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西迁史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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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浙大虽然西迁，但是鉴于东部高校西迁后，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以及上海的青年学生，有很多因为交通和经济的原因无法到内陆上学，浙大于1939年1月向教育部提请在浙东设先修班。同年4月，教育部回电，准许浙大在闽赣间设立分校，专招各系一年级新生并设置大学先修班，其他学校来浙大借读的学生也由浙大登记收读。

5月，竺校长派教务长郑晓沧教授、史地系陈训慈教授去浙江筹办分校，经考察，国立浙江大学浙东分校的校址设在龙泉县的坊下村。6月12日，浙大在报刊上发布国立浙江大学浙东分校筹备成立的消息。7月6日开始招生。浙东分校设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实施导师制，学生以10～13人为一组，每组由一名导师指导。

1940年4月1日起，国立浙江大学浙东分校改称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1940年，龙泉分校参加全国统一招生。分校学习满一年，由学校发给旅费送入遵义总校学习。1941年8月，龙泉分校增设二年级。1942年，增设师范学院初级部国文课、数学科。1941年起，因学生人数增加，在距坊下村一公里的石坑垅村扩建。1942年夏，浙东战局严峻，为了防止分校沦入敌手，分校决定暂迁福建北部的松溪大布。由于大布鼠疫盛行，两个月后，听闻日寇无意进犯龙泉，师生又返回龙泉。

1945年10月，浙大龙泉分校师生启程回杭州，11月在杭州复课。

湄潭文庙——浙江大学校部大门

遵义江公祠浙江大学图书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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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浙大的西迁之路非常曲折，历经四次迁移，但在西迁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教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学生们的学业基本未受大的影响。据统计，浙大在不断迁移中，上课周数远远超过教育部规定数之上。每到一地，稍事安顿就上课，全校师生加班加点，弥补迁徙中损失的时间，缩短寒暑假也要补足课时。在建德期间，虽然仅两个月时间，但学校的教学工作并未停滞，抓紧一切时间完成了本学期的教学任务。在泰和期间，同学黎明即起，在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夜间，又在灯火下埋头苦读。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认为浙大是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坚持得最好的一所。教育部为了鼓励大学生在艰苦的环境中刻苦学习，于1940年2月公布了全国高校学生学业竞试办法，浙大学生在历届竞试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公费留学生选拔中，浙大也常常名列前茅。据统计，西迁时期，在浙大任教的教师或就读于浙大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师生人数达50余人，培养出李政道、程开甲等一大批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杰出人才。

在西迁过程中，浙大不仅坚持高质量的办学，学校规模也有所扩大。1938年8月，经教育部批准，浙大增设师范学院，设教育、国文、史地、英语、数学、理化6学系。1939年夏，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农学院农艺系的农业化学组扩大为农业化学系；文学院增设中国文学系。1941年8月，设工科研究所化工学部。1942年7月，成立研究院。1942年8月，增设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农科研究所经济学部。1944年8月，工学院设航空系。1945年8月，增设法学院，设法律系。1946年8月，增设医学院。截至1946年秋返杭时，浙大共有7个学院、26个学系，1个研究院，4个研究所，5个学部，1个研究室，1所分校（龙泉分校设8个系），2个先修班及1所附属中学。另有工场11所，农场有300余亩。教师、学生人数也有增加。1936年，浙大有教授、副教授70余人，学生512人，1937年10月，有学生633人，随校西迁的学生有460人，返杭时，有教授、副教授201人，在校学生2171人。浙大在遵义期间历年毕业生共有1857人。

西迁期间，学校的科研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在遵义办学期间，学校的科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函数、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束星北的相对论、卢鹤绂与王谟显的量子力学、周厚复的原子理论研究、何增禄的光学、朱福炘的应力研究、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罗宗洛的植物生理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张肇骞的植物分类学、王葆仁的氨基苯磺胺衍生物的合成研究、张其楷的有机药物合成研究、王国松的电工数学、李寿恒的中国煤研究、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和余能定理的应用、钱钟韩的工业自动化研究、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播州杨保考》、丰子恺的中国画论等等，其中不少是科学前沿的重大成果。此外还有大批与遵义、湄潭有关的研究成果，如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刘之远的《遵义锰矿》、任美鄂与施雅风的《遵义地形》以及农学院的各种研究。

学校克服纸张、印刷设备缺乏的困难，尽力保证各种学术刊物的出版，包括定期出版的《国立浙江大学季刊》《科学报告》等，不定期出版的《机械工程》《电子工程》等，发表了浙大师生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科学论著。

英国科学史学家、剑桥大学生物学家李约瑟博士1944年先后两次参观浙大，在一次谈话中，他盛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1944年10月来湄潭时，他被浙大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诸多的论文所吸引，并将第四届中国物理学会贵州区年会上宣读的5篇论文带到伦敦，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其中包括束星北的《加速系统的相对论转换公式》、王淦昌的《中子的放射性》等。回到英国后，他在《自然》周刊上发表文章中写道：浙江大学位于重庆与贵阳之间的遵义，是中国四个最好的大学之一。

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新建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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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大西迁之前讨论将来迁往何处时，竺校长和教授们就认为要将大学的内迁与内陆的开发得到结合。在西迁的道路上，每停留一地办学，浙大都会尽力促进当地的发展。

当发现地方教育落后、师资条件差的问题后，浙大师生尽力去提高当地的师资水平。在泰和期间，浙大创设澄江学校，推选四位教授组成校董会，由热心教学的大学生兼任教师，改变了原来农村小学师资程度低下、设备缺乏等状况，使得农村儿童和搬迁中的浙大教职工子弟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这所学校后来改称县立上田村小学，后被省立实验小学接管。在宜山，学生们热心对村民进行普及教育，为当地的胡文虎小学培训师资。在湄潭，将湄潭中学与浙大实验学校（附中）合并，依靠浙大师资办好地方教育。

浙大师生也非常关怀地方民生，尽力改善当地的生活状况。在泰和期间，浙大协助地方修筑防洪大堤。泰和为赣江主流所经，两岸大多为平原，当地人民虽屡遭水害，但无力防治。了解这一情况后，浙大、江西省水利局及泰和县政府三方商议，决定修筑防洪堤，由地方出钱，浙大负责全部技术工作。浙大土木系的工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测量水位和堤基，历时二个月，修筑了一条长7.5公里的防洪堤。此后，上田村一带未再遭水灾。江边还设有一码头，取名“浙大码头”，这个名称一直延用至今。浙大师生还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场。1938年，因为战火，江西聚集了不少难民，为了解决难民的居住和生计问题，浙大和江西省政府商议合办垦殖场。浙大土木系工读学生勘定、测绘，农学院负责主持筹划，两位浙大毕业生具体指导，在沙村附近高垄一带建立了沙村示范垦殖场，安置了140名战区难民，垦荒耕种，集体经营，既使难民的生活有了着落，也推进了农垦事业的发展。

在广西，浙大农学院的师生在容县调查柑橘的生长情况，为当地的柑橘品种改良起到了促进作用。

浙大迁到湄潭后，与中央实验茶场联合创办贵州省立实用职业学校，在湄潭办学六年，为湄潭及周边各县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质的实用人才。浙大还与中央实验茶场合作，对湄潭茶叶土壤农化及茶叶生化的分析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完成《湄潭茶树土壤值化学研究》《湄潭茶病害之研究》等10多个科研课题，按照龙井茶制作工艺研制出“湄江龙井”等品种，提升了湄潭茶的品质。农学院教师吴耕民在湄潭试种甘薯、西瓜、洋葱等蔬菜瓜果，并推广种植胡桃等。杨新美在贵州研究、推广银耳人工栽培。这些都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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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师生在迁徙和学习、工作中，时刻不忘抗战。西迁途中，一些学生毅然离开校园，去往抗战前线。浙大学子刘奎斗两次投笔从戎，随军远征印度、缅甸，荣立功勋。

全校师生时刻不忘宣传抗战，《浙大日报》的发行就是为了在交通不便的后方传播前线的消息。学生们自发组织了黑白文艺社、拓荒社、塔外画社、铁犁剧团等社团宣传抗日。西迁路上，浙大的师生不忘救亡宣传，通过各种义演活动宣传抗日，募集捐款。在泰和期间，浙大教授组织前线慰劳队，赴汉口并转到前线慰劳将士，节约自己的膳食费作为捐款。在迁往宜山的路上，有20多名学生，为了能在沿途采访和宣传抗日，自动组织了步行团，以鲁迅的名著《呐喊》命名，称为“呐喊步行团”。在宜山，学生们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宾阳、武鸣至南丹前线，设站救护伤员。

全校师生屡次发起募捐活动，为抗战募集资金。1937年9月1日，国民政府在全国发行“救国公债”，浙大师生积极应募国债，发起献金银运动，共收集金戒指15只，金器6件，银戒指13只，银器146件，纹银33两，银币116元，以及其他金银小件。全校师生还在竺校长夫人张侠魂女士的带动下，发起为前方将士募集棉衣、食品的运动。在泰和期间，学生自治会发起给前方将士捐献棉背心的活动和募捐活动，都得到竺校长及夫人的大力支持，在募捐活动中，竺校长夫妇率先捐献了他们的结婚戒指。在宜山，师生们数次举行义卖活动，把义卖所得，捐献抗日。

浙江大学从军同学入伍周年纪念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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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迁途中，浙大还协助浙江省图书馆转移文澜阁《四库全书》，为文澜阁《四库全书》能够安全度过抗战、守护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库全书》成书时共抄录七部，其中三部在十九世纪毁于战火，有两部在抗战后落入敌手，剩余两部，故宫文渊阁的一部已迁往四川，原杭州文澜阁的一部，在淞沪抗战前由浙江图书馆运到富阳乡下存放。随着日寇入侵的深入，存放在富阳已经不再安全，省图书馆想把它运至建德，但经费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安排。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向竺校长求助，竺校长派校车于1937年12月3日将《四库全书》运到建德。浙大迁到吉安后，竺校长在给教育部汇报时，提出为了安全起见，应该将《四库全书》运往内陆。1938年1月13日，教育部回电要求浙大协助浙江省政府将《四库全书》运往贵阳。浙大派人协助浙江省图书馆将《四库全书》运往贵阳后，先存在西郊的张家祠堂，又藏在北郊的地母洞。《四库全书》运往贵阳后，竺校长多次到存书现场查看，关心存放问题。后又因地母洞潮湿，不利存放，他多方反映协调，于1944年12月10日将《四库全书》运到重庆青木关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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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抗战胜利。浙大师生积极准备返杭。1945年10月，龙泉分校的师生启程返杭。1946年5月，遵义的浙大师回杭。浙大将在湄潭等地新建设的校舍及湄潭附中的校舍、农场等，报教育部备案后，送交当地有关单位使用。

西迁前，浙大的招生范围限于东南地区，以苏、浙、皖、赣为主，西迁后，招生范围扩大到苏、浙、皖、赣、闽、湘、粤、桂、黔、蜀诸省，还招收全国各地的流亡学生（包括东北地区）。在西迁办学的过程中，浙大不仅坚持了高质量的办学，促进了地方开发，还将学校扩大为一所全国性的高校。尤其是在遵义、湄潭办学的七年，被称为浙大历史上最光辉的七年，教学和科研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以后浙大跻身一流大学奠定了基础。

浙大和湄潭都铭记着这段办学历程。为了纪念浙大西迁办学的历史，浙大返杭后以西迁办学的地名命名新建、修复的大楼及宿舍楼，湄潭也以浙大西迁的历史命名多条道路。1990年7月20日，浙大西迁陈列馆在湄潭落成。浙大与贵州湄窖酒业合作出品了东方剑桥（浓香）与启真（浓香、酱香）两款白酒，以浙大在湄潭办学的历史赋予美酒更多的文化内涵。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