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伟：哲学的未来与人类文明的未来息息相关

不恰当地说，前一种视角的理论基础是古典哲学，而后一种视角则源于现代哲学的转向（当然并非仅仅是语言的转向），尽管这一转向还不够充分，可能还没有最后完成。正因为如此，人们把２０世纪西方哲学看作是西方哲学的过渡时期，由此亦关涉到哲学的未来问题。

哲学自希腊哲学至近代黑格尔哲学为止，根本目的是以宇宙的合理性为基础，由此出发来证明宇宙的合理性。希腊人在最初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秉承的是“拯救现象”的历史使命。

他们坚信，宇宙万物是合理的，任何存在着的事物一定有其合理的存在根据，然而众多现象却是杂乱无章的，所以需要人们去寻找或者解释事物存在的理由从而“拯救现象”，以便保证宇宙之合乎理性的整体系统不会因之而崩溃。

因此，哲学家的工作就是解释事物之存在的理由，由此乃有哲学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所以，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哲学与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都是对宇宙自然的认识；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然科学描述世界，哲学则致力于解释世界的意义。

因而，哲学与科学虽然分享同一种科学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或理论思维），但两者的路向却恰恰相反：自然科学通常是“自下而上”———从特殊到普遍，从而逐步上升地把握事物的本质或规律；而哲学则往往致力于“发现”最高的普遍原理，“自上而下”地构建哲学体系以解释世界的意义。

科学是在相对的空间与时间中认识事物，而任何事物的存在根据在这样的因果关系中是不能被穷尽的；哲学则是从自然之神圣的必然性来认识事物，因而是最高的认识。唯其如此，才能最终认识事物存在的本质。

西方哲学在黑格尔之后所发生的转向是带有根本性的转向。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哲学在这条路上走了两千多年，转向谈何容易。哲学家们不得不对传统哲学的种种观念进行深刻的反思批判，或许我们现在仍然处在转向的过程之中也未可知。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正是由于这一转向，哲学与科学分离了，而哲学最大的失落就在于它失去了以往的研究领域，成了边缘性的学科。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哲学的未来问题就变得很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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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向后看”的视角讨论了哲学的发展前景后，接下来再以“向前看”的视角加以讨论，因为这牵涉到哲学的根本性转变。

尽管哲学与科学分享着同一种科学思维方式，但这种思维方式与哲学的本性是矛盾的。哲学的本性在于它的理想性———证明宇宙的合理性。或者可以这样说，哲学试图还原或者构建出宇宙的理想模型，由此而证明宇宙的合理性，并以此来规定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也为人之生存确立安身立命的根据。

我们且不论宇宙自身的合理性是否能够构成哲学思考的前提，基于宇宙的合理性而证明宇宙的合理性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始终在以过去推及和限制着未来，这几乎构成了古典哲学的传统。

例如，亚里士多德把“ousia”（实体、本质）解释为“totieneinai”（是其过去之所是）；黑格尔的《逻辑学》在从“存在论”向“本质论”过渡时，把“Wesen”（本质）解释为“gewesen”，即德语“sein”（存在）的过去分词，称之为“过去了的存在”（本质就是过去了的存在）。

这看上去似乎不过是一个概念游戏，而实际上体现了古典哲学的基本观念：任何事物的存在乃基于此前已经过去了的事物的本性。它们一脉相承，由此而体现了本质的永恒存在。所以，这种科学思维方式在哲学中的表现就是，过去决定现在，而现在决定将来。

也就是说，所有一切都是由过去决定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未来。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宇宙并非合乎理性的，而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充满了偶然性的自然过程，我们能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未来？

毫无疑问，科学思维方式在自然科学中获得了几乎完美的成功，以至于使得西方文明成为了所有文明争相仿效的楷模，并且迫使所有的民族不得不踏上了现代化之路。然而，无论自然科学解释世界的方式多么成功，多么卓有成效，它并不是解释世界的唯一的方式，更何况不可能由此而提供出世界的意义。

自然科学奉行的是一个自然、一种知识、一个真理的基本原则，然而我们可能忘记了，在自然科学（主要是物理学）形成统一的“范式”之前，自然科学与其他解释世界的方式（例如炼金术、占星术等）并没有谁高谁低的区别，而科学形成一统天下的统治地位不过几百年的时间而已。

问题是，这种科学思维方式固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但也把我们逼入了绝境———我们在享受科学技术的成果的同时，也可能在毁灭我们自己。我们之所以需要考虑另外的解释方式，就是因为这种现代化的科学方式遇到了难题。

当然，这不是自然科学的错，而是运用自然科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我们的错。或者说，是我们把这种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彻底化、绝对化、极端化的后果。我们尽可以在物理层面获得成功（尽管这种成功代价惨重），但在精神层面———我们却失去了精神家园。

自然科学是迄今为止最卓有成效的解释世界的方式，但是如果把它看作是绝对真理、看作是解释世界的唯一方式，那就成问题了。在自然科学一统天下之前，人类解释世界的方式多种多样。即便在自然科学一统天下之后，人们仍然需要保持解释世界的不同方式。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杯子可以用来喝水，也可以用做伤人的武器；杯子可以成为绘画的对象，在此它成为了艺术，在特定情况下还有可能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圣器（圣杯）。如果我们说杯子只能用来喝水，其他的用途都是错误的或者不可能的，恐怕有些矫情。

毫无疑问，杯子可以有很多种甚至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其中只有一种是科学的方式。我们不能因为科学的解释方式是最有效最精确甚至最本质的方式而不承认或者放弃其他的可能性，那样解释的世界的确符合科学的标准但并不是现实的世界。

在此有必要重提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在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同时，亦对人类理性的认识能力进行了限制，从而保留了一个可能性的、无条件的、自由的领域。

由此观之，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看待世界：科学对世界的解释形成了一个必然的自然界，但是在科学解释世界“之前”，这个世界原本是一个可能性的世界，科学只是揭示了种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可能性，并且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必然性（或者这种可能性的确具有某种必然性）。

不仅如此，科学对世界的解释亦并非终极的解释，它本来就是用来描述现象的。以往我们以极其有效的方式使诸多可能性凝固化为单一的必然性，现在我们或许在享受科学成果的同时，有必要保持可能性始终作为可能性而开放。这应该是哲学的任务。

人类之所以可以有未来，乃是因为可能性之开放为人类打开了未来之门。从这种可能性的思维方式出发，才谈得上展望哲学的未来。

如前所述，古典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奉行的是过去决定现在、现在决定未来的必然性的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人类实际上只有过去而没有未来。甚至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人类大可不必为未来忧心忡忡，一切将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人们所要做的无非是“顺应历史潮流或规律”而已。

倘若人们改变一下思维方式，不仅以可能性为根基，也以可能性为未来的指引，才能意识到未来是开放的，未来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未来是可以改变的，人类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未来。

但值得人们注意并且应该引起人们深思的是，看上去可能性的思维方式相对于必然性的思维方式会产生解放思想的作用，也将人类逼入了危险的境地。在某种意义上说，开放可能性或许意味着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这就是人们向来抵制可能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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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推崇科学思维方式，乃在于它对于所有的事物都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使自己感觉好像生活在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里；然而，面对可能性的境域，人类遭遇的是不确定性、未知和危险。一句话，面对可能性，相当于面对虚无主义的威胁。

按照尼采的说法，所谓虚无主义，就是绝对价值的丧失。人类是一种需要意义的存在物———不能忍受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希望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有意义的。

于是，他把本没有意义的世界看作有意义的世界，即在无意义的荒原上建立了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不仅视之为客观存在的现实，而且作为自己的生存根基，把这个有意义的世界看作是可以通过认识或者体悟的方式而通达的客观世界，与此相关的问题与所谓终极关怀问题密切相关。

然而，自然科学的产生、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形成统一范式的成功，给这个有意义的世界打上了深深的印记，甚至成为了这个有意义世界的主导，看上去似乎满足了人们追求真理、追求客观性乃至完满性的需要，但是却因其卓越的成功使传统的价值观念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由于哲学与科学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不同之处在于，科学貌似客观地描述这个世界，而哲学则致力于解释世界的意义。当哲学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态度通过科学思维方式解释世界的意义的时候，它实际上或者是把并没有意义的自然界当作有意义的价值世界，或者是把人的理想世界看作客观存在的世界。

就西方哲学而言，当１９世纪下半叶这个客观的价值世界的幻影破灭之后，理性主义受到质疑，非理性主义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哲学舞台，而所有这一切恰恰是因为自然科学太成功了的结果，用尼采的话说就是：上帝死了。科学杀死了上帝，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失去了平衡，人们陷入了一个价值多元化和道德相对主义的时代，马克斯%uB7韦伯称之为“理性的悖论”。

人类社会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所有一切越来越理性化，然而人的生活方式却陷入了非理性的困境。套用某广告用语，这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nothing is impossible）的时代。

可惜的是，无论好的可能还是坏的可能，都是可能。面对这个可能性的世界，习惯于必然性思维方式的人类感到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令人感到吊诡的就在这里：人们原本生存在可能性的世界，但却以必然性的世界作为自己的家园；而被迫面对可能性的世界，却又以为那是异己的世界。

理想性乃是哲学的本性。以往人们把哲学的理想性解释成了必然性，而未来的哲学应该把这种理想性理解为可能性。然而，倘若如此，人类如何克服虚无主义的威胁就成了当务之急。

因为，传统的必然性思维似乎能够帮助人们抵御虚无主义的威胁，而可能性则意味着相对主义和多元化，从而将人类完全暴露在了虚无主义的威胁面前。简言之，从必然性转向可能性，似乎意味着从乐观的理性主义转向悲观的虚无主义，从已知转向未知，从安全转向危险......

为什么人类热衷于探索地外文明或地外智能生物？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人类希望自己在宇宙中不孤独。然而仔细想一想就会知道，某个人的孤独是可能的，所谓“人类的孤独”却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大家一起去孤独。

人类之所以热衷于此，应该另有原因：希望自己在宇宙中的存在不是偶然的。试想，如果人类在宇宙中不过是偶然的存在，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人类的存在没有理由、没有根据、没有基础、没有意义......这就是人类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无意义的世界的根本原因。人们曾经试图通过必然性的思维方式逃避这一困境，却最终还是被逼入了这一困境。

加缪把这一困境描述为“遭遇荒谬”：“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像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

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这个世界并非合理的世界而是荒谬的世界，所谓荒谬的意思就是：它没有道理。

于是，人们似乎被逼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必然性的方式导致了价值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可能性的方式不得不直面虚无主义的威胁。看来，人们退无可退，必须接受虚无主义的挑战，而尝试退回到必然性（统一性）的传统思维方式显然不能解决问题。适逢其时，世纪交替，全球化加速，或许为人们提供了某种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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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至于此，难题凸显：仅凭哲学现在的社会影响，它如何能够改变世界、改变未来？

哲学一向被尊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值此世事多变之际，哲学本应该大有作为，但却并非如此，原因何在？

实际上，哲学并不是不够“繁荣”，我们这个时代，哲学从业人员之多、成果之丰富是任何时代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然而哲学的“繁荣”与其社会影响却是成反比的，这不禁令人感到诧异。

哲学作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从而令世人敬而远之，或许是哲学曲高和寡的原因之一，但并非关键所在。因为历史上的哲学著作向来以晦涩难懂著称于世，却没有因此而影响它们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所以，哲学之影响的衰落应该另有原因，现时代大众文化的兴起就是原因之一。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人类文化的主导是精英文化，因而，尽管哲学晦涩难懂，仍然不会影响它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现在却不同了，我们进入了大众文化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崇高受到嘲笑，深刻遭到唾弃，我行我素、无知无畏成为时尚，点击率、收视率等商业价值成了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哲学除了在“学术共同体”的小圈子里互相欣赏之外，失去了对社会的有效影响，因而使哲学更加“繁荣”显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关注和研究哲学影响社会、影响大众的方式。

这又回到最初提出的问题：如何可能不是由现在推测未来，而是由未来指引现在？虽然目前尚没有完美的答案，但确立某种“可能性的思维方式”或“可能性的世界观”并非无迹可循。因为，“向后看”视角的理论基础是古典哲学，“向前看”视角则源于现代哲学的转向。思庐edit

例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此在”（Dasein）被抛入可能性之境遇的生存论分析，后现代主义对于多样性、异质性的强调，以及２０世纪西方哲学在反本质主义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等等，皆在此列。

实际上，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时候，表明马克思哲学已经开始了哲学的转向。原因很简单，“解释世界”的思路遵循的是必然性的科学思维方式，而“改变世界”的前提是：未来并非来源于过去之传统，现在却应该来自未来之理想；否则，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来源：《学术月刊》（文章有删节）

原标题：哲学的未来%uB7人类的未来

作者：张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