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光 | 互联网时代新文科背景下影视艺术的美育问题
互联网时代新文科背景下影视艺术的美育问题
/ 陈旭光
内容摘要：德国诗人、美学家席勒最早提出“美育”的范畴并加以系统阐释。中国古代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美育思想。而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标志着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诞生。近年来，在互联网时代和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美育和艺术教育的重要性不断凸显。文章指出，影视艺术所具有的新媒介特点、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方式、功能发挥的独特性等，都使其成为美育实践的重要构成之一。
关键词：新文科建设 影视艺术 美育
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介背景下，在新文科建设宗旨的引领下，继续深化美育实践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美育对象即接受面问题，二是美育实践的实现效果问题。当下美育成效问题比较严峻，众多不断崛起的新媒介与传统美育争夺受众。今天，美育建设的内容不应仅限于技能教育，更应强调人文素养、感性体验力和超越性的想象力等媒介素养、技术美学素养、美感体验力与想象力的培养。
新时代的美育实践要依托于最新的科技发展，需要与时俱进、科技赋能，需要与新文科建设结合，需要符合新文科建设培养复合型、具有综合素质和跨学科想象力、创造力人才的目标。
一、美育的渊源及发展
德国诗人、美学家席勒最早提出“美育”的范畴并加以系统阐释。他把美育置于很高的地位，认为自近代以来，大工业的发达造成了科学技术的严密分工，并导致劳动对人性的严重压抑。个体的人性不再像古希腊那样处于完美的和谐状态了。物质/精神、感性/理性、现实/理想、客观/主观等方面都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席勒描绘出一幅触目惊心的人性异化的情景：“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人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人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刻到他的自然本性中去，而是把自己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科学知识的一种标志。”[1]
席勒认为，人性分为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相应的，人具有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两个方面。近代文明的发展使二者各自畸形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分裂。“文化教养”的任务，就是“监视这两种冲动，确定它们的界线”，“文化教养——不仅要对着感性冲动维护理性冲动，而且要对着理性冲动维护感性冲动”。其中，人的第三种冲动即游戏冲动，是恢复人性完整的根本的有效途径。席勒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只有当人在充分的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2]席勒所说的“游戏”，大体上就是指美育和艺术教育活动。
在中国古代，孔子主张“君子习六艺”。这里所说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包括乐、书（这两种与今天我们所说的艺术类别有一定关系）在内的六种小至修身、养性，大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备个人技能。在六艺中，射、御、书、数的技艺性极强，侧重于基本才能的训练，礼、乐侧重于处理和调节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都是事关个人立身之本的个人技能或修养。孔子还要求君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意为要成为君子，首先要学诗（不学诗，无以言）。学诗不仅可以获得各种知识，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认识、社会改造，完善及巩固伦理规范（“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还可以陶冶情操、振奋情绪（“诗可以兴”）。礼（符合道德伦理规范）是立人之本，乐则能够把道德的境界和审美的境界统一结合起来。《礼记·乐记》在论及音乐的功用时也指出：乐者也，“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
在现代，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标志着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诞生。因为留学德国，他的美育思想明显受康德、席勒等人美学思想的影响，也有自己的鲜明独特之处,“以美育代宗教”[3]即可作为代表。首先，他把自然及艺术的审美境界看得很高：审美的无利害特征使美成为消除利己自私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偏见的利器。“名山大川，人人得而游览，夕阳明月，人人得而赏玩；公园的造像，美术馆的图画，人人得而畅观……这都是美的普遍性的证明。”“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而宗教以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境界，是不自由的；为了传教“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帝制”是反民主的；宗教排斥异端，扩张己教，也是非博爱的。在他看来，宗教还利用艺术为自己服务，以美感的方法和祈祷的仪式，培养人的宗教情感，所以在宗教兴盛的地方，艺术大都是宗教艺术，如宗教歌舞、宗教绘画、宗教建筑等。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宗教在一步步走向衰落，一步步被科学证实为虚妄。宗教艺术也因利用艺术“刺激人心，而使人渐丧其纯粹之美感”，因而文艺复兴以来，艺术逐渐游离出宗教而走向独立。“各种美术渐离宗教而尚人文”，这就必然走向“以美育代宗教”之途。蔡元培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者也。”美育“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从而使人“有高尚纯洁之习惯”，也使美得以发挥其“普遍性”[4]。
因此蔡元培认为，“以美育代宗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是社会发展和科学昌明的内在要求，以艺术为主要载体的美育代替宗教是可行的，也是必然的。他分析指出，宗教最早产生时统摄了人的知、情、意三方面的需求，随着文明的发展，知、情、意三种精神作用开始分属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并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这使得“以美育代宗教”获得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影响极为深远。
总之，艺术作为一种人文科学，除了具有一般人文学科所具备的社会认识、社会改造等功能外，还独具审美教育和审美娱乐等功能。也就是说，人们通过艺术的创造和欣赏等活动，不但能赏心悦目、畅神益智，身心得到愉悦和休息，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引起道德、情操、理想、教养等的深刻变化，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较高的人文素质，从而促进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合理进步。艺术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尺度和象征。
美育是从属于艺术学学科或门类的。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将艺术学学科独立为“艺术学门类”的决议，原属“文学门类”的艺术学告别了和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并列为一级学科的历史，成为新的第13个学科门类。在艺术学门类之下，设置了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音乐与舞蹈学五个一级学科。这里面显然有向设计学科的倾斜，把戏剧与影视、音乐与舞蹈放在一起也存在一定问题，但总的说来，艺术学门类下新的一级学科设置是有利于艺术学各个学科发展的，并且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国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举措；不夸张地说，更是艺术学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原本就门类众多、随着时代发展还不断增添新兴艺术类别的艺术学学科终于告别了长期依附于文学门类的窘境。今天，艺术学学科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学科门类，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对于贯彻执行国家教育方针、落实“文化传承创新”有重要意义。在这种背景下，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任务与使命就更加重要了。
二、美育的接受面问题
在当下互联网全媒介的时代，我们如何继续谈美育？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技术普及、互联网全面介入，甚至被称为全媒介时代或“互联网 ”的时代。在媒介背景新变的形势下，有两个问题显得比较重要。一是美育的接受面问题，二是美育的实现效果问题，这两者是互有关联的。接受面太窄就谈不上接受效果，接受效果差必然影响到接受面和受众量。
美育在更重要的意义上而言实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它不是纯美学理论的研究，而是美学理念与教育实践的结合。正如蔡元培先生在《美育》中指出的：“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5]它是面向未来，面向中小学、大学甚至全民全社会的，致力于艺术技能、艺术审美能力、艺术素养、美学观念和美学精神等熏陶和培养的一种教学实践或社会活动。因此，美育是一门重要的功课。既为功课，当然要看有多少听课者，还要看听课的效果如何。
在当下这个互联网时代，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虽然美育工作者的出发点非常好，美育理想、理念很高雅，但接受者寥寥，或者表面上接受教育的人也不少，但效果不佳。具体到电影市场上，经常会出现一些票房与口碑不成正比的现象。导演精心制作的艺术电影，却曲高和寡、观众寥寥、票房惨淡。有的看似不那么艺术，甚至被批评为烂俗庸俗的电影，票房却不错。
美育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众多不断崛起的新媒介与美育工作者在争夺受众，如各种短视频、多媒介，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态势，使得接受美育教育的受众锐减。不必说阅读美育书籍的读者、听高雅音乐的听众，甚至电影这样的大众艺术的受众都面临越来越少的困境。
毫无疑问，一种早已有之但借助于互联网传播而声势浩大的新媒介艺术形态，似乎应运成为热点并呈爆发式增长态势。短视频已经从青年亚文化形态进入主流，不仅是草根个体，各个话语机构或部门都看中了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不夸张地说，短视频已被这个时代奉为媒介翘楚、文化“上宾”。此外，还有游戏用户也与日俱增。
笔者认为，我们在进行电影观众研究时，应该特别重视“网民观众、游戏玩家观众或粉丝观众”①。因为网络进入日常生活，它重组社群，形成新社区。这些虚拟社区对真实社会和现实生活的介入越来越强烈。人们穿梭于现实世界和网络虚拟世界，有时真假难辨、虚实不分。而作为这些新社区主人翁的新市民、新网民，也成为了今天电影观众的重要主体。“粉丝，则是这些观众的另一别称。对于自己的粉丝身份，他们无论在虚拟世界还是现实世界都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表达欲。他们对同一偶像的崇拜建构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和互动关系。他们相互支持，同声相应，甚至为了偶像共同发起一些支持行动，这使得粉丝群体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他们穿梭于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狂欢于各个媒介之间，以他们强大的自发的，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聚集、集会，常常汇成强大的，辐射到多种媒介，影响电影的票房甚至主导主流媒介的舆论影响力。”[6]
此外，电影与游戏互相吸收、融合，互为IP的“影游融合”成为媒介融合发展的新趋势。电子游戏作为一种新兴的电子媒介，成为重要的想象力消费品。此类电影可以满足兼具观众与玩家双重身份的受众群体，满足他们对于虚拟现实和拟像世界的想象力消费。在此背景下，游戏玩家与电影观众互相重合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电影如何吸引游戏玩家既是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这样的媒介竞争态势当然促使我们要与时俱进利用最新的技术，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美育，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三、美育的实现效果问题
我们有必要了解美育的效果，以便于改善、改进。我们所提倡的美育、设计的课程教材，到底效果如何？到底有多少青少年喜欢？能在娱乐性的潜移默化的美育实践中，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美育效果，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效果的重视其实也和笔者近年对电影市场、传播、观众等问题的思考相关。影视艺术，毫无疑问应该特别注重受众量。就电影而言，它自诞生起就是一门拥有大量受众的艺术。“电影将在我们的文化领域里开辟一个新的方向。每天晚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坐在电影院里，不需要看许多文字说明，纯粹通过视觉来体验事件、性格、感情、情绪，甚至思想。”[7]无疑，得受众者得天下，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媒介“物竞天择”的时代，受众的好恶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电影生产、传播的方方面面，不妨说这是一个“受众为王”的时代。因此，电影不能太小圈子化，一定程度上票房是衡量一部电影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当然不是唯一的标准，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但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笔者认为，衡量电影的传播度、受众市场、票房，实际上也是美育效果的问题。“票房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观众的接受度、共鸣度。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应该要有投资与产出的考量，我们既不能唯票房，也不能完全不顾票房，更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票房的多寡、制片的考量（投资与票房）也应该成为评价电影的一个重要维度。”[8]
英国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曾对受众做过深入的分析，他说：“根据社会地位和性别的不同，人们的电影品位与音乐品位相比，其差别要大得多。因此，是'地位’的影响最大。”[9]无疑，社会地位不同的观众对影片有着不同的审美心理偏好，潜在的观众影响着电影的生产。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尤其在观影主流人群持续年轻化甚至低龄化的今天，电影的创作生产者即美育工作者不去理解年轻人的审美趣味，不试图沟通年轻人的心理，电影是很难做好的。只有深谙观众的文化心理、审美心理，满足观众的“期待视野”、梦想和隐秘的“观看的欲望”，才能获取电影的制胜之道。
今年春节档的超级黑马《你好，李焕英》，虽然被很多“专业人士”蔑称为“不专业”“小品集萃”，但不管怎么说，它唤起了很多人的母女之情，渲染了在春节这样一个特殊时段所需要的温情、抚慰，其成功与受众是有关系的。《你好，李焕英》是小品演员的处女作，以不断上升的骄人票房成绩后来居上，不仅超过凭借品牌优势在票房预售和排片上占尽先机的《唐人街探案3》（喜剧片与侦探片的类型融合），还超过了前年春节档黑马《流浪地球》，成为中国电影票房排名第二的电影。影片的超高票房无疑与其表达母爱亲情的主题以及小品化的喜剧风格有绝对的关系。
从观众角度看，《你好，李焕英》成为“头部电影”，与它观众面广、老少男女皆宜有关系。细分的话，影片首先吸引了大批普通市民观众，尤其是中老年观众喜欢冯小刚式的喜剧贺岁合家欢电影，喜欢小品文化，还能恍然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满足怀旧情结。其次是女性观众，影片可以说是“女性向”的。最后，电影虽然怀旧，但对青少年观众和游戏玩家用户也没有造成障碍。孩子与母亲的情感具有共通性，而穿越回到过去的电影结构、古今并置的设定、互换角色的游戏思维，满足了游戏玩家观众。
现在影视界成为主潮的新主流电影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包括《山海情》等主流化的影视剧，它们表现的文化是多元的，上到主旋律的文化，下到青年文化等。例如，《山海情》中众多知名演员“数星星”式的堆积，无疑是吸引观众、扩大市场的一种策略。
在当下的时代如果不注重受众，不估量、测试受众的效果，我们的主观愿望很可能仅停留在一种理想的状态。笔者曾经把中国电影的受众重点区划为如下几种：一种是市民、平民受众，就是普通老百姓，还有一种就是青少年观众。此外，笔者特意加了一种：网络用户受众。这些受众很可能在另一个领域是游戏玩家，是互联网上的弄潮儿，是热衷于抖音、快手等视频制作的网民。如何将其纳入到我们的美育教育对象里，从而实现一种全民美育的效果？笔者认为，最终中小学的美育应该扩展到全国，并且成为终身美育。同时，职业教育也应该纳入。1922年，蔡元培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中，对美育的具体实施方法提出了详备的方案。他把美育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即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这三个阶段互相连接、互相补充，贯穿在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渗透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我说美育，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可以休了。”[10]“把美育提升到人格教育、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地位。蔡元培倡导美育，没有停留在抽象理论的层次，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付诸社会实践，向学校或更广的社会领域推行。”[11]
结语
总之，今天美育建设的内容不仅限于“吹拉弹唱”技能式的，应强调一种素养，一种感性的体验力、超越性的想象力，包括媒介素养在内的美学素养、想象力。这些要依托于最新的科技发展。
美育在实践过程中会带来美育观念的变化，美育观念要不断地更新，手段要不断地更新，测量的方式也要不断地更新。而这种更新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有时候可能会跟不上形势，遭遇不能与时俱进的困惑和窘迫。我们的思维的确有时候缺少一种科学的思维，所以要探析美育标准测试问题、美育人才的培养，包括笔者在影视理论界一直提倡的“电影工业美学”，还有“想象力消费”等理论模式。如果继续深入下去的话，要对电影的工业性质、电影的技术美学，以及将“想象力消费”深入到心理学、脑神经科学进行充分了解，而这从某种角度讲恰恰是我们的先天不足。
当下，教育部大力提倡践行跨学科人才培养、跨学科课程建设、新文科建设等。作为国家教育战略和顶层设计的新文科建设，旨在助力文科转向中国话语体系主导之下的新发展。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和艺术高峰，产生了重要的科学、文化、艺术成果。新文科要讲好中国故事，为世界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贡献学术新知，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方兴未艾的新文科建设呼唤一种复合型、跨学科、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才。这种人才既能够与时俱进，懂得各种新技术、新语言，也能够有效利用新媒介，把电影、游戏等新媒介互融共赢。这些新思维、新文化、新美学、新理念，应该都在我们的展望和实践当中。
注释：
①参见陈旭光《论电影工业美学的大众文化维度》（《艺术评论》2020年第8期）对电影观众的分类与描述。
参考文献：
[1][2]席勒.美育书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51，90.
[3]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A].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80.
[4]蔡元培.美育[A].沈善洪.蔡元培美学选集（上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305.
[5]蔡元培.美育[A].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74.
[6][8]陈旭光.艺术批评：瞩望一种开放多元的评价标准体系[J].中国文艺评论，2016（8）.
[7]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13.
[9]丹尼斯·麦奎尔.受众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0.
[10]蔡元培.美育实施的方法[A].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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