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中山东一路7号大北电报公司旧址
中山东一路7号原为大北电报公司（丹挪英、丹俄、英挪电报公司联合组成的大北电报公司1882年在此建立上海第一个电话交换所）。通和洋行[英]设计，1906～1907年建，砖混结构。法国晚期文艺复兴式，立面三段式划分，入口及两侧顶端方穹顶采用巴洛克装饰。
大北电报公司由丹挪英、丹俄、英挪电报公司联合组成，于清同治八年(1869)成立，总部设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这里曾是旗昌洋行南楼，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工，翌年竣工。外滩七号的主人也先后换成原在外滩六号的中国通商银行和长江航运公司。上世纪末，外滩恢复金融街功能，泰国盘谷银行通过置换入驻。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发[1996]47号文件，“上海外滩建筑群”的组成部分，1996 年11 月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沪府［1994］8号文件，1994年2月1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
上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310102915180000008 大北电报公司旧址 清 外滩街道
外滩七号这片土地，最初为美商旗昌洋行所有。1881年8月15日，大北电报公司与美商旗昌洋行订立租约，并在翌年迁入该址之上的原大楼办公。
大北电报公司，由丹挪英、丹俄、英挪电报公司联合组成，于清同治八年——即1869年成立，总部设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彼时，所谓“第一口螃蟹不易吃”，无论是对于电灯还是铁路这些“洋玩意儿”，中国人一开始总是难以接受。二次鸦片战争后，各国纷纷要求在沿海港口铺设电线，都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和阻挠。而大北电报公司却无视了清廷与英使谈妥的“只许铺设海底电缆”的协议，将水线引入了上海租界的报房。就这样，大北电报公司的上海支部于1871年4月18日开业，收发沪港两地公众电报，1882年又开通了电话业务。当时，大北电报公司与英商大东电报公司签订协议，规定上海以北归大北电报公司经营，香港至上海之间由双方共同经营。大北电报公司、大东电报公司和美商太平洋电报公司，在当年的上海滩上三足鼎立，控制着中国的通讯命脉。
因为对清廷没有足够的信心，大北电报公司起先所制定的方针是短期观望，因此，上海支部就一直是租房经营。1891年，旗昌洋行宣布停业，外滩七号的土地所有权由中国政府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购入，大北电报局的租客身份依然保持不变。直到建筑的陈旧设施无法满足大北电报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才于1906年在原址之上重新建造了外滩七号的新楼。
这栋新楼由英国通和洋行设计，采用砖混结构，有着法国晚期文艺复兴式的风格特征。建筑高四层，立面三段式划分，造型典雅，装饰有大量的希腊爱奥尼石柱。大楼的最大亮点，是一对法国巴洛克式的黑色穹顶，它们优雅地坐于顶端两侧，与白色的大山花形成鲜明对比。因为这座大楼在较长时期内为大北、大东和太平洋电报公司使用，也有一部分是北洋政府电报总局的上海电报局租用，因此被旧称为“电报大楼”。
大楼竣工后，过了15年，外滩七号的老租户大北电报公司在1922年迁往爱多亚路并另建了一幢新的大楼，也就是如今延安东路上的上海电信博物馆。而外滩七号的主人也先后换成原在外滩六号的中国通商银行和长江航运公司。上世纪末，外滩恢复金融街功能，泰国盘谷银行通过置换入驻，一直与外滩七号相伴至今。
除了大楼原貌被得以原汁原味的保留以外，如今，外滩七号的视觉焦点是门楣上一个深红色的大鹏鸟标志。这枚人身鸟翅的标志源于印度教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坐骑——迦楼罗，它同时也是泰国国徽的形象。泰王室常将此标志作为极高的荣誉颁赠给杰出的公司。由华人创办的盘谷银行，因对泰国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于1967年获赠了这枚鲜艳夺目的大鹏鸟。
在入驻外滩的首批外资金融机构里，盘谷银行也是唯一置换了整座临江大楼的外资银行。这种敢于“吃第一口螃蟹”的精神，和最早让中国“万水千山一线牵”的大北电报公司，倒是神奇地穿越了时空，交叠出了某种妙不可言的异曲同工。
盘谷银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国并没有任何战事发生，加上天然资源丰富，推动泰国的出口贸易，国内经济趋向正面。1942年，泰国加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继而开始向同盟国宣战，泰政府依例没收敌盟国人民在泰国的财产，包括由盟国成立的外资银行，当时除了日资银行继续营业外，所有外资银行都已停业。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宣布投降、泰国政府改组，并发还原没收的在泰的外资银行的资产，并于1945年底至1946年初陆续恢复营业，使国内注册的泰国银行面临竞争，但是盘谷银行凭著良好的经营策略以及优质的服务，所以开业后业务已经相当可观，客户亦不断增加。
盘谷银行深谙海外华侨贸易社区的重要地位，自创业之初，就与东南亚地区的华商建有密切联系，一直以来积极开展并促进在华业务。 随着银行的日益发展壮大，盘谷银行的经营方针正在逐步向区域性银行转移，在此情况下，其与华人商业社区所营建的紧密关系对于开拓中国以及亚洲周边市场就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作为泰国银行业的巨擎，盘谷银行通过其在中国的网络积极响应中国市场需要，推动中泰两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
外滩七号这片土地，最初为美商旗昌洋行所有。1881年8月15日，大北电报公司与美商旗昌洋行订立租约，并在翌年迁入该址之上的原大楼办公。
大北电报公司，由丹挪英、丹俄、英挪电报公司联合组成，于清同治八年——即1869年成立，总部设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彼时，所谓“第一口螃蟹不易吃”，无论是对于电灯还是铁路这些“洋玩意儿”，中国人一开始总是难以接受。二次鸦片战争后，各国纷纷要求在沿海港口铺设电线，都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和阻挠。而大北电报公司却无视了清廷与英使谈妥的“只许铺设海底电缆”的协议，将水线引入了上海租界的报房。就这样，大北电报公司的上海支部于1871年4月18日开业，收发沪港两地公众电报，1882年又开通了电话业务。当时，大北电报公司与英商大东电报公司签订协议，规定上海以北归大北电报公司经营，香港至上海之间由双方共同经营。大北电报公司、大东电报公司和美商太平洋电报公司，在当年的上海滩上三足鼎立，控制着中国的通讯命脉。
因为对清廷没有足够的信心，大北电报公司起先所制定的方针是短期观望，因此，上海支部就一直是租房经营。1891年，旗昌洋行宣布停业，外滩七号的土地所有权由中国政府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购入，大北电报局的租客身份依然保持不变。直到建筑的陈旧设施无法满足大北电报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才于1906年在原址之上重新建造了外滩七号的新楼。
这栋新楼由英国通和洋行设计，采用砖混结构，有着法国晚期文艺复兴式的风格特征。建筑高四层，立面三段式划分，造型典雅，装饰有大量的希腊爱奥尼石柱。大楼的最大亮点，是一对法国巴洛克式的黑色穹顶，它们优雅地坐于顶端两侧，与白色的大山花形成鲜明对比。因为这座大楼在较长时期内为大北、大东和太平洋电报公司使用，也有一部分是北洋政府电报总局的上海电报局租用，因此被旧称为“电报大楼”。
大楼竣工后，过了15年，外滩七号的老租户大北电报公司在1922年迁往爱多亚路并另建了一幢新的大楼，也就是如今延安东路上的上海电信博物馆。而外滩七号的主人也先后换成原在外滩六号的中国通商银行和长江航运公司。上世纪末，外滩恢复金融街功能，泰国盘谷银行通过置换入驻，一直与外滩七号相伴至今。
除了大楼原貌被得以原汁原味的保留以外，如今，外滩七号的视觉焦点是门楣上一个深红色的大鹏鸟标志。这枚人身鸟翅的标志源于印度教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坐骑——迦楼罗，它同时也是泰国国徽的形象。泰王室常将此标志作为极高的荣誉颁赠给杰出的公司。由华人创办的盘谷银行，因对泰国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于1967年获赠了这枚鲜艳夺目的大鹏鸟。
在入驻外滩的首批外资金融机构里，盘谷银行也是唯一置换了整座临江大楼的外资银行。这种敢于“吃第一口螃蟹”的精神，和最早让中国“万水千山一线牵”的大北电报公司，倒是神奇地穿越了时空，交叠出了某种妙不可言的异曲同工。
盘谷银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国并没有任何战事发生，加上天然资源丰富，推动泰国的出口贸易，国内经济趋向正面。1942年，泰国加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继而开始向同盟国宣战，泰政府依例没收敌盟国人民在泰国的财产，包括由盟国成立的外资银行，当时除了日资银行继续营业外，所有外资银行都已停业。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宣布投降、泰国政府改组，并发还原没收的在泰的外资银行的资产，并于1945年底至1946年初陆续恢复营业，使国内注册的泰国银行面临竞争，但是盘谷银行凭著良好的经营策略以及优质的服务，所以开业后业务已经相当可观，客户亦不断增加。
盘谷银行深谙海外华侨贸易社区的重要地位，自创业之初，就与东南亚地区的华商建有密切联系，一直以来积极开展并促进在华业务。 随着银行的日益发展壮大，盘谷银行的经营方针正在逐步向区域性银行转移，在此情况下，其与华人商业社区所营建的紧密关系对于开拓中国以及亚洲周边市场就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作为泰国银行业的巨擎，盘谷银行通过其在中国的网络积极响应中国市场需要，推动中泰两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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