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兵：哀悼袁隆平

《哀悼袁隆平》

——陈国兵

今天注定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在家里哭了两次。第一次因为谣言，第二次因为事实。

当噩耗传来，我的脑海里面全是40年前贫穷和饥饿的记忆。能够吃饱饭，是咱们这一代人最原始的梦想。记得第一次听说杂交水稻能够亩产千斤时，父亲的脸笑得可开心了，但又表示怀疑，那种笑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后来，驻村技术员拿着竹竿，敲打不听话的农民，要求他们一粒一粒地育种。农民们还还嘴，对扔泥巴。我们一群小孩子尽管不懂，追着技术员的屁股看热闹，但那时候心里却是燃起了希望的，希望能够丰收，希望田里的收成好起来，希望每年春节过后的那几个月不再挨饿。

咱们家一共5个孩子，7张嘴巴，在最困难的时候，吃过豌豆胡豆叶、麻根根、葛根、芭蕉树杆、谷糠等等，凡是能够充饥的我们都吃过。

我同院子的儿时小伙伴饿死了2个，一个叫忠平，一个叫洁娃。在安葬他们的那个夜晚，听到后面竹林里的锣鼓声，我吓得发抖，不停地问母亲我会不会饿死？

好在我父亲当过兵，家里有一根自制的猎枪，他会经常出去打猎，下河抓鱼，抓黄鳝等等回来改善伙食。但是，那时候又没有钱买盐，母亲闻到鱼腥味就作呕，我们几个孩子也一样，根本就吞不下，记得每一次吃了泥鳅或者鳝鱼过后，父亲就让我们喝一大口泡菜水压一压腥味。

农村孩子真正不饿肚子，是从81、82年开始的，以后天地全面下户过后，生活就逐年好了起来。

一家人不再饿肚子的时候，被饿死的恐惧感便渐渐地消失了，父母亲的脸上也不再挂着焦虑。尽管很辛苦，披星戴月，起早贪黑。还记得父亲一挑一挑从自家稻田里面担回谷子的那种表情，整张脸上都充满了阳光，笑得合不拢嘴。美边大院子的晒坝上面，到处围满了人，个个都在问：你家里产了多少？

有一天，杂交水稻技术员要走了，全村的人都依依不舍，竟破天荒地凑钱买了几尺红布、做了一双布鞋、一顶草帽、一篮子鸡蛋，热热闹闹地簇拥着他送了很远很远。

我的父亲也破天荒地把自己最舍不得的叶子烟捆了一捆，硬是塞进了技术员的背包里面。两个人手拉着手，交谈甚欢。技术员说：“以后我还要来的，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就去乡政府问吧”父亲这才轻轻地松手。

我看得出来，父亲那种眼神，那种对未来的担忧，那种拥有了希望又怕重新跌回谷底的焦虑，全部都写在脸上。

那时候，我还小，但穷人家的孩子早就懂事了，怕饿死，怕再次吃不饱饭。脑海里面总有一些可怕的阴影。

在田土未下户之前，我的亲二爸是生产队长。记得有一次我实在是饿了，就钻进生产队的豌豆田里面，摘了很多嫩豌豆角吃。结果被我二爸给逮住，将我拎到大院子中间，召集全队的人开会，批斗了我和我的父亲。结束过后，父亲狠狠地揍了我一顿，父亲从此和二爸也大吵了一架。从那以后的很多年，父亲跟二爸一家都不来往，直到二爸重病过后，父亲才彻底解开了心结。父亲给我说：“那件事也不要怪你二爸，你还是回去看看他吧。”

说句心里话，我是不大情愿的。那一年，我刚进西师念书，人年轻，也很傲慢，尽管也想通了，但最终还是找了各种借口没有回去。现在想来，确实不是二爸的错，而是贫穷的错，每一个人都不容易。二爸作为生产队长，他要履行他的责任，六亲不认也是正确的。

直到二爸安葬下土的那天，在父亲的严厉呵斥下，我才从北碚坐了一个通宵的火车，疲惫不堪地赶了回去。那一次，可能是我第一次在二爸面前低头，泪水第一次冲垮了当年那条鸿沟。也是我第一次把童年的饥饿记忆重新调换到快乐的温饱频道上来。而今天，当听说袁老去世的那一瞬间，突然又升起一种恐惧和忧虑。那种记忆，今生恐怕再也无法忘记。

还记得我在西师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去西农逛了逛，看见了很多的实验田。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袁隆平其人，也没有深度了解西农。现在想来，还有点儿愧疚，有点儿脸红。一个从农村刚刚才吃饱饭的人，竟然瞧不起西农那一片片郁郁葱葱的农田，竟固执地把自己划分成了一个城里人。

毕业后，随着媒体的宣传，渐渐地网络上才有了袁老的新闻，渐渐地才晓得袁隆平毕业于西农。尤其是西师西农合并成西南大学过后，百年校庆那年，袁隆平受邀莅临学校，整个校园里面人山人海，呼声掌声此起彼伏，那种场面真的震撼。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有了新的想法，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农民，而袁师兄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早已坐上了殿堂级别的人物，尽管他每天还坚持下田劳动。

我和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脑海里面还突然冒出来那个杂交水稻技术员的身影。我想会不会是他？会不会是他的学生？会不会是西南大学的学生？他还在吗？

也许他已经不在了，但是像袁隆平这样的一辈子跟田土打交道的人还很多很多，他们都在用汗水默默无闻地耕耘着每一寸土地。

袁老驾鹤西去了，但他的灵魂还在，他留给我们的记忆还在，他的音容笑貌也还在。总之，他的一生必将铭刻在祖国的大地上，他的杂交水稻必将常年在每一个人的心田里开花抽穗。

袁老，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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