放弃写作本身以触碰大众文化理解力的穹顶，从而挽回一个已经逝去的传统公众领域时代。在此我并不是要强调精英写作与公众文化的差异，相反，“远”与“近”本身也是“现实”虚构的概念，它们本质上是一种规定的生活方式在不同语境中的形变。批评者们往往忽略了精英写作者与大众之间共有的既定历史经验以及知识更新方式的趋同，也就是说，二者的“知识鸿沟”并不作为根本性的问题，关键在于二者如何看待“现实”，如何认识到现代性病症在于“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领域听任具有形式结构的独立的系统的摆布”[7]，并从被“现实”震慑的恐惧中逃离，在一个开放的充满阐释可能性的视野中重新审视被污名化的“反社会”批评。
因此，当下的新诗写作或许需要处于一种“远近之外”的状态之中，需要无视“现实”对于写作对象粗暴的区分与遮蔽，辨认出生活中的种种拟像，致力于对于事物可能性的复原与释放。不承认新诗写作同“现实”的“近”，并不代表新诗不反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以及它每天生产的经验，正相反，通过摆脱政治指标、市场法则以及早已崩解、仅仅作为攀登制高点道具的总体道德要求（因为它临近消亡，人们对于它如何生成的记忆也在淡忘，因而它往往在今天的新诗批评中格外暴虐），“有效性”不再只是意味着个体写作者如何屈从并利用杂志、奖项、作协、市场等事物的运转规则以获得经济或心理上的受益，而是被技艺所检验的经验从未像今天这样反映出被深层压迫的真实。不承认写作与现实的“远”，反倒可能意味着在对历史长期的压抑性反抗后，今天的写作者能够将当下与历史作为一个连续的谱系而非历史连续性之线上两个对峙的点来认识，从而使得新诗写作获得其百年写作史中少有的对历史经验的正视。在海量的方法论积累、写作伦理挖掘以及文学传统的分流与消化后，今天的新诗写作或许真正能够以想象力和感受力作为攀登的脚手架，以无限趋近可能的话语去回应不可言说。
完成于2021年4月24日
[1]阿兰·巴迪欧：《追寻消失的真实》，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2]阿兰·巴迪欧：《追寻消失的真实》，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4]艾青：《现实不容许歪曲》，《解放日报》1942年6月24日。
[5]雅克·朗西埃：《美学中的不满》，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页。
[6]转引自康凌：《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2页。
[7]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2页。
彭杰，99年生于安徽六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