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岁月之三十五·全体病退

　　省工作组到来几天后，突然通知各连指导员到团部召开紧急会议。省政府的刘副秘书长主持会议。我当时负责会议记录。

刘秘书长简单讲了几句工作组了解到的情况，接着话头一转说：“省委省政府认真研究了农场（这时兵团已经改为农场，知青口头上还习惯叫兵团）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决定同意全体知青办理病退回山东。”此言一出，全场惊讶！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前几天工作组还要求各级干部要顶住压力，坚决做好知青的工作，怎么今天突然有了这样180度的大转弯？

这时会场里出现骚动，大家议论纷纷。特别是担任指导员的几位知青更是一脸的茫然。六连指导员是一位很能干的来自济南的女知青，她突然高声问道：“那我们怎么办？”秘书长搞清了她的身份后说：“你们如果愿意走，也可以和其他知青一样办理病退。”这位指导员顿时嚎啕大哭，震惊了整个会场。指导员边哭边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听党的话，劳动、工作中处处带头，拼死拼活。知青闹回城、罢工，你们要求我们做工作坚决顶住，知青反过来骂我们是叛徒，我们两头受气。现在你们这么一句话就把我们打发了？！”

秘书长说：“希望你们不走，留下来，组织上会继续重用你们的。”但此时这句话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

接着团里布置，从明天起，卫生队的全体医生要下到各个连队，给知青们写病历、开诊断证明。全团一千五百多名知青，有处方权的医生只有六七位，除了留下值班的，每人每天必须要开一百份以上，整个工作要在三天之内完成。卫生队的领导问：要是没有病怎么办？秘书长插话：现在没有病将来也会有病的。卫生队领导又问：给开什么病的证明啊？答曰：凡是不适应继续在高原的病就行。

这时会场里出奇地安静了。团里的领导都没有再说什么，更没有再提什么要求，大概也是无话可说了。

知青们得知这个消息，都兴奋不已，一个多月来的抗争终于有了结果。我当时心生一个困惑：一级省委省政府怎么能这样公然作假？过后想想，那时真是幼稚。

第二天起，卫生队的医生下到各个连队。知青们排着队只要报上姓名、性别、年龄，医生就分别按照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的症状编造病历，开具疾病诊断证明。经过加班加点地工作，全团的一千五百余份病历和证明如期完成了。

我被抽到临时成立的病退办公室，按照知青原来的城市制作各种统计报表。特别复杂的是，来自不同城市的知青之间结婚情况的报表，以及按照各自意愿，是女跟男回，还是男跟女回的统计。另外还有女知青嫁给干部或老兵的，男知青找了农村媳妇的。这期间，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结婚的知青，不断地来更改申请返回的城市。有的改来改去，拿不定主意。我们都很理解，大家来不及和家人商议，不知道哪边家里能接收。只要有一个人改变，我们的各种表格就要更改，每天都加班到很晚。

团卫生队的公章不能对外，必须要到师部医院盖章。全师八千山东知青（那时已有部分人通过各种关系和手段离开了兵团，也有男知青从农村娶来了媳妇，折算下来实际没有八千人了），每人一份病历、一份诊断证明，要盖两个章。师医院只有一个业务章，各团轮流来盖。通知我们团盖章的时间，是在晚上七点。吉普车拉着我们三个人和一编织袋病历到达时，前面二团的还没有盖完。正好那天师部医院所在的小岛上有场露天电影，我们看完电影才轮到。尽管大家很辛苦，但是心里都很兴奋，不仅是为大家，也为自己——编织袋里也有我们的病历和证明。

一千五百余份病历和证明要盖三千多个章子，几个人的手上都磨起了泡，就在图章柄缠上手绢。大家一边盖章一边议论：就在几天前，若是想盖上这么一个章子办理病退，不知要求多少人、送多少礼。现在这个章子竟然这么不值钱了。有人说，要不我们多盖上些空白的病历和诊断书，万一这次病退办不下来，将来说不定会用得着。大家说，大概再也用不着了吧？不过还是噼里啪啦地盖了一摞，最后还真是没有用上。

之后，省里和师里的领导带队，带着几编织袋病历、诊断证明，以及知青们的希望，去了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