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揭《琵琶记》之谜
高则诚《琵琶记》一问世即获好评，被誉为“词曲之祖”。徐渭《南词叙录》称其“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吕天成《曲品》称其“功同仓颉之造字”，“可师，不法，而不可及”。明太祖朱元璋还赞其为“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但同时又是一部充满“诡异”的奇书，正如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戏文的进展”章所说：“为了《琵琶记》已成了一部伟大的古典剧，故诡异的传说便纷纷而出。” 包括作者、时代、版本、祖本与创新等，均有过种种猜疑。为此，郑振铎作了如下一一解答。
一、作者之谜
关于《琵琶记》的作者，自明常州蒋仲舒《尧山堂外纪》称“高拭，字则成，作《琵琶记》者”云云之后，便有人怀疑《琵琶记》的作者非高明，而是高拭。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即引蒋氏《外纪》之说，并云：“涵虚子曲谱，有高拭而无高明，蒋氏或有所据，俟再考。”王元美《艺苑卮言》(见焦循《剧说》)也说：“南曲高拭则诚遂掩前后”。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在王国维《曲录》基础上，作进一步辩正说：
或以为《琵琶记》系高拭作，非高明；拭亦字则诚。然拭虽自有其人，亦作曲(见《太和正音谱》)，却并非作《琵琶记》者。明姚福《青溪暇笔》：“元末，永嘉高明避世鄞之栎社，以词曲自娱。见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材听唱蔡中郎’之句，因编《琵琶记》，用雪伯喈之耻。”姚说颇是。则诚的《琵琶记》，盖以纠正民间盛行的宣扬不忠不孝蔡伯喈的《赵贞女蔡二郎》之诬的。
可见，“高拭”有两人，且都是曲家，其中作《琵琶记》的高拭，即高明，字则诚，瑞安人。另一位曲家高拭，不知其字，仅见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卷上。经郑先生这一考证，高拭、高明之争终于告结。
二、时代之谜
关于《琵琶记》写作时代，向有“元末”与“明初”两说，曾争论不休。“元末”亦有两说，或认为作于高则诚寓居栎社之后，或以为是明太祖召高则诚之前，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取前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持后说。他说：
则诚著《琵琶记》的时代，当在元末，不在明初。据姚福《青溪暇笔》所载，则则诚之作《琵琶记》，在避地于鄞之栎社以后，当是至正十年公元一三五○年以后的事。但姚说或未可信。朱元璋召则诚时，他辞以老迈，则《琵琶》之作或当在至正初元以前。
关于“朱元璋召则诚”，见《留青日札》：“高皇帝微时，尝奇此戏，及登极，召则诚，以疾辞。”既然朱元璋微时已看过《琵琶记》，郑先生称此记作于“至正初元以前”当是有可能的。
三、版本之谜
关于《琵琶记》版本，向有元本、明本之争。常见自号“元本”的有《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重订元本评林点板琵琶记》《元本南琵琶记》《元本大板释义全像音释琵琶记》《三先生合评元本琵琶记》五种。此外，玩虎轩刊本，亦称“元本琵琶记”；凌濛初朱墨本亦自云“元本”。经近年学界考证，其中没有一本是元刊本，均系出版商为招揽生意而“作伪”的本子。正如孙崇涛先生在《古本琵琶记汇编》前言所说：“'元’通'原’，所谓'元(原)本’，实非《琵琶记》'原刊本’，更非'元代刊本’。这一点常被前人误解涵义广泛使用，必须予以澄清。”然而，最早辩正其真伪的又不得不推郑振铎。他早年所写《元刊本琵琶记》一文，即对武进董氏珂罗刊本《琵琶记》的“作伪”作了彻底的披露：其时，自称“元刊”《琵琶记》已由武进董氏用珂罗版印行，全书二册，大类元刊的本相，卷首附有插图十幅，笔致潇洒，镂刻精工，甚似明代万历以后的作品，郑先生一看便怀疑，只是不知这些图是否即为原刊本所有。他的一位友人却断定为元物，说明代的传奇插图，如所称为陈眉公、李卓吾批评的几种，都没有那么生动可爱，像这一类的插图，当然不是明代所会有的，于是一口咬定这些插图绝非明物。后来，郑先生见到了明末凌濛初氏所刊《幽闺记》，其插图的调子与董印的《琵琶记》插图十分相同，即图幅边上的引本文句子的题词，其笔法也是相类的，便猛省道：“也许元刊《琵琶记》的插图也是凌氏的《琵琶记》上的吧？”过了一年他见到了一部凌氏刻本的《琵琶记》，其所附的插图，果然便是董氏影印本所有的。他将这图示给他的那位朋友，终于令其哑然无言。郑先生感慨道：
这样的印书，似不大诚实，且实在足以误人。见闻不广的人，往往会将二代的刊物合而为一。……我很希望现在刻印古书的人，要以诚实为第一个前提。即拿《琵琶记》来说吧，最好是照原本样子，不插图。如必须插图，也要慎重的声明，这些图非原本所有，而系借自某种刊本的。不然，欺人误己，绝非刻印古书的道德上所允许的。
郑先生后来又在《重刊河间长君校本琵琶记》一文中重申：“武进某氏影印之琵琶记，号为元刊本，与《荆钗》为双璧，均传奇最古刊本。原本曾藏士礼居，后归暖红室。今则在适园。然实亦嘉靖间刊本，非元本也。”
四、祖本之谜
关于祖本与创新，郑先生的论述是最精彩不过的。他认为《琵琶记》的祖本虽然是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却并没有完全照原本路子写，而是一方面“并不曾弃却民间的浑朴质实”，而另一面“并具有诗人们本身所特长的铸辞造语的隽美”。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戏文的进展”章说：
自则诚著的“蔡伯喈”出，而古本遂隐没不传。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登第别娶的传说，会附会于汉末蔡邕的身上去，这是一个不可解的谜。民间的英雄与传说中的人物往往都是支离、荒诞不经的。伯喈的传说，可以说是其最无因、最不经的。则诚虽将伯喈超脱了雷劫，洗刷了不忠不孝之名，然对于这个传说的全部仍然不能抹煞。《琵琶记》的情节，似乎仍有一大部分是旧有的，特别是描写赵五娘辛苦持家，卖发造墓，背琵琶上京哀求夫的许多情节，因为这是不必要改作的。所以我们在《琵琶记》中，至少还可以看见《赵贞女蔡二郎》的一部分的影子。而则诚的此记，便是经像则诚那样的文人学士或诗人修正过了的“伯喈戏文”，正是戏文中的黄金时代的作品的好例，一面并不曾弃却民间的浑朴质实的风格，一面并具有诗人们本身所特长的铸辞造语的隽美，与乎想象、描写的深入与真切。因此，《琵琶记》便成了戏文中第一部伟大不朽的著作。
这是以哲学家的敏感、散文家的笔触，揭开了六百年前高则诚隐藏在他的千古不朽之作《琵琶记》中的前人未解之谜，至今读之，依然令人茅塞顿开，耳目一新!（徐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